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的德与智：《菊与刀大全集》

第四章　论国民的德与智（上）

前章曾说过，文明就是人类德智进步的状态。那么，德智兼备的人是否可以称作文明人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至于他所居住的国家是否可以叫做文明国家就不一定了。文明应当从全国情况来考察，而不能仅从个人来论定。现在西方各国虽然被称为文明国家，亚洲各国被称为半开化国家，但若只就两三个人而言，西方也有愚顽守旧之人，亚洲也有德智兼备的英杰。然而，之所以说西方是文明的，亚洲是半开化的，是因为在西方蠢人未能施展其愚顽，而亚洲的英杰得不到发挥其德智的机会。为什么他们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呢？原因不在于个人的智愚，而是由于受到全国风气的束缚。所以，要想知晓一国的文明，就必须首先考察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这个风气也是全国人民德智的反映。这个反映，有进有退，有增有减，进退增减恰如全国机能的动力一般，变动不居。因此，一旦找到社会风气之所在，则全国事物无不了然，而考察和分析其利害得失，则如同探囊取物。

我所说的风气不是一个人的风气，而是举国上下的风气，所以若就一件事情来考察，就不可能得到事情的真相，即或有所收获，也总会参差不齐。譬如，要测量一个国家的山河，必须分别测量分布在这个国内的山河面积，求出总和，然后或称之为山国，或称之为泽国，不能因为有极少数的大山大河，就断然把它叫做山国或泽国。因此，如果要了解全国人民的风气，探讨国人的德智情况，就必须从其全体活动所表现于社会上的全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这种德智，不是个人的德智，而是国家的德智，这是指全国人民德智的总量而言。既知其总量的多寡，也就不难了解它进退增减的情况，明确它的发展方向了。德智的发展，犹如大风，又似河流，大风从北向南吹，河水从西向东流，如果从高处眺望，它的方向和缓急可以一目了然；但在室内，则好像无风，只看河堤，水好像不动，假如遇到障碍物，水流也可能完全改变方向，变成逆流，但这种逆流是障碍物造成的，只看局部的逆流，就很难判断河流的方向了。因此，观察事物必须高瞻远瞩。经济论里说：致富的基础，在于诚实、努力、节约三个条件。如果现在比较西方商人与日本商人的经营情况，可以发现日本商人不见得不诚实、懒惰，而节俭朴素之风更不是西方商人所能匹及的。但如果从一个国家总体的商业状况来看，日本就远不如西方各国了。又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之称，这句话似乎是中国人的自我炫耀，但是如果没有其实，也就不会有其名。古代的中国，确有礼义君子之道，而且也有不少事情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即使是在今天，仍然有不少这样的人物。不过从整个中国的情况看来，杀人盗窃的违法犯罪事件层出不穷，法律虽然极其严酷，但犯罪人数并未因此而减少。其人情风俗的卑鄙低贱，可以说彻底暴露了亚洲国家的陋俗。因此，中国不应该称为礼仪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之人所居住的国家。

