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探究社会建设与政党领导

二、社会建设的社会资本含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的社会革命思维成功地转向了社会建设的思维。如果说，社会革命思维是为了打破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本结构，那么社会建设思维则更强调改造并利用传统社会资本结构，吸收世界共同的政治文明的成果，投资社会资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此，党的社会建设的思维经历了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例如，党在十二大提出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的思路，在十五大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个建设”的思路，党的十六大则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个建设”的新思想。这表明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逐步明确，其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反映了党对投资社会资本的重视。^[59]

作为执政党，它不仅要领导国家权力机构，同时也要领导社会力量，可以这样说，执政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因而，使用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党的社会建设便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使用社会资本理论可以解释社会核心价值、现代公民文化对于社会建设的积极意义。所谓社会核心价值即是对一个社会发挥根本性指导作用，影响社会成员行为取向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或价值目标，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从人性层面倡导普遍的社会公德;二是从社会层面倡导的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社会风尚;三是从国家层面倡导的爱国主义或时代精神;四是从政治层面倡导并宣扬执政者的执政理念与执政纲领。社会核心价值具有预测社会发展趋势、整合社会力量、调控非主流价值等功能，正是因为社会核心价值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任何国家都会有核心价值体系，即使在多元社会，也不是“排他性的多元”，民主、宽容和基准道德等是公认的价值标准。从以上四个方面看，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本身既是现代公民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一种社会资本。从投资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执政党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本国文化土壤入手，以批判的眼光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二是吸引人民群众参与，以包容的胸怀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三是放眼全世界，以开放的心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是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战略的思维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第二，使用社会资本理论可以解释党的基层组织在社会底层活跃的重要性。党的组织寓于群众之中，这是中共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法宝。成为执政党后，中共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自身的官僚化。受科层结构之累，执政党比革命党更容易脱离群众，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当前，必须充分认识到党群关系的改善有利于社会资本质量的改善。比如，党员可以通过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绩励人、以品德感人、以榜样示人，影响群众的行为，改善社会风气;党员的“联结点”作用，可以使群众之间形成普遍的合作和团队，一定程度上引导公民自我组织起来，形成社会“黏合剂”;党组织存在于群众之中，可以利用执政资源积极为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因此，当前及今后，党的组织建设应该抓好两个方面工作:一是抓好基层组织建设，二是对官僚制结构进行改革。基层支部由于存在于各种社会网络之中，口碑好，可以提升社会资本;对官僚制进行改革，可以尝试从组织结构网络化、扁平化入手，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第三，使用社会资本理论可以分析党领导民间组织的政治涵义。党要善于领导民间组织，提倡公民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国外的研究发现，公民自我组织程度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呈正相关关系。1991年，世界价值观调查(The 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公民自组织的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如公民参与民间组织的百分比在瑞典是85%，荷兰84%，美国71%，德国67%，而墨西哥则为36%，阿根廷24%，印度13%。^[60]民间组织尤其是志愿型组织本身既是社会资本的组成形式，也是提升一个地区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在我国，过去的经验已经表明，执政党并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解决存在于群众中方方面面的问题，许多问题必须依赖群众自己去解决。单靠群众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依赖群众性团体或组织去解决;过去的经验还表明，把民间组织“统”起来，通过共享执政资源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势必使民间组织腐化变质，最终由一个自我服务的群众组织变成保守、封闭、排外的利益团体，产生负外部性。这些教训表明，对于民间组织要依靠法治管理，依靠党的政策引导，鼓励成立公益性、非赢利性、非政府性组织。这既是现代社会成熟的标志，也是社会资本最显著的形式。

第四，使用社会资本理论有助于解释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重大意义。现代民主实践(如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选举、民主协商)可以培养公民的妥协精神，而妥协是合作的前提，没有妥协就不可能有团结。在当代中国，不能等到公民具有妥协精神后再来实行民主，而必须在民主实践训练的基础上培养公民的妥协与合作精神。^[61]当前，最好的实验场地是基层或社区，这里有社会资本存在。国外研究的成果也告诉我们，同样的民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由于社会资本的差异，制度绩效有很大差异。③因此，应该进一步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有条件的乡镇或街道也可以实行公选或直选。在党内，实行党内民主，实现党的基层或地方组织直接选举。在全社会应该建立普遍的社会协商与对话制度，通过协商、对话遏止社会断裂，实现社会整合。这些基层民主实践可以促进以公民妥协、合作、诚信、参与为标志的社会资本增值，而社会资本的增加有助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范围、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质量。

