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卫兵文学与《朝霞》：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被称为“革命”，是因为它是一个文化上的革命事件，但这个革命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破”的意义。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这一说法在“文革”中成为一种时代精神，是革命的辩证法。“文革”要与“封资修”决裂，也就是与中国传统决裂，与资本主义文化决裂。在文化上那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按照列宁主义的看法，无产阶级必须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列宁是这样解释的，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注：《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348页。），它是在“吸收和创造了两千多年来的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注：同上书，第362页。）的基础上而产生的。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显然是文化的破坏者，他们要砸碎旧世界，推翻现行的所有文化。“文革”初期，几乎所有的文化设施都遭到了破坏，图书、寺庙、古董被毁坏或付之一炬，礼仪习俗、节日庆典等等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都被废止。只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串联、大批判在轰轰烈烈地上演，“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成为日常的政治仪式。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的相关文艺形式，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文艺活动，而且迅速酿就了如火如荼的群众狂欢运动。文学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政治的直接工具，上一章中提到的那些主流的文学主要是“文革”后期的成就，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文艺席卷了这个时代的舞台。

红卫兵文艺的高潮发生在1967年夏至1968年秋，北京的中学和高校是红卫兵文艺活动的主要领地。据杨健研究，在1967年夏天，红卫兵文艺在全国范围（特别是首都北京）突然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长征”和“红旗”两派分别排出三台大戏，清华大学井冈山战斗队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冈山之路》，海淀区中学“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老红卫兵派”排出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多幕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老红卫兵”则在“老红卫兵诗歌”基础上，写出了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这些组织还创办了各自的红卫兵小报。（注：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第23—31页。）

1968年12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一本红卫兵诗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成为当时著名的诗集。内收从1966至1968年间全国范围内产生的红卫兵诗歌98首。诗选的扉页上写有：“献给人类历史上第一代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在诗选的序中，编辑者说明：“收集在这里的诗章，几乎都写自年轻的中国红卫兵战士之手。”编辑者热烈地欢呼：“燃起埋葬资本主义世界的熊熊烈火，迎着共产主义的胜利曙光，前进——解放全人类，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红卫兵万岁！”这些诗歌主题集中在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大都充满了真挚感情和豪迈的理想主义。当然也有充满火药味的歌谣，如对刘少奇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猛烈批判。这些诗歌大都如誓言一般：“大旗，你在我们心中飘扬了多久多久！／苦涩的汗把旗上每一根纤维浸透，／鲜红的血染红你每一寸纹路！／走资派的黑手曾撕毁这鲜艳的红旗，／挑灯含泪，我们一针一针把你补就。／忘不了那红旗大楼前的日日夜夜，／大旗和革命小将的红旗并肩战斗；／大旗，你是我们红彤彤的革命宣言书……”（武汉丁烯《大旗颂歌》）

现在读起来，有人也许会觉得这些诗歌夸张、空洞，热烈得莫名其妙，仇恨也令人难以理解，但在那个时期，这是让红卫兵热泪盈眶的诗句，洋溢着那个时期的英雄主义激情。它是那个时期青年人的经文，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铭文，这是一种被政治狂热守护的诗情。

值得关注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在上海出现的大型文艺丛刊和期刊。今天我们来看这些刊物登载的文学作品，不只是看政治化的文学存在的方式，同时也是审视文学如何能在全然政治化的语境中存在，它们又是以何种方式表达了政治所需要的时代意识。

“文革”后期，影响最大、也几乎是唯一的文学期刊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朝霞》。期刊《朝霞》由大型丛刊《朝霞》演变而来。据谢泳的研究，“上海文艺丛刊”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的