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简史》：关于评论的思考

聪颖的读者在读这篇简略的分析文章时，必定会觉察出其论证中的某些疑难的地方，他们只要零星地提示一下，便可确定这些瑕疵在哪里。否定的评论总是令人不痛快的，特别是针对一项巨大成就的否定评论更是如此。但是，了解一下历史对斯宾塞的综合体系所做的评价，这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1 第一原理

第一个疑难之处当然是那个“不可知之物”。我们确实应该承认，人类知识很可能有很多局限性；我们不能彻底探究“存在”这个浩瀚的大海，因为我们仅仅是其中一个瞬间即逝的浪花。然而我们也不能专断地对待这个问题。要知道，在严谨的逻辑意义上，说一个事物是不可知的，本身就暗示着对该事物有所认识。确实，在撰写这10卷鸿篇巨制的过程中，斯宾塞已显示出“对不可知之物的惊人的了解”。^[57]正如黑格尔所说，运用推理来限制理性，就像不下水却又想游泳一样。所有这些关于不可知的强辞夺理的争辩，我们现在看来，显得是多么不着边际，就像出于那些自视甚高而其实幼稚浅薄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之口，他们活着好像就是为了辩论。其实，这么看来，一台无人控制的自动机器同“第一原动力”一样不可思议，假如将“第一原动力”解释为宇宙间所有动因与力量的总和，则更显得难以置信。生活在机械时代的斯宾塞，将机械论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犹如生活在严酷无情的个体竞争时代的达尔文只看见生存竞争一样。

对那个可怕的进化定义，我们该作什么样的评价呢？这个定义对事物到底作出了什么解释呢？“仅仅说‘最初存在的是简单的物质，此后复杂的物质便由此进化而来’等等，并不能解释自然的本质。”^[58]柏格森说，斯宾塞是在剜肉补疮，而不是在解释自然^[59]；他没能够掌握宇宙中具有生命力的要素，这一点他本人也最后觉察到了。这个定义的弱点在于它所假定的“同质事物的不稳定性”。难道可以这么说，由相同部分组成的整体要比不同部分组成的整体更不稳定、更容易发生变化吗？既然异质物质比同质的简单物质更复杂，其特性也许会更不稳定吧。人种学和政治学都认为，异质性会助长不稳定；由国外移入的不同种族融合而成的一个统一民族会使社会更加稳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根据塔尔德^[60]的观点，群体成员之间的相同之处通过世世代代相互效仿而不断增长扩大，于是产生了文明。在这里，进化运动被看作是走向同质状态的进程。哥特式建筑虽然要比希腊建筑复杂，但却并不一定就是更高级的艺术发展阶段。斯宾塞操之过急地作出假设，认为出现的越早的物质，其结构越简单；他低估了原生质的复杂性及原始人的智慧。^[61]最后，这个定义竟然没有提到一个在当大多数人心中都认为与进化论的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项目——自然选择。也许将历史描绘成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虽然这样的描述不尽完善）——+包括有机体，社会、道德、语言文字、思想、哲学等等的适者生存，会比那个分散与结合、同质与异质、不联贯与联贯的公式，更具有启发意义。

斯宾塞说：“因为我过分致力于抽象方面的探索，对具体的人性观察得很不够。”^[62]这番坦诚的话语对他非常不利。自然，斯宾塞的方法过于演绎和先验了，这与培根的理想程式或科学思维程式大不相同。他的秘书说他“思路开阔敏捷，能够无穷无尽地展开种种先验和后验的、归纳和演绎的论点，来支持任何能够想象得出的命题”；并且，他的先验论很可能要比别人的更先验，开始斯宾塞像科学家一样进行观察，进而又像科学家一样作出假设，但是他没能像科学家一样借助于实验或绝无偏见的观察，而是展开了选择和堆积对自己有利的资料。

2 生物学与心理学

在题为《进步》的短文的一个脚注中，斯宾塞坦诚地说，他的进化论思想是以拉马克的后天习得性可以遗传的理论为基础的；而达尔文学说的基本观念却是自然选择理论，所以，他的理论并非以达尔文学说为先导。这样，若说他是达尔文学说的哲学家，倒不如说是拉马克学说的哲学家。《物种起源》问世那年，他已年近四十。人到了40岁，头脑中的各类思想早就根深蒂固、不可变更了。