第五，使用社会资本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执政党党风与社会风气的关系。社会风气是社会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改善社会风气，必须端正党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教授埃利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强有力地影响社会资本的水平和类型，甚至普遍性的社会风气。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众多有名的文学作品反映出，贵族腐朽堕落的生活作风对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政党也是如此，一个政党如果被官僚陋习所腐蚀，那么社会风气也会受到严重腐蚀。所以，邓小平同志讲:“为了促进社会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共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指望他们来改造社会风气呢?”^[62]

【注释】

[1]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9页。

[2]Portes，Alejandro，1998，Social Capital:Its Origin and Application in Modern Sociology，i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4，(eds.)by John Hagan ＆ KarenS.Cook，Palo Alto，CA:Annual review Inc.

[3]包亚明主编:《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02页。

[4]［美］詹姆斯·科尔曼，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第335页。

[5]同上，第336—344页。

[6]［英］罗伯特·帕特南，王列、赖海荣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195—204页。

[7]［英］罗伯特·普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67—168页。

[8]［英］罗伯特·普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56、160页。

[9]［美］林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序言，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美］弗郎西斯·福山:《公民社会与发展》，参见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视点丛刊)，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71页。

[11]［美］弗郎西斯·福山，李婉容译:《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1998，第34页。

[12]［美］弗郎西斯·福山:《公民社会与发展》，转引自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视点丛刊)，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76—80页。

[13]［美］亚历杭德罗·波特斯:《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见李惠斌、杨雪东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37—140页。

[14]20世纪80年代中期闵琦等对中国公民之间的信任感及结社活动进行了问卷调查。在1722名受访人员中，同意“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占88.38%，同意“多数人是与人为善的”占88.03%。与此矛盾的是，同意“与人相处要处处小心，否则别人会利用你”的居然占65.5%。这反映了中国社会资本的两面性，一方面，人们在主观上相信他人，另一方面却在实际行动中却处处防范他人。至于结社情况，在1587名受访人员中，到1988年为止，参加各种协会的仅占18.46%，其中参加正式社团的占18.88%，参加自发活动团体的占16.84%。(参见闵琦:《中国政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122页。)1999年，边燕杰采用了“社会网络资源”的测量标准对中国五个城市社会网络进行了调查。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研讨会论文(29)，2003年11月14日。

[15]Ronald Inglehart，1990:Modernization and Psotmodernization: Cultural，Economic，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73

[16]Kazufumi manabe，1995:People's Attitude toward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in China，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Annual Studies.

[17]Ronald Inglehart:，1999:“Trust，Well-being and Democracy”，In Warren，Mark.E.，Democracy and Trus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91.

[18]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的本土化思考”，转引自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222页。

[19]Norris，Pippa(2002)，Democratic Phoenix: Reinventing Political Activism，Cambridge: Cambrdige University Press，p.150—151.

[20]［美］弗郎西斯·福山:《公民社会与发展》，参见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视点丛刊)，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78页。

[21]［美］C·格鲁特尔特，T·范·贝斯特纳尔，黄载曦、杜卓君、黄治康译:《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第2—4页。

[22]［美］埃利诺·奥斯特罗姆:“社会资本:一种时尚还是一个基本概念?”，帕萨达·斯古普特等主编，张慧东等译:《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218页。

[23]［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刘李胜等译:《领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21页。

[24]丁杰编著:《领导科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第1页。

[25]［德］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译:《韦伯作品集Ⅰ: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95页。

[26]［美］罗伯特·塔克，丛郁、李泮池译:《政治领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20、33页。

[27]早期美国政党政治中曾经出现过“政治分肥”(spoil system)现象，即使到20世纪中期，某些城市地区的政党组织在选举过程中仍然把政府的工作或合同奖励给那些对本党组织有重大贡献的人或组织。在纽约市，长达两个世纪，实行政治“分肥”的“坦慕尼厅”(Tammany Hall)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才结束。参见［美］施米特·谢利·巴迪斯著，梅然译:《美国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86—187页。(https://www.xing528.com)

[28]关于政党领导与政党执政的辨析，参见张恒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本文借鉴了相关要点。

[29]摘选自李路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如何处理党群关系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2期。