人的思想动态可以说是千变万化，昼夜不同，朝夕不一。今天的君子可能变为明日的小人，今年的敌人也可能变为明年的朋友。变化既不可思议，也无法揣摩，愈出愈奇，如幻如魔。人心不可忖度，确实言之有理，即使是父子夫妻，也不能互相推测对方的心理变化。正所谓“今吾非故吾”，恰如晴雨的不可预测一样，有时甚至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变化。在古代日本有一个叫木下藤吉的人，曾偷窃主人六两黄金而在外潜逃。后来他用这六两黄金作为投靠武门的资本，成为织田信长的部属，日益显贵。因为仰慕丹羽柴田的名望，他改名为羽柴秀吉，做了织田信长属下的队长。经过无数的挫折后，他终于统一了日本全国，并以丰臣太合的名义掌握了大权。直到现在，一提起他来，没有人不称赞他的丰功伟绩。但是，当年藤吉窃取六两黄金潜逃时，怎么会有统一日本全国的志向呢？况且在他投靠织田后，也不过是因仰慕丹羽柴田的声望而改了姓名，他志向的渺小可想而知。对他来说，窃取主人的黄金而未被逮捕已经是万幸了，当上了织田信长的队长更是喜出望外的事。后来经过几年的成败浮沉，他终于统一了日本全国，这绝对是意外的幸运。当他身为太合，如果回顾当年窃取六两黄金的勾当，以及后来多次的偶然成功，一定会产生一种如梦如幻的心情。后来的学者在评论他的时候，总是引用他做了丰臣太合以后的言行来论证他一生的为人，因此造成了很大的误解。藤吉也罢，羽柴也罢，丰臣太合也罢，只不过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阶段。身为藤吉时，他有藤吉的思想；身为羽柴时，他有羽柴的思想；身为太合时，他自然又有太合的思想。他的思想动态可以分为始、中、末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各不相同。如果再细化，他一生的思想动态可以分成一千个甚至一万个阶段，同样也是千变万化的。古今学者不明白这个道理，在评论人物的时候，总是千篇一律地说某人幼有大志，某人三岁出此奇言，某人五岁有此奇行，有的学者甚至将其生前吉兆或梦兆作为言行录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糊涂之至。（在一些所谓的正史里有这样的记载：丰臣太合的母亲梦见太阳入怀而怀孕，后醍醐帝因梦见楠木而得楠氏，又说汉高祖因得龙瑞而生，其貌似龙等等。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中，这样的荒诞之说不胜枚举。学者提倡这种怪论，自欺欺人，真是可怜！由于无原则的仰慕，盲目崇拜古人，人死之后，在追述他的生前事业时，故意捏造种种奇迹以耸人视听。）由于人与人之间天赋和教育的不同，其志向自然有差异，每个人的志向大体上都有一定的方向，志向高大的人憧憬高尚的事业，志向低微的人只想做细小的事情。但是，有大志的人未必能成大业，成大业的人也未必从小就能预见日后的成功。即使大体上决定了志向，但进退变化是永无穷尽的，他的意图和事业随时都会变化进退，一次偶然的时机也有成就大业的可能。希望学者不要误解此意。

那么以上的论述是否说明人的思想变化无法观察呢？是否说明人的思想活动完全是出于偶然而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呢？绝对不是这样！研究文明的学者自有观察这个变化的方法。如果依照这个方法去探求，不但可以知道思想的变化确有一定的规律，而且这个规律就如同看物体的方圆和读刻板上的文字一样明确，无法曲解。然而这个方法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把人民群众的思想当做一个整体，进行长期广泛的比较，然后再去观察它在各种事迹上所表现出来的情况。譬如天气，不能以朝晴而预测夕雨，在几十日中预测有几日晴几日下雨的规律不是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事。但倘若平均计算一下一年中晴雨的天数，便可以知道晴天是多于雨天的。如果把这个计算方法从一个地方扩展到一州或一国时，计算晴雨的天数就更加精确了。如果把这个计算方法扩展到全世界，并且把前数十年和后数十年的晴雨天数都统计一下加以比较，则前后的差异必然很小。如果能把这种统计比较扩展到一百年或一千年，其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的思想动态也是如此，单就一人一家来看是不能发现它的规律的，但如果扩展到全国来考察，这个规律就像求晴雨的平均日数一样精确了。某一国家在某一个时代，它的德智趋向于哪个方面，发展到哪种程度，或者遇到某种障碍后退到某种程度，都像观察有形物体的进退方向一样一目了然。英国作家勃库尔著的《英国文明史》中说：“如果把一国人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会惊奇地发现它的动态是有一定规律的。例如，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若单从一个人身上来看，是看不出犯罪的活动规律的，但是，如果国家的情况没有改变，每年的罪犯人数是差别不大的。例如，杀人犯多数是由于一时的冲动造成的。就个人来说，谁能预先考虑到要在某年的某月某日杀害某某人呢？然而根据法国的统计，杀人犯的人数不但每年相近，并且连杀人凶器也差别不大。更奇怪的是自杀，自杀本来不是别人可以强迫、劝说或引诱的，而是完全出于自愿的，所以，自杀的数目不可能会有什么规律。但是从1846年到1850年间，每年伦敦的自杀人数，多则二百六十六人，少则二百一十三人，平均二百四十人，几乎成了一个固定的数目。”现在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例如在商业活动上，卖主不能强迫买主购买，买与不买完全是由买主决定的，但是，卖主在进货之前会考察市场的需要情况，所以能做到不积压商品。米麦布匹等物不会腐烂，即使进货多了一些，也不会立刻受到损失。但在夏天采购鱼肉或日本点心的时候，如果早晨购进的东西当天不能卖出，就会立刻受到损失。但是，实际上你如果到东京的糕点铺去买点心，就会发现那里整天在卖的蒸糕，一到傍晚便会售完，从未听到有剩下变坏的。糕点供应适宜，仿佛卖主和买主预先约定好了一样。在傍晚购买点心的人，好像不管自己是否需要，唯恐糕点铺有货卖不完似的，这不是怪事吗？如果问问每个家庭在一年内究竟吃几次这类点心，在哪个铺子买，买多少，恐怕谁也回答不出来。因此，不能只从一个人身上去考察吃这类点心的人的思想动态，而应把全市的人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唯有这样才能知道想吃这类点心的人的思想动态律，并且准确地掌握其动向。

