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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罗蒂的自由主义探索

时间:2023-12-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把这样一种反基础主义归结于罗尔斯,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十足的对于后者的政治自由主义精神的误解。罗蒂的观点是,对于罗尔斯理论的社群主义批评体现为所有这三个主张的某种变体。

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罗蒂的自由主义探索

第八章 罗蒂:无基础的自由主义

在一篇题为《民主对于哲学的优先性》(The Priority of Democracy to Philosophy)的论文和一本题为《偶然、反语与一致》(Contingency,Irony and Solidarity)的书中,罗蒂展现了一种反基础主义形式的自由主义,把它归结于新罗尔斯主义并且为它辩护以反对社群主义。把这样一种反基础主义归结于罗尔斯,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十足的对于后者的政治自由主义精神的误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编试图证明的那样,罗尔斯决定在他建构理论的过程中把他自己限制在隐含于当代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共享的公共政治文化中的那些理念与价值,是由他对于公共的正当性价值的承诺而促使的,这表明了他对于这样一种社会的价值的认可,在这个社会里,国家对自由平等公民使用强制性权力的正当性,可以根据他们所有人接受的价值来向每一个人以及任何一个公民辩解。罗蒂对于罗尔斯的结论表示热情的赞同,不过促使他的却是有关反对追求任何其他策略的根本意义上的哲学论证;因为根据他的观点,任何人如果认为隐含于我们公共政治文化中的自由主义价值与理念可能需要或者可以令人信服地具有独立的支撑,都是某些哲学混乱的过错。简言之,罗尔斯转向公共政治文化是某种自我否定行为,其动力是某种特别的自由主义价值承诺,罗蒂的观点是一种对于任何为价值与观念体系提供理性基础的企图的普遍的哲学仇视的政治体现。

然而,罗蒂过高估计了他与新罗尔斯之间的血缘关系这一真正事实意味着(如我们在本编导言中所提到的那样),他似乎能够通过提供一个避免了我们在第7章中所提到的那些困难的新版本,支持罗尔斯对于一种纯粹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承诺。的确,在没有考察这一思想流派在当代最卓越和最有煽动性的代表的本质与生命力之前,便断言他表述一种停留在表面上的政治理论的一般策略注定失败是有些鲁莽。无论罗蒂与罗尔斯关系的真实本质如何,他对于社群主义的批评与我们本书的目的都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他有特色和富有争议的有关把政治理论建构限制于公共文化领域的理由,体现在那一批评之中,所以,我们在本章将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他的批评。

实际上,罗蒂试图通过批评三个被一般认为不能或者不应该评论的三个理由,来证明他所提议的有关政治推理限制的正当性。那三个考虑是:

1.所有政治理论都具有提出那些在公共政治文化中无法发现的问题和理念的哲学或者形而上学基础的信念

2.仅仅通过援用围绕一个政治体系生长起来的那种政治价值来证明这个政治体系的正当性,而完全回避反对那些既拒绝这一政治体系也拒绝其支持性文化的那些人的问题实质的信念。(www.xing528.com)

3.证明体现在公共政治文化中的某些价值与理念的有效性,需要断定它们(以及它们赖以依存的任何哲学理论)是否符合那一文化的客观现实的信念。

罗蒂的观点是,对于罗尔斯理论的社群主义批评体现为所有这三个主张的某种变体。这一观念似乎初看起来很有道理:因为如我们所见,大多数社群主义批评的焦点并不是更多地集中于罗尔斯的实质性理论,而是集中于作为那一理论基础的据称是更为价值中立的人的观念,因此,似乎理所当然的是,政治理论拥有或者必须拥有形而上学的基础,而且它们必须相应地承诺,把这一基本观念辩护为正确的或者有效的人的观念。

然而,根据罗蒂的观点,这三个主张的任何一个变体都是不一致的。自我理论并不是政治理论的价值中立基础,而是(一种不同言谈模式下的)那种政治理论所浸透的完全相同的价值承诺的另一种叙述方式;同样,因为对它们的援用对于那种政治理论的合理信用或者合理性毫无补益,我们也就无需(作为政治理论家)为了陈述这种哲学言谈可能提出的诸多问题而超越公共政治文化的界限。此外,这种理论所体现的价值与人的观念的正当性,必须在不回避反对那些没有分享这种价值与观念的人们的问题实质而得到证明的想法,也是一种哲学的混乱。那种它们必须根据与它们相应的客观现实加以证明的想法也是如此。这三个假设因此也没有提供任何理由说,自由主义者认为,为了证明他们的理论、制度与文化的正当性,他们必须利用超出它所以构成的那些价值与观念资源。相反,隐含于自由民主社会公共政治文化中的那些资源,对于证明自由主义制度的正当性来说,似乎都是可靠的,因此也一定都是必要的。如罗蒂所指出的那样:“……显然[自由民主制度]不需要用比创造了那些制度的特定历史共同体的道德直觉更为特别的任何东西来度量”。因此,在事实上,自由主义无需反驳任何其批评是如此尖锐以至于对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道德直觉提出质疑的批评家;或者,如罗蒂喜欢用警句表达的那样,恰当不过的是,“……我们这些启蒙时代的继承人认为像诺齐克或者罗亚拉(Loyola)这样一些自由民主的敌人,用罗尔斯的话说,就是‘疯子”。

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们将试图通过追问,是否罗蒂的论证确实允许他无视诺齐克、罗亚拉(或者社群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批评,评估这种由哲学驱动的公共政治文化转向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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