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日本国民铸造-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

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笔者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的基础之上的：第一，日本是亚洲地区国民国家建设方面的成功国家；第二，近代国民的铸造既是国民国家建设的基础，也是国民国家形成的基本内容。日本在近代国家转型潮流中，最早也最有效率地铸就了近代国民，这是其国家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应该说，这两个前提并非学术界的共识性结论。其原因除学术本身即是异见的表达之外，大致有二：第一，国民国家的理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成为政治学领域重要的分析框架。如前所述，西方学者偏重于采用现代化的理论，而国内学术界则往往将目光集中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天皇制等问题上，虽有学者进行了政治制度分析，但也只重在说明制度缺陷是如何导致近代军国主义的。第二，如前所述，“国民”究竟指的是“国家的成员”，还是指的“人民”，抑或指的“民族”，每个研究者的含义不一 ，因此结论也迥然不同。“国民”究竟是一个在怎样的语境下使用的词语，内涵应是什么，并未得到澄清，以致难有共识。

即或如此，从已有的有影响之观点来看，笔者认为，上述前提仍是可以成立的。原因是：

第一，这些观点都肯定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成功实现了近代化。艾森斯塔特就指出，日本明治维新开创了历史上的现代时期，构成了日本现代化模式的主要轮廓。日本不仅是完全且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而且是以与西方根本不同的方式来组织生活的。^注16布莱克则认为，日本在1870年以后的第一个二十年从封建割据的分散的王国发展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虽然这些新的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所采取的形式是危险的和不稳定的，但到了1941年，当代政治秩序的所有主要因素在日本都已存在。因此明治维新是“革命性的”。^注17诺曼（E. Herbert Norman）也指出，日本一举从封建制度跃入了资本主义，建立了现代国家。^注18而丸山真男则赞叹，在19世纪，只有日本没有被殖民的命运所压倒，而是自主地打开了局面。他评价明治维新是排除了国民与国家政治秩序之间的障碍、打开民族主义发展轨道的划时代变革。其著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即是着眼于“何故日本成功地建立起了东方最初的现代国家”这一问题、以中国为潜在比较对象而从思想史进行分析的成果。^注19富永健一认为，从古代化出发的明治国家逐渐在制度上实现了“现代化”，问题只在于支持这种国家制度的是何种精神。^注20部分日本学者则直接称明治后的国家为“近代国家”。在中国近年的日本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倾向于以现代化、民主化、宪政以及大众社会的观点来分析日本政治和社会。^注21(https://www.xing528.com)

这些观点都承认转型后日本政治社会的“近代性”或“资本主义性质”，都认为日本是因最早接纳了现代性而成长起来的现代国家。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国民国家”的概念，但对近代性和现代化所作的“中央集权”、“君主立宪”、“宪政制衡”、“官僚制”、“民主化”等解释，均属于近代国民国家范畴的含义（关于近代国民国家的含义和特点，笔者将在后面详加阐述）。承认日本的近代化，实际上便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其国民国家的建设卓有成效。即在如何形成“新日本”的问题上，日本领导人实现了根本性变革，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具有了近代国民国家典型的外在特征。这在学术界并无严重分歧。

第二，20世纪90年代之后逐步兴起的国民国家论者，大部分都认为日本是国民国家建设的成功者。以理论上有代表性的西川长夫为例，他指出，由于日本领导人紧紧地抓住了形成国民国家这一任务，引进统治装置和国家装置，因此使得国民国家的形成进行得比较顺利，明治维新处于非西欧世界国民国家形成的起点。^注22安丸良夫对日本近代国民的形成予以充分肯定，他精妙地描写了“天皇”是怎样被作为统合的象征得以创造出来的，而多木浩二和藤谷等人则分析了其向民众渗透的过程，指出被视觉化的天皇之存在具有重大意义。^注23 龟井胜一郎也明确指出，日本在名和实上都具有独立国家统治力的只有明治时代；日本均一性的原型，是在天皇制下确立的，它对明治以后国民性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注24信夫清三郎通过理性分析后认为，明治政府以确立天皇制和形成臣民的方式解决了国家建设和形成国民这一双重课题；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最终统一了日本的国民。^注25而美国学者戈登也高度评价日本成为欧美地区之外唯一的立宪民族国家，在当时的非西方地区中，日本是第一个及唯一一个能成功跨越工业革命的国家。^注26

第三，从日本最后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政治实践来看，这种适应国家时代需要而产生的“新日本人”即所谓“国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迄今为止存在着较大争议。笔者采纳了目前“国民国家论”中西川长夫、安丸良夫等人的研究观点和立场作为前提，即最早、最有效率地建构了近代国民，是日本近代国民国家成功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国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如后面将详细介绍到的，一是国家意识，即“民族”特质；二是权利意识和自我意识，即“公民”特质。首要的是民族特质，其次是权利意识，二者不可偏废，但两者之间亦存在先后轻重的问题。民族特质即国家意识的具备是近代国民的核心。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民族特质的成功塑造往往是决定国民国家建设成功的重要环节。西川和安丸等人的“国民”重在“民族”含义，与笔者所持含义有部分相同。但对于“国民”的其他含义，笔者则和他们有不同意见。澄清和界定“国民”等概念，正是本书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