因此，对于天下的形势，不可只就一事一物加以臆断，必须广泛全面地观察事物的动态，考察事物的实际情况，然后互相比较，否则不能获得真实的情况。这种广泛地研究实际情况的方法，西方人叫做统计学。统计学的方法对研究人类的事业、衡量其利弊得失是不可缺少的。据说，近来西方学者运用这个方法研究事物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如果将社会上有关土地人口的数目、物价工资的浮动、婚姻、出生、疾病、死亡等数字都统计出来制成表格，进行对照比较，有时即使是无从探索的社会问题，也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例如，在英国，通过统计发现，每年结婚的人数随着粮食价格的升降而有所增减：粮价上升，结婚人数减少；粮价下降，结婚人数就增多，无一例外。在日本，由于还没有人编制这种统计表格，所以这种情况还无从知晓，但是婚姻的数字也应该是随着米麦价格的升降而增减的。男婚女嫁本是人生大事，所以人们极为重视，从不草率行事，男女双方各有好恶，身份贫富也不同，还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外还要考虑种种条件，只有双方都认为合适才能成婚。这不能不说婚姻是偶然的巧合了，它的确是一件不期而遇的事情，因此被人们称为奇缘，甚至有月下老人撮合姻缘的神话。但从实际来看，婚姻绝非出于偶然，它既不是出于当事人的心愿，也不是听于父母之命，媒妁虽能巧辩，神灵虽能撮合，但他们对于社会上一般的婚姻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只有米价是社会上最有决定力的东西。

按照这个原则研究事物，对于探索事物的动态将有很大帮助。本来，事物的动态有自身的原因，而且又分为近因和远因两种，近因易见，远因难辨。近因的种类较多，而远因的种类却较少。近因容易混淆视听，而远因具有稳定性，因此，寻求原因的关键在于从近因逐渐溯及远因，追溯得越远，原因的种类就越少，并且可以用一种原因解释几种动态。例如使水沸腾的是火焰，使人呼吸的是空气，所以火焰是沸腾的原因，空气是呼吸的原因，但只查明这些还不够。原来，木柴之所以能燃烧，是由于它所含的碳和空气里的氧气互相化合而发热；人之所以能呼吸，是由于吸进的空气里的氧气在肺里与血液中过剩的碳相化合，然后又呼出。所以木柴和空气只是近因，氧气才是远因。水的沸腾和人的呼吸，两者的作用既不相同，近因也就不同，因此必须再进一步求得远因的氧气，才能把沸腾的作用和呼吸的作用归纳于同一的原因，得出正确的结论。乍看上去，社会上的婚姻多寡的问题好像由当事人的意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其他各种条件而决定的，但实际上这些近因不但不能说明其真实情况，反而会混淆视听。因此，必须舍弃这些近因，进一步寻求远因，在了解到粮食价格的变化之后，才会发现制约婚姻多寡的真正原因，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规律。

