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皇帝故事：一统中华

秦始皇的脾气是很暴躁的，性子也非常急，数百上千年来的传统制度，他希望一天之内全部改变。虽然事先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他的改革不是渐进的，而是急进的，统一六国的同一年，他就颁布了许多道诏书，从朝廷官制到地方行政区划，都做了全面的改革，从度量衡到法律，也都做了全面的统一。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实行的基本是世袭卿、大夫制度，商鞅变更秦法，以军功论名爵，没有军功的虽世代贵族，也不能做高官，更不能做宰相。秦始皇就在商鞅新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崭新的三公九卿制。皇帝以下，中央设丞相和御史大夫，主管民政，设太尉主管军事，是为三公，其下有奉常、郎中令、卫尉等九卿。三公九卿都各有自己的一套办事机构，处理日常工作，大事总汇于丞相，由丞相禀告皇帝作最后裁决。

春秋战国时代，对于地方行政，基本采取分封制，卿、大夫均各有其封地，自募军旅，自掌财政。战国后期情况有所改变，各国为了战争的需要，均在边远地区或边境地区设置郡、县，郡、县的首长由国君直接任命，领取俸禄，不世袭。秦自商鞅变法后，开始逐步推行郡、县两级行政区划。

秦始皇统一六国，丞相王绾等建议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镇之，请立诸子。”希望在边远地区恢复分封制度。李斯反对他们的意见，说：“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分统治区域为三十六郡，后又增设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共四十郡。郡的行政长官称郡守，军事长官称郡尉，监察长官称郡监。郡下设县，大县长官为县令，小县长官为县长。郡、县官吏都由皇帝直接任免，领取俸禄，不得世袭。

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的确立，完善了第一个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然而过于集中权力，却使皇帝本人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秦始皇的残暴，以及其继承人二世皇帝胡亥的荒淫，很快就通过制度影响全国，最终为秦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患。

秦始皇本人非常勤政，白天审理案件，晚上批阅公文，并且给自己定下了工作量，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能休息——当时的文件都书写在竹简上，非常沉重——但这只能加速秦朝的灭亡。

西周分封诸侯，各诸侯国间经过数百年的并立分裂局面，相互间的紧密联系被人为破坏，逐渐造成了文化、制度各方面的差异。秦朝既然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当然必须把这种差异重新加以融合，以使政令畅通，经济快速复苏。因此，秦始皇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度量衡标准——度，就是长度单位，量，就是容积单位，衡，就是重量单位。以秦的标准为基础，造定标准器，颁发全国。

此外，秦始皇还统一各国的文字，命令李斯以原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参考六国文字，制定字型固定、笔画减省、书写比较方便的“小篆”，作为通行全国的规范化文字。当然，小篆的简便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秦朝狱吏程邈后来根据民间已经行用的新字体，创造了隶书，更为美观，也更便于书写。到西汉初年，隶书已经成为通行的字体。(www.xing528.com)

要使国家真正统一起来，完善的交通体系必不可少。秦始皇首先统一了车轨的宽度，规定轨距六尺，然后从次年即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东通燕、齐，南达吴、楚，道宽五十步，路旁每隔三丈种植松树一株。他还改革和统一货币，称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重二十两，以铜钱为下币，重半两；统一田亩，每亩定为二百四十方步；统一法律，完善《田律》、《仓律》、《置吏律》等法律文件三十多种。

这些统一措施对当时来说，是相当必要的，它弥合了部分地区间差异，使中国真正凝聚为一个整体，此后分分合合，统一变成了主要趋势。然而秦始皇以秦的规章制度作为统一的基本标准，却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旧六国地区贵族和百姓的不满。为了避免旧六国地区的反叛，秦始皇迁各地富豪十二万户于都城咸阳，并且仿造六国宫殿式样营建宫室百余处于咸阳北阪，以容纳所得的诸侯美人。当然，后一项的主要目的是享乐。秦始皇所定立的各种制度，及其后所作所为，大都带有两面性，一则为了太平，二则为了满足个人的各种无聊或无耻欲望。

比如出巡。秦始皇在从统一到其去世的11年间，先后利用驰道大规模出巡五次，第一次是巡察西北边境地区，另四次都是东游旧六国领土，东至东海之滨，南到江南，北至北部边境，每次都历时一年左右。他每到一处，都要刻立石碑，谴责六国旧统治者的残暴无道，并且为自己歌功颂德。这些巡游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其统治，但其中也包含有寻仙求长生的意图。

除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秦始皇也追求思想精神上的统一。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嬴政在咸阳宫举行宴会，博士淳于越重提封建之议，说没有子弟功臣为朝廷的屏藩，如果中央发生政变，将难以自救。此外，淳于越还主张复行古法，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驳斥他的论调，骂其为“愚儒”，进而打击所有儒生，说他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平民）”，“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李斯向秦始皇提出了焚书的建议，请求史书除《秦纪》外，六国史藉一律烧毁；百家学说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毁；敢于引用《诗经》、《书经》内容的，处死，敢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道此事而不举报的，与之同罪。秦始皇批准了他的建议。

焚书事件表面上看来，是对文化的摧残，但实际上只是追求思想上的统一，对文化加以钳制而已。因为李斯并不建议禁止医药、卜筮、种植方面的技术书籍，同时鼓励对法律法规的学习，要“以吏为师”。此外，秦朝虽然严禁私学，更不能以《诗》、《书》和百家学说作为教材，但同时大力创办官学，李斯曾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都是用小篆书写的学童课本，四字为句，有韵，易于诵读，兼教识字和书法。由此可见秦对教育是相当重视的，所实行的并非愚民政策，而只是对百姓进行单一思想的灌输。

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又发生了坑儒事件。起因是某些儒生和方士对秦始皇不满，说他“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等等。秦始皇认为他们“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就下令逮捕和处死了其中的四百六十多人。这虽然是一次野蛮的屠杀，但较之此后许多朝代都出现过的“文字狱”，动辄牵连、杀害成千上万人，还是要温和得多了。焚书坑儒确实是秦始皇的暴政，但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统治学说以后，刻意夸大事实，扣上摧残文化的大帽子，那又是另外一种统治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