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日，哈佛出了件大事。约70名学生抵制格利高利·曼昆教授主持的《经济学十讲》，从课堂直接走上街头去支持“占领华尔街”的行动。
曼昆何许人也？他在学术界可谓“大牌名星”，不到30岁就当上了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由他编写的《经济学原理》是当今最畅销的经济学基础课本，已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传播，成了老师和学生的通用教材。还有一本《宏观经济学》是他的成名之作。除教学外，他还担任过小布什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6年又当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经济顾问。
学生为什么要罢他的课呢？这些学生的公开信说，是对他讲课中“固有的偏见表示不满。我们深切地担忧这种偏见会影响我们的同学、哈佛及我们身处的社会，……会让目前社会中有问题且低效的经济不平等体系继续存在”。
公开信还说：“哈佛毕业生在全球金融机构和公共政策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哈佛不能让学生获得对经济学更广博、更具批判性的理解，那么他们的行为将有可能危害全球的金融体系。近5年来的经济动荡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最后这句话，点出了他们行动的社会背景，即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同大学教学的关系。哈佛毕业的精英们在华尔街和政府机关里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美国前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马特·米勒11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事实上，这次危机是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精英人物导致的失败，他们没有能够理性地、负责任地管理好美国的未来。在华尔街，太多人发现他们可以非常轻松地赚大钱，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政府会来救市。他们不讲责任，危险的渊源就在于此。”
平心而论，要把一场大灾难的责任推给一名教授，有失偏颇。曼昆的主要生涯是学术，而不是政治。问题是，学术不可能只在象牙塔里供奉，它对社会是有影响的。真正有洞察力、有责任感的学术大师，都有经世济民的胸怀，都有造福人类的使命。
就拿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来说，他的名著叫《国富论》，而不是叫“我富论”。他还写了著名的《道德情操论》。学术界认为，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博大精深的社会思想家。亚当·斯密主张“走向道德之路”与“走向致富之路”是一致的。当然，处在他那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过程中上升的时代，不可能像后来的马克思那样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
当前西方社会的现实，正如“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所说，是1%的人巧取豪夺，而99%的人身陷困境。这对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人们自然要问，身在华尔街的精英是否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是个人发财重要呢，还是全社会的总体利益重要？可惜，西方社会历来都避谈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基础是个人主义。我有办法发财，那是我的能耐，那是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我为此感到光荣，别人管不着。谁要来管，那就是侵犯了我的人权！(www.xing528.com)
资本主义就是这么发达起来的，它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也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悲剧。历史的车轮滚到了21世纪，人类的大觉醒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公”字越来越响亮，它把“私”字放到了被告席上。
可以举个例子说说。2007年，花旗银行设计了一个房地产抵押衍生证券产品，令投产者损失了7亿美元，而花旗赚了1.6亿美元。在受害者抗议之后，经过协商，花旗同意支付2.85亿美元和解，条件是不认错。此事激怒了已79岁高龄的杰德·雷科夫法官，他认为这种和解“不公平、不合理、不充分、不符合公共利益”。舆论界特别注意和看重“公共利益”一词。因为这个词很少用在美国的法律文书里。此判似乎让人恍然大悟，原来还有“公共利益”这一说！
由此看来，这里触及西方经济学的一大命门，那就是研究经济学为了什么？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为了少数或极少数人的利益？如果只为了后者，这个学问会具有洞察力吗？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王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与经济学家见面，问了那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它的到来？”有些人汗颜，也有些人感到委屈和不平。英国《泰晤士报》11月5日刊登专栏作家、前议员马修·帕里斯的文章说：“事实是，许多人都预见到了，却没有人听他们的意见……西方的思想潮流是：相信并重用任何告诉我们可以拥有一切的人，并且全盘接纳他们为我们打造的金融产品和政治方针。”
有私心就有偏见，也就一定会排斥真知灼见。西方的教训是我们的财富。我们一定要牢记：一切要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从我们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定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西方经济学里有好东西，可以拿来用，但更要紧的是，我们要建构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在世界上发出我们的声音。
2011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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