再举一例来说明，例如有一个酒鬼坠马伤腰，导致半身不遂。如果要治疗这个病症，是否就应当由于是坠马而在腰部贴上膏药，完全按照跌打损伤的方法来治疗呢？如果有医生这样治，他一定是个庸医。本来，坠马只不过是患病的近因，本质原因在于他多年饮酒引起了脊髓衰弱，在病症将要发作时恰好从马上跌下来，震动了全身，因此才发病成了半身不遂。要治疗这个病症，只有先戒酒，使致病的远因即衰弱的脊髓得以恢复。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会明了这种病源，治疗起来也就不在话下了。但是，讨论社会文明的学者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多如同庸医之流，只知迷惑于耳闻目见的现象，不知寻求事物的远因。像这样的人也要标奇立异，妄图做大事，那简直是瞎胡闹。这种人真是可怜如果他们流行于社会，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www.xing528.com)

世界上的文明既然在于一国人民德智的反映，因此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也是和人民的德智分不开的，不是两三人就能完成的，全国的形势不是主观想象所能控制的。下面再举例说明这个道理。本来在讲理论时，大量引用历史文献，文章冗长，难免使读者生厌，但根据历史来谈论事理，犹如吃苦药时掺点糖能够适口一样。初学者要理解无形的理论比较困难，如果在理论中掺杂些历史事例，那他就能理解得快些。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中，自古以来英雄豪杰，得志的极少，多数是在唏嘘叹息中度过了一生，以至于后世的学者无不为他们的遭遇而惋惜。孔孟终生怀才不遇，菅原道真之被谪于筑紫，楠木正成战死在凑川等等，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因此古今都把成功于一世的人称为“千载奇遇”，说明了遇时之难。那么，所谓“时”指的是什么呢？是否意味着周朝诸侯如果能任用孔孟施政，天下必然大治，而没有重用他，就是诸侯的罪过呢？道真的远谪，正成的战死，难道也是藤原氏和后醍醐天皇的错误吗？如果说“不遇时”就是两三个人的“心意”没有达成，那么所谓的“时”难道就是两三个人的心意吗？假使周朝诸侯能够重用孔孟，后醍醐天皇当初听从楠氏的献策，果然就能像如今学者所说的那样，成就千载一遇的大业吗？所谓的“时”，真的和两三个人的愿望一样吗？所谓“不遇时”，就是指英雄豪杰的愿望不被国君所赏识吗？依我看来，完全不是这样。孔孟未被任用不是周朝诸侯不够明智，而是另有使诸侯不能任用他的原因；楠氏之战死，不是后醍醐天皇昏庸，而是另有使楠氏陷于死地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时势”，就是当时人民的“风气”，也就是当时人民普遍的“德智”水平。天下的形势就好像航海的轮船，执掌大权的人就好像航海人员，假如一艘载重量一千吨的轮船装有五百马力的蒸汽机，每小时航行五海里，十天就可以航行一千二百海里，这就是轮船的航速。任何航海人员，用任何方法，也不能把五百马力提高到五百五十马力，也无法把一千二百海里的航程缩短为九天，航海人员的职责就是在机器正常运转的条件下正常地驾驶轮船。假如一次航行用了十五天，第二次只用了十天，这并不是由于第二次的技巧有多高明，而是由于第一次的航海人员妨碍了蒸汽机的正常工作。人的操作是差别很大的，同是驾驶一只轮船，有的人用十五天完成航程，有的人用二十天，甚至还有人完全不能开动轮船。但是，无论人多么聪明，也决不能使机器超出它的能力范围。社会上的治乱兴衰也是如此，如果想改变大势，仅凭两三个人掌权来支配全国人心的趋向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何况违背民意强使天下人顺从自己呢？就犹如陆地行舟，寸步难行。古往今来大凡成大事业的英雄豪杰，并不是以他的智慧提高了人民的德智，而是顺应了人民德智的进步罢了。今天的商人，不论是夏天卖冰，冬天卖煤，完全是顺应了一般人的意愿。如果有人在冬天卖冰、夏天卖煤，那绝对是个愚人了。真正的英雄豪杰不是这样的。如果有人在风雪的严冬卖冰但没有人买，他就归罪于不买的人而大发牢骚，这真是太没有头脑了。如果是英雄豪杰，在冰卖不出去的情况下，就会把它贮藏起来，等到夏天再卖，而在等待期间大力宣传冰的作用，使人们普遍知道他那里有冰。假使某种东西真的有用，只要时机一到，一定会销售一空。倘若因缺乏真正的功用而根本没有卖掉的可能，就应当坚决地停止。