[30]该案例转引自［英］罗伯特·帕特南，王列、赖海荣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125—126页。

[31]所谓“公民性弱”是指“驱使人们政治参与的是个人化的庇护—附庸网，而不是对公共事务的原则性认知。”，相反，“公民性强”是指“驱使人们政治参与的是对公共事务的原则性认知”，而不是个人化的庇护—附庸网。参见:［英］罗伯特·帕特南，王列、赖海荣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114页。

[32]张纯明:《中国政治两千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绪论第3、8页。

[3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1—36页。

[3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6—27页。

[35]《红旗飘飘》，第1集，第74页;第7集，第79—108页;第9集，第176—178页。转引自［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第2部，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202页。

[36]［美］拉尔夫·撒克斯顿:“1931—1945年的冀鲁豫边区的民众起义和共产党政权”，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93，第603页。

[37]［美］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2页。

[38]［美］拉尔夫·撒克斯顿:“1931—1945年的冀鲁豫边区的民众起义和共产党政权》”，《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04页。

[39]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110页。

[40]青年团中央办公厅编:《怎样发动青年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第20—24页。

[41]“文革”期间，国外学者对生活在香港的大陆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中国人之间的信任度非常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自己乐于助人，也不认为别人会公平地对待自己。同时，问卷也显示，中国政治情势愈不稳定，人们之间的不信任感就愈高。参见:［美］裴鲁恂，胡祖庆译:《中国政治变与常》，五南图书(台北)1988，第77—79页。

[42]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第2页。

[43]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与腐败有相当的关系，在传统家族里，“一个人要负担全家几辈子的生活，甚至于亲戚乡里都要沾点利益，使官吏欲廉不得、欲洁不得。”这种“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使“大部分中国人潜意识中总觉得揩国家的油并不算了不起的罪恶，甚至于对于善揩油而致富有的人们发生无限的羡慕与钦佩。”张纯明:《中国政治两千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台北) 1986，第75、77页。

[44]［英］罗伯特·帕特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45]《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第656页。

[46]《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第660页。

[47]一份1947年对农民参与土地革命的心态的分析显示，“早先分地给老百姓，唔一声，谁也不在乎，给多少要多少……谁也不去看自己那块地是哪一垅，到种地时，谁也找不上自己的地在哪块。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参见:《两个农民积极分子的思想发展·杨春生自述》，《农村调查资料一.奉天屯的调查》，东北军政大学总校，1947年编印，第20页。(转引自黄道炫:“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52页。)这段调查虽然出自东北土改时期，但有助于分析农民参与土地革命的心态。

[48]［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601—602页。

[49]［英］罗伯特·帕特南，王列、赖海荣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217页。

[50]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第42—45页。

[51]《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1984，第260页。

[52]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举》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31页。

[53]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第96、100页。

[54]如毛泽东在1943年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信心百倍地展望了合作社未来的形式，他说:“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31页。

[55]［美］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第618—625页。

[56]见［西班牙］雅森特·佛丹纳(Jacint Fordana):《集体行为理论的比较分析框架》，曹荣湘主编:《走出囚徒困境》(视点丛刊)，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216页。

[57]［英］罗伯特·帕特南，王列、赖海荣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203页。

[58]同上，第205页。

[59]有学者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和谐社会的论述和中央文件的精神归纳了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八个要素: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目标，而不是阶段性目标;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而不是一个一元社会，需要强调“和而不同”;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与善治的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法治与秩序的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宽容、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参见愈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254—255页。)从这八个要素看，和谐社会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资本资源的社会。

[60]Anirudh Krishna，Active Social Capitial: Tracing the Rootsof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p.3.

[61]在国外，有学者观察中国人在政治参与活动中具有“零和博弈”的思维习惯，这极不利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成长。参见:［美］邹谠:《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③帕特南对1970年以来意大利的研究发现，民主制度在意大利北部很成功，而在南部却并不比1970年前更好。在北部，那里的地方组织网络密集，公民积极参与共同体事务，政治模式是平等的，人们相互信任，遵纪守法;在南部，政治参与是有组织的，互相猜疑和腐败被视为惯例，人们极少参与公民组织，违法乱纪司空见惯。北部与南部社会资本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民主制度推行效果的差异。但是，改革毕竟使南北双方都取得了进步，如果没有这些地区改革，南方也许会更糟。参见［英］罗伯特·帕特南，王列、赖海荣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201—217页。

[62]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