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暴力：界定与批判

2．2．2　政治暴力概念的界定标准

如果我们在界定政治暴力概念之前能提出明确的标准并进行分析，对政治暴力概念的理解将更为客观、全面。政治理论家齐默曼曾经提出过关于政治暴力界定的三个标准：暴力行为体的数量、意图以及公众的反应或影响。这三个标准可以将政治暴力与其他类型暴力加以区分。

第一，卷入暴力行动的人数。通常，理论家们认为在其他情形均类似的情况下，政治暴力因为其政治性质，将有更多的人卷入暴力行动之中。发生在特定时期或与某个特定事件有关的死亡人数，常常被广泛用来作为测量政治暴力的尺度。但是，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尽管这一尺度是有意义的，但是即使大致地估算出政治性死亡的人数都非常困难。⁽¹⁰⁰⁾而且，参与者的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政治暴力的发生。例如，街头犯罪集团的暴力行为，就属于违法犯罪，而不能称之为政治暴力。有时某人暗杀一个政治人物，由于这种暴力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而可能归属于政治暴力。此处所列举的例子牵涉到下文将讨论的政治暴力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准，即不同团体和公众的反应。这一标准用于判断集体暴力或市民暴力将更有意义。古尔就认为，集体暴力的潜在性是“一个社会成员中共同的不满的广度和强度的函数”⁽¹⁰¹⁾。也就是说，对政治体制及其代理人的不满越多，产生政治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大。“政治暴力涉及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所有的集体攻击针对政权及其参与者，包括相互竞争的政治团体，也包括政府的在任者或者政策。”⁽¹⁰²⁾古尔的定义也存在某些不足。例如，工人罢工如果不是直接针对国家或制度，而是反对工厂主或管理部门，或者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这是否属于政治暴力呢？这一问题很难作出判断。因为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对于罢工的定性可能也会不同。不过，无论怎样，国家对于罢工从来就不会袖手旁观，国家对罢工行动的监控和处理使得罢工行动政治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些行动的性质和方向。一旦罢工者和政府的强制力量发生冲突，一个局部的抗议行动很可能转化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因此，集体暴力与政治暴力的区分边界很难确定。

第二，参与者的意图。暴力参与者的意向性问题非常复杂，很难把握，除非他们公开宣扬某种意图。有学者认为，当一种暴力行动寻求最大意义上（如外交政策思考、辖区变化、暴动前景）的政治转变时，就可演化成为政治暴力。如果单独就这一标准而言，也很难把集体暴力和政治暴力加以区分，因此，单独的参与者的意图将成为一个不充分和带有误导性的标准。这是因为，首先，尽管暴力与造成损伤的无意事件不同，但故意使用武力也不一定意味着有意造成伤害。实际上，故意行为与故意造成某种后果之间有很大不同。其次，故意伤害也不同于故意使用武力，而且，在一些特殊的暴力文化中，根据文化背景和信仰，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暴力伤害行为属于暴力。⁽¹⁰³⁾(www.xing528.com)

第三，特定的共同体和公众的反应。有学者认为，一切导致政治领域发生变化的强制行动都是政治暴力，而不论其始作俑者是谁，动机是什么，受害者是谁。因此，在本质上最初是集体性的暴力行为，根据特定的支持者（例如人群的组成、政府的制度、政治政党和媒体）的反应也可能成为政治暴力行为。这种分析视角特别重要，在归类方法（labeling approach）中，最基本的问题是：是否产生后果？什么类型的后果？以前的官方机构为谁？公众对于特定的现象贴上何种标签？⁽¹⁰⁴⁾

可以看出，上述三个标准对于政治暴力和其他类型暴力的区分是有一定价值的，尽管还有探讨余地。当然，基于这三个标准所界定的政治暴力往往忽略了国家暴力或政府暴力。我们认为，对政治暴力的这种界定是不全面的，这实际上与部分理论家坚持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立场有关。他们通常认为政治暴力是一种反政府或反体制的暴力，而国家暴力是一种合法的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