在周朝末年，天下人都不满于王室礼法的束缚，随着束缚的减弱，诸侯背叛了天子，大夫挟制了诸侯，甚至陪臣执掌了国家政权，天下四分五裂。这时，封建贵族战乱不断，没有人再仰慕唐虞禅让之风，天下人只知有贵族而不知有平民百姓。所以，谁能帮助弱小的贵族与强大的势力抗衡，谁就能顺应民心，执掌权力，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就是这样成就的。在这个时期，唯独孔子主张尧舜的风尚，提倡以德治天下，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孔子的志向远远不如管仲之辈能顺应时势，至于孟子，情况就越发困难了。当时的封建贵族已经逐渐趋于统一，形成了强吞弱、大灭小的兼并局面，锄强扶弱的策略已经行不通。当时，苏秦、张仪之辈，奔走四方，纵横捭阖，忙碌于合纵连横的战争之间。贵族们只顾集全国的力量以应付战争，谋求君主一己的安全而已，怎么会有余力去关怀人民、采纳孟子“五亩之宅”的思想呢？当时即使有贤明的君主听从孟子的主张，施行仁政，恐怕也将导致政治崩溃而危及自身的。例如，滕国介于齐楚两大国之间，孟子也无良策，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绝不是偏袒管仲苏张而排斥孔孟之道，只是慨叹两位大师没有认清时势，试图以他们的学问来左右当时的政治，不仅遭受冷遇，而且对后世也无益处。孔孟都是伟大学者、古往今来罕见的思想家，如果他们能够以真知灼见来摆脱当时的政治羁绊，讲解人类的本分，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开辟一个新的局面，那么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然而，他们终身被限制在自己的理论之内，始终未能迈出一步，因此，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掺杂了大量的政论，贬低了哲学的价值。尊奉孔孟的人，即使是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也等于纸上谈兵，毫无用处，这难道不是悲哀吗？如果这种学说普遍盛行于天下，人人都要成为统治者的话，那么，政府去统治谁呢？有的人把人民划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妄图统治愚民，参政的念头非常急切，但终因求之不得而招来讥诮，这是何等的悲哀！至于如果他们的学说在政治上得以实施，我认为也会产生很大的弊病。本来，孔孟的学说，是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讲究正心修身的伦常，所以也可以称为伦理学。道德是纯洁的，不应该被轻视。对于个人来说，道德的功能是极大的。但是，道德只是存在于个人的内部，与外界事物并不发生接触。如果在人事单纯的未开化的社会里，它对维持人民的秩序是非常有用的。但随着民智的不断开化，它的功效必然逐渐丧失。假使现在还有人想用感情来统御人民，以内在的无形道德控制外在有形的政治，用古老的方法处理现代的事务，简直糊涂至极！这种不考虑时间和地点的想法，恰似陆地行舟、盛夏裹棉一般，根本行不通。千百年来的事实证明，从没有过由于施行孔孟之道而实现天下大治的现象。因此，孔孟未被重用，并不是诸侯之过，而是时势使然；在后世未能实行，也不是孔孟之道的错误，而是时间和地点不合适。周朝末年不是适合孔孟之道的时代，所以孔孟也难以有所作为；在后世，孔孟之道也未能适用于政治。理论家的学说（哲学）和政治家的事业（政治）有很大的区别，后世的学者切不可武断地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另有论述。

