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修心，拥有幸福人生

多一份淡定，多一份宽容

孟子说：“君子之所以异于常人，便是在于能时时自我反省。即使受到他人不合理的对待，也必定先反省自己本身，自问，我是否做到了仁的境地？是否欠缺礼？否则别人为何如此对待我呢？等到自我反省的结果合乎仁也合乎礼了。而对方强横的态度却仍然不改。那么君子又必须反问自己：我一定还有不够真诚的地方。再反省的结果是自己没有不够真诚的地方，而对方强横的态度依然如故，君子这时才感慨地说：他不过是妄诞的小人罢了。这种人和禽兽又有何差别呢？对于禽兽是根本不需要斤斤计较的”。孟子的话启示我们，一个真正有大胸襟、大气度的人，在与别人发生矛盾、冲突后，不仅不会因非原则性的问题喋喋不休、抓住不放，不仅只是不计小人之过，而且关键是要有严于责己的精神，只有具备严于责己的态度，才能真正不计小人之过，真正地谦让。

大至国家的君臣，小至个人私交，发生矛盾之后，如果双方都有责己的雅量，则任何矛盾都不难解决。如果只把眼睛盯着对方，只知道责备对方，不检讨自己，隔阂、怨恨就会越积越深，以至矛盾激化。

即使过失的责任在别人身上，或者主要在别人身上，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也用“见不贤而自省”的气度。既责人，又责己；先正己，后正人。这就是古人说“责人者必先自责，成人者必先自我”，“专责己者兼可成人之善，专责人者适以长己之恶”(清•李惺《西沤外集•药言利稿》)。责己就是从我做起，以实际行动和活的榜样去教育人、感化人。这样，别人才会心悦诚服，教育批评才起作用。如果只责人，不责己，就会助长自己的错误。这种人自身不正，去批评教育别人，又有谁会听呢！

历史上具有人格感召力的人都是严于律己的。诸葛亮为蜀之相国，“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但“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这不仅因为他“用心平而劝戒明”，还因为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街亭之役，马谡违反诸葛亮的节度，举动失宜，使蜀军大败。诸葛亮既斩了马谡，又上疏检讨自己，“授任无方”、用人不当的过失，自贬三级。

宽容不会失去什么，相反会真正得到；得到的不只是一个人，更会是得到人的心。要做到宽容，领导者首先要有宽广的心胸，善于求同存异，虚心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不要总是对一些细枝末节斤斤计较，更不要对一些陈年旧账念念不忘，因为领导人的一言一行都可以成为属下在意的对象。

日本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以其管理方法先进，被商界奉为神明。后腾清一原是三洋公司的副董事长，慕名松下，投奔到松下的公司，担任厂长。他本想大有作为，不料，由于他的失误，一场大火将工厂烧成一片废墟。后腾清一十分惶恐，因为不仅厂长的职务保不住，还很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他知道平时松下是不会姑息部下的过错的，有时为了不大点事也会发火。但这一次让后腾清一感到欣慰的是松下连问也不问，只在他的报告后批示了四个字：“好好干吧。”

松下幸之助的做法看似不可理解，这样大的事故竟然不闻不问。其实这正是松下的精明之举。(www.xing528.com)

后腾清一的错误已经铸下，再深究也不能挽回公司的经济损失。另外，在犯小错误时，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所以需要严加管教，而犯了大错误，任何人都知道自省，还用你上司去批评吗？松下的做法深深地打动了下属的心。由于这次火灾发生后，没有受到惩罚，后腾清一自然会心怀愧疚，对松下更加忠心效命，并以加倍的工作来回报松下的宽容。松下用自己的宽容，换得了后腾清一的拥戴。

可见，“糊涂”上司懂得宽容之心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宽容犹如春天，可使万物生长，成就一片阳春景象。宰相肚里能撑船，不计过失是宽容，不计前嫌是宽容，得失不久据于心，亦是宽容。宽容之所以必要，一则因为宽容可以赢得下属的忠诚，保持其积极进取的心；二则因为宽容可以使自己不受一时得失的影响保持对事情正确地判断；三则因为宽容可以建立企业内部融洽的关系。

宽以待人的上司看似糊涂、软弱，实则为自身进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糊涂上司的精明之处，便在于此。以宽容对待狭隘，以礼貌谦恭对待冷嘲热讽。不将心思牵于一事一物，不将一丝哀怨气恼挂在心头，这是作为一位领导者理应具备的容人雅量。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人往往是责人则明，责己则昏；责人则严，责己则宽。对社会上不良现象，可以评议指责，但不能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因为批评指责是针对别人的，往往不顾事实，不讲分寸，甚至捕风捉影，信口开河。这种批评指责不仅影响真诚和谐的人际关系，还助长言行不一、惹是生非的不良风气。

韩愈曾作《原毁》一文，考虑当时士大夫阶层嫉贤妒能，毁磅他人的不良风气的思想根源。文章指出：“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这是对人对己的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全面，对别人的要求宽厚、简约；另一种对别人的要求很周详，对自己的要求则低而少。

文章认为：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是由于对人对己要求的标准不同。“古之君子”以舜和周公这样的圣贤为标准，认为他们能做到的，自己也应该做到。因而对自己的要求就严格而周全；对别人则先看到他的优点和进步，“取其一不究其二，即图其新不究其旧”，惟恐损害别人为善的积极性。这样，对别人的要求自然就宽厚而简约了。“今之君子”则不然，他们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惟恐别人有好名声。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则比普通人还低，“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还没有取得一点进步就停止了。这样，他们责人周、责己廉，也就不奇怪了。文章进一步揭露了“今之君子”对人严、对己宽的思想根源在于“怠”与“忌”两个字。“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自己懒惰懈怠，不求进步，又嫉妒别人进步，因此，“事修而谤兴，高而毁末”。谁办成好事，谁有高尚品德，就会受到他们的诽谤打击。韩愈对世态人情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韩愈的见解与庄子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

今天，我们领会韩愈的《原毁》，仍然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首先，对人严、对己宽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而问题的实质也是对人对己要求的标准不同。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看别人的缺点多，看自己的优点多；批评别人往往苛刻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看别人的现实表现而纠缠过去的恩怨是非；批评自己时则轻描淡写，强调客观，覆短护私。出现这种情况，也和“怠”与“忌”不无关系。自己不求进步，不思进取，又害怕别人进步，获得成就和名声。应该去掉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改变这种不健康的风气，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严格检查自己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同时以宽厚的态度对待鼓励别人，支持别人从善、向上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