他的生物学理论多有与事更不符之处，诸如他的有关发展程度和生殖能力成反比的原理，虽然本身很发人深思，却不符合某些事实，例如文明的欧洲的生育率就比野蛮民族更高许多。但是生物学理论的不足之处比在他的第一原理中要少一些。另外，他的生物学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他信奉拉马克的学说，而自己却没能找到一个有活力的生命概念。当他承认生命“不能用物理化学的用语来表现”的时候，“他的进化公式、生命定义和‘综合哲学’^[63]的一致性便受到了致命的一击”。或许，通过使外部关系适应内部关系的精神力量来求取生命的奥秘，比起用那个有机体几乎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环境的说法，更为妥当。依照斯宾塞的前提，所谓完全适应，就是死亡。

论述心理学的几卷书，完全是在拼凑公式，而不是提供知识。我们已知道的知识全都被改头换面胡乱拼凑，变成了乱七八糟的专门术语，使本应简单明了的地方也变得晦涩难懂了。(www.xing528.com)

3 社会学与伦理学

洋洋大观两千页的《社会学》，虽然气势不凡，却露出很多容易招致攻击的可乘之隙。该书充斥着斯宾塞司空见惯的假设，认为进化与进步是同一种概念。但是，进化的作用却极有可能使昆虫和细菌在与人类进行的无情争斗中，夺取最终的胜利。要说工业社会比之在它之先的“军事”封建统治更为和平安定或者更合乎道德，这也并不是很明显的。雅典的那些极具破坏性的战争，正是发生在封建主早已让位给商业资产者以后，现代欧洲国家无论是不是工业社会，它们好像都极为轻率地就挑起战争；至于工业帝国主义的好战本性，看来并不亚于有领土贪欲的封建王朝。在现代国家中，最好战的正是世界上那两个最主要的工业国之一。更有甚者，国家对运输和贸易的某些方面实行控制，不但没有阻碍德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好像反而起到了推动作用。社会主义明摆着不是军国主义的产物，而是工业主义的产物。

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以《国富论》闻名，他的政治思想对斯宾塞有着重大的影响。

斯宾塞夸大了工业国家政府的优越性，对曾在英国盛行一时的残酷剥削现象几乎形同未见；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后来国家的干预才有所收敛。他在“19世纪中期，特别是在英国”能够看见的，仅仅是“个人的自由比有史以来任何时候都有点增长”罢了^[64]。难怪尼采对工业主义那么嫌恶，于是他唾弃工业制度并走到了另一极端，夸大军事生活的优点^[65]。

如果斯宾塞的逻辑思维比他的感情更强有力的话，由社会有机体推论下去，必然会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结论，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现了异质的集结，而且它的集结程度比起放任自由主义要高得多。假若用他自己的公式作为尺度来衡量，斯宾塞必然会将德国称颂为现代进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争辩说，异质状态包含其构成部分的自由，这种自由暗示着最小限度的统辖管理；但是这一说法与我们前面听到的“凝聚的异质状态”是绝对不同的两个调子。人体中的集结与进化并没有给构成部分留有什么自由。对这一点，斯宾塞回答说，社会中的意识仅存于构成部分中，而人体中的意识仅存在于整体中。

斯宾塞历经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他的政治思想是受亚当·斯密^[66]的影响，在自由竞争时期形成的；而他的老年所处的时期，正好是英国努力想通过社会控制来纠正它的工业体制弊端的时期。他不知疲倦地再三重申，他坚决反对国家的干预政策；反对由国家出资兴办教育；反对国家为保护公民以使他们免受金融欺诈；^[67]他曾经认为，甚至连战争都应该是个人事务，与国家没有关系。就像威尔斯^[68]说的那样，他恨不能“将公众的怠惰和无能提高到国家政策的尊严地位”。他对政府机构毫不信任，总要亲自将手稿送到印刷商那儿，而不放心委托邮局。至于国家为什么要保护公民免受非社会的自然力量之侵犯，却拒绝保护他们免受非社会的经济力量之侵犯，斯宾塞对这一点置之不理。他嘲笑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比作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说它是幼稚愚蠢的；他认为两者之间的真正关系是同胞之间的互助关系。他的政治观点比他的生物学观点更接近达尔文主义。

对斯宾塞的批评已经不少了。让我们再回顾他本人，更公允地考察一下他的伟大功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