在日本，楠氏的死也是时势造成的。从保元、平治以前，日本王室政权就已旁落，军事大权完全操在源、平二氏之手，天下的武士尽归他们统领。源赖朝承袭父祖的遗业，起兵关东，无人敢与之抗衡。当时全国人民都畏服关东的威力，只知有源氏，不知有王室。后来北条氏执掌政权，仍能凭借源氏的余威保持镰仓的旧观。及至北条氏灭亡，足利氏兴起，也是依靠源氏。在北条、足利时代，虽然有一些武士曾以“勤王”名义兴兵举事，但其真正目的在于打击关东势力，获取个人功名。如果他们果然得志，必定会变成北条第二或足利第二。从天子的角度来看，不过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罢了，织田、丰臣、德川等的历史事迹正是最好的证明。自镰仓以来，大凡举事者，纷纷打着勤王的旗号，但成功之后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勤王的。所以，勤王只是举事的一个口号，并不是真正的意图，也没有成为事实。据史料记载，后醍醐天皇在灭北条氏以后，首赏足利尊氏之功，使其位列诸将之首，新田义贞次之，而楠木正成等真正勤王的功臣却置之不理，致使足利野心得逞，王室再度衰微。直到今天，学者在读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仍会痛恨尊氏的凶恶，叹息天皇的不明智。其实，这是不明时势的论调。当时，天下大权掌握在武人之手，而武人的根据地又在关东，消灭北条的是关东的武士，帮助天皇复辟的也是关东的武士。作为关东的名门，足利氏的威望一向很高，当时关西各族虽起义勤王，但若足利氏不改变态度，天子怎能复辟成功呢？事成之后，天子并非出于本意而将足利尊氏列为首功，只不过是顺应时势不得不敷衍足利氏的威名。从这件事上可以判断出当时的政治形势了，尊氏的权威并不是由于勤王而获得的，乃是足利氏一族固有的权威，因此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勤王之意，他所以勤王是为了推翻北条，对自己有利。北条被推翻以后，他不用勤王的名义也能保全自家的权威，这正是他反复无常和长期盘踞镰仓的原因。至于楠木正成则不然了，他出身于河内的一个贫寒家庭，用勤王的名义仅仅募集了数百兵丁，历尽千辛万苦才获得奇功。由于他威望不高，无法和关东的名将相提并论，在足利氏看来，他不过是自己的部属罢了。天皇并非不知正成的功劳，但也不能违背人心，将他列为首功。所以说，足利控制着王室，而王室驾驭着楠木正成。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从另一方面说，楠木正成正是由于勤王二字而起家的，因此，只有天下勤王的风气越盛，楠木正成的威望才会越高，否则，楠木正成必然会衰败下去。从首倡勤王的楠木正成不得不甘心居于尊氏之下，以及天皇的无可奈何中，可以想象到当时天下勤王的声势是非常微弱的。为什么会微弱呢？并非因为后醍醐天皇的不明智。试看保元、平治以来，不明不德的天皇举不胜举，即使后世的史学家用尽谄媚的笔法也不能掩饰他们的劣迹，如父子相残，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等。及至北条时代，情况更为严重，不单陪臣控制了天子的废立，甚至于各支王室也争相向陪臣进谗，互相倾轧，争夺王位。他们忙于争夺继承王位，无暇顾及国政，国家是非常混乱的。这时的天子，并不是统治天下的主人，而是屈服于武人威力下的傀儡。（例如伏见帝曾密谕北条贞时，诉说立龟山帝后代的种种不利，因而改立伏见帝的皇子为后伏见帝。但是，伏见帝的从兄后宇多天皇又向贞时请求，废黜了后伏见帝，改立后宇多帝的皇子为帝。）后醍醐天皇虽然不是圣明的君主，但与前几代皇帝相比，仍有可取之处，怎么能把王室的衰微归咎于他的身上呢？政权之所以脱离王室，并不是由于别人的抢夺，而是王室自己放弃了权柄，让别人捡了便宜。这就是为什么天下人只知有武人而不知有王室，只知有关东而不知有京师的原因。当时即使天皇圣明，有十个楠木正成这样的将军，面对积贫积弱的状况，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这绝不是人力所能扭转的。由此可见，足利氏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楠木氏的战死也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其必然的原因。楠木正成的死，不是由于后醍醐天皇的昏庸，而是时势使然，他不是败于尊氏而死，而是由于与时势为敌而败亡了。

