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现代性审视

很久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独立性一直受到怀疑。在现行的大学中文系学科中，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被合并为一个学科，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这种学科称谓多少有些别扭，其实，它们本来就应该同属于一个学科，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也足以涵盖当代文学。何以“现代”（modern）之外又冒出一个“当代”（contemporary）？何以“现代”不能包含“当代”？显然这里面有着潜在的分歧，有一种历史意愿要在二者之间划下区分。中国“现代文学”被一种历史叙事规定了本质意义，那么中国“当代文学”也要重新给定意义。但很长时间以来，“现代文学”已经被建构成一个学科，而“当代文学”名分未定，只是在创作和评论的实践意义上才能成立。“当代文学”是否可以构成“史”，始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在1985年曾明确表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注：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文艺报》1985年10月29日。）。但是，“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和评论构成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文化种类，大学中文系的教学也必然介入对当下文学的讨论。其“写史”不是在理论上是否合法，而是在实践中成为必需。这与关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教学结合为一体，促使当代文学这门课程独立成学（注：197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当代室，1979年开设“当代文学”这门课程。随着这门课程在大学中文系愈来愈受到重视，如果不把这门课程进行全面的历史整理，已经无法展开教学。1980年由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潘景寿等人编写的《当代文学概观》出版，这样，一个独立的教研室加上教材，这门学科在大学中文系就建立起来了。）。当然，“当代文学”形成一个强势学科，还有赖于当代文学教学在全国大学的迅速普及，并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当代创作实践愈来愈丰富多样，也为当代文学这门学科提供了充沛的动力和无限丰富的资源。

确实，把“当代文学”与“史”联系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吊诡的做法。历史本来要经历岁月的磨砺才有闪光的品质呈现出来，经历时间才能真正鉴别经典。但实际上，为当代文学写“史”，并非今天才有的狂妄之举。早在1922年，胡适就写下《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注：该文收入1923年《申报》50周年纪念刊《最近五十年》，1924年3月《申报》出版该文单行本。），那是指1872—1922年的50年（也是《申报》创刊后的50年），那在当时就是不折不扣的“当代文学史”，此举非但未受到异议，还得到鲁迅先生的激赏，鲁迅称赞说：“警辟之至，大快人心”，以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注：参见鲁迅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3页。有关胡适的这篇文章及新文学史观的研究，参见温儒敏、贺桂梅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当代现实变化如此之快，过去的100年所经历的变化要远远大于以往的历史时期，而随之到来的50年，可能更要以快速变化的方式飞逝。随后到来的时代，绪论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很可能是一个不再有记忆的时代，特别是对眼前的事物不再有清晰的记忆。这反倒使我们有理由去书写“当代文学史”。过去的50年所积累起的信息，可能比以往200年的总和还要多得多；而随后到来的50年，我们也无法在数量上去把握它，更无法在质量上去确认它。很显然，我们只能怀着一种责任感，去书写“当代文学史”。当代人对当代史的理解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那种亲历性和真切的记忆，是事过境迁者所不具有的优势，可以为即将消失的历史留下更为鲜活的形象。我们现在书写的“当代文学史”，或许是文学史的“最后的记忆”。(www.xing528.com)

尽管当代现实如此纷纭多变，但是对当代史的记录并不能只是印象式的或零散化的，我们同样有必要采用一定的理论框架，这可以使我们在更大的视野、更为深远的背景中来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史。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它与中国现代性的展开密切相关。尽管现代性近年来在学术界被用得有些过度，但真正恰当地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建构的研究还不多见，这就促使我们更加认真地去对待这一理论视野，揭示出文学史更丰富深厚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