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郎的禅宗修养全解析

袁宏道，字中郎，与兄伯修（宗道）、弟小修（中道）在文学上反对复古、抒写性灵，时人称之为「公安派」（他们是湖北公安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袁中郎兄弟三人禅学修养很深，他们的文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禅学修养。

袁中郎生活的时代，是明末“四大高僧”“中兴”佛教的时代，也是泰州学派传人李贽、管志道、潘士藻、陶望龄、焦竑诸学者活跃的时代。袁中郎受他们的熏陶，于禅学深有所好，决非偶然。禅僧紫柏真可在当时思想界与李贽并称为“两大教主”，他广交文人士大夫，与袁中郎堪称至交。李贽与禅学关系甚深，可谓禅宗思想的狂热信徒，曾住寺院20年参禅学佛，中郎一生以弟子礼事他，受他影响最深。泰州学派传人多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既谈儒、又说禅，依违于两者之间，中郎与他们或居朋友之位或处师友之间，自然互相激发，于禅学大有裨益。

袁中郎曾登过科第，做过县令，因见人世污浊，不屑与一般俗吏为伍，便产生消极颓唐思想，乃舍去官位，与其兄伯修阅读内典，在禅学上狠下工夫。在得到李贽印可后，中郎更欲有所建树，便于城中置地300亩，中间筑长堤数条，四周植垂柳万株，号曰“柳浪”。从此朝夕参究，不问世事。后来虽又几度不得已而就官，但都以种种理由竭力辞去。

袁中郎的禅学修养究竟如何？据他自己说：“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劲敌，唯李宏甫（贽）先生一人。其他精炼衲子、久参禅伯，败于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与张幼于书》）其自负得意之情跃然纸上。试看他对禅的认识：“禅者，定也，又禅代不息之义，如春之禅而为秋，昼之禅而为夜，是也。既谓之禅，则迁流无已，变幻不常，安有定辙？而学禅又安有定法可守哉？且夫禅固不必退也，然亦何必于进？”“夫进退，事也；非进退，理也。即进退，非进退，事理无碍也；进不碍退，退不碍进，事事无碍也。”（《与曹鲁川书》）这是建立在华严“圆融无碍”学说背景上的禅学，大意是说参禅不必拘泥于形迹，当有自己独创之见。以此出发，他反对当时一般禅者或把坐禅看做功夫，或终日在话头上琢磨，或用似是而非的机锋惊骇世人的做法。他提出：“世岂有参得明白的禅？若禅可参得明白，则现今目视耳听，发竖眉横，皆可参得明白矣。须知发不以不参而不竖，眉不以不参而不横，则禅不以不参而不明，明矣。”（《答陶石篑编修》）这确实可说是一种独到见解。他又以为，禅宗历来以慧能“本来无一物”与神秀“时时勤拂拭”之差别而分顿渐、优劣，这实在是“下劣凡夫之见”。这也是不苟同于时俗的看法。此外，他也不满于时下儒禅相滥的现象，认为近代之禅所以有此弊端，始则王阳明以儒滥禅，后则士大夫以禅滥儒，其结果“不独禅不成禅，而儒也不成儒”。(www.xing528.com)

尽管袁中郎对禅学十分自负，但他的禅也并不纯粹，处处透露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感情。其兄伯修对此看得十分清楚，说：“石头居士（中郎）少志参禅，根性猛利，十年之内，洞有所入，机锋迅利，语言圆转，自谓了悟，无所事事。虽世情减少，不入尘劳，然嘲风弄月，登山玩水，流连文酒之场，沉酣骚雅之业，懒慢疏狂，未免纵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脱。”（序《西方合论》）在中郎内心深处，充满着深刻矛盾。对于时事的日非，虽深怀忧愤，却也无可奈何；虽一意于参禅学佛，却又不愿放弃世俗的生活。儒佛的结合，使中郎思想表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一方面他反对儒禅混滥，另一方面他所实践的正是儒禅的融合。如此而欲求得解脱，又怎么有可能呢？

明代 徐贲《峰下醉吟图》

描绘的是一处幽静的山水胜景。该画笔墨润雅，山石作披麻皴，皴擦并用，亭台、茅舍用线横直、长短富于变化。画上题识“蜀山徐贲为易道禅师写赠”，并题七言古诗一首：“莲花峰下简禅师，半醉狂吟索赋诗，榻上诸僧禅定后，水边高阁莫钟时，不堪雨柳萦春梦，且看书灯照夜棋。苦羡云栖松上鹤，吾生漂泊竟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