英雄豪杰之所以怀才不遇，是因为没有顺应当时的一般风气，以至于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有的人获得了千载一遇的机会，成就了大业，其实只是恰好适应了时势，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罢了。美国能够在18世纪独立，既不是简单的四十八位勇士的创业，更不是华盛顿一人的功劳。四十八位勇士审时度势，把十三州人民所具有的独立精神力量凝聚起来，而华盛顿则在战场上有效地运用了这个力量。因此，美国的独立并不是千载一遇的奇迹。即使一时战败，但美国还会有四百八十位勇士、十个华盛顿出现的。总之，美国人民一定要实现独立的。四年前的普法战争也是这个道理，有人说，法国的失败是拿破仑三世的失策，普鲁士的胜利是首相俾斯麦的功勋。这是不对的。其胜败的原因并不是拿破仑和俾斯麦智愚悬殊，而在于当时的趋势。普鲁士人民团结一致因此强盛，法国党派分裂所以衰弱；俾斯麦顺应时势发挥了普鲁士人民的勇敢，而拿破仑则与法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失去了人心。如果现在让华盛顿做中国的皇帝，让惠灵顿做将军，率领中国军队同英国军队作战，即使中国拥有先进的军舰大炮，也最终会被英国的土枪和帆船打败。由此可见，战争的胜败，既不在于将帅，也不在于武器，而完全在于一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如果率领数万士兵作战失利，这与士兵无关，只能归咎于将帅的无能，他妨碍了士兵的行动，未能使士兵充分地发挥勇气。

如果日本政府现在把行政效率不高归咎于官员的无能而重新寻求有用人才，或者以人才不够为理由，聘请外国人当教师或当顾问，其试行的结果未必会对事务本身造成改变，行政效率依然不能提高。若单从行政效率不高来看，政府官员好像确实能力不够，聘请的外国人也好像都愚笨。其实，现在的政府官员都是国内的人才，而聘来的外国人也都是有用之才，那么，行政效率为什么总是提高不上去呢？原因是什么呢？每当实际实行政策时，总会有无可奈何的情况发生，这种情况是极难形容的，也就是“寡不敌众”，这也常常是政府失策的原因。政府官员并非不知失策，但由于官员势单力薄，群众舆论势强，实在无可奈何。这个舆论仿佛从天而降，其来源是无法找到的，但是它有足以左右一个政府的力量。因此，行政效率不高不单单是二三官员的罪过，而主要是群众舆论的过错，世人切不可武断地归咎于官员。古人认为国君的是非对错对国家最为重要，但我的观点却完全相反，我认为国家的要旨在于纠正群众舆论的错误。身为政府官员，由于亲自接触国事，忧国之情自然比较深切，纠正群众舆论的错误本是他们的职责，但有些官员并不是这样，他们不是一种舆论的一分子，就是迷惑于一种舆论，成了该舆论的同情者。这种人身居高位，本应忧国忧民，却做出了令人忧虑的事情。政府的失策往往在于自己颠覆了自己的政策，实际上都是这种人造成的。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如果对于这种情况无可奈何，那么就应该大力提携一切忧国之士，将官员和平民从迷惑中拯救出来，使群众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舆论的力量是无穷的，区区政府与小小的官员是无法撼动它的。政府本来就是随着舆论转移的，所以今天的学者不必责怪政府，而应该忧虑舆论的错误。

有人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按照本章的意思，天下的事物只能随着人心的趋向摇摆不定，世界的形势也犹如寒暑往来、草木的荣枯一般，让人无可奈何了。对于人民来说政府好像没有用处了，学者只是无用的废物，商人、工人也只有听其自然，没有应尽的义务，难道这就是文明进步的现象吗？绝对不是这样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文明既然是人类发展的规律，那么实现文明自然是人类的理想。在到达文明的过程中，必须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政府要维持社会秩序，实行有力的措施；学者应该追古溯今，策划未来；工商业者应该努力经营，增加国家财富，为文明的实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然，政府也必须有长远的计划，学者也应当有当前的职责。大多数的政府官员都出身于学者，他们的职责虽然相似，但因为有公私之别、职务之分，职务的性质也就应该有现在与未来之分了。假如国家一旦有事，首当其冲的便是政府的责任，但学者也应该在平时注意观察世界形势，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做好准备，或未雨绸缪，或防患于未然。个别学者不明此理，爱管闲事，到处奔走呼号，忘记了自己的本分，有的学者甚至受官方利用，妄图插手当前事务，结果，不但一无所成，反而自取其辱，愚昧至极！政府的作用好像外科手术，学者的理论好像养生方法，其效果虽有缓急快慢之分，但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和学者虽然说一个是为现在，一个是为未来，但是对国家都有其重大功用，不可或缺。最重要的是，政府和学者不可互相抵触，而必须互相鼓励、互助合作，共同为国家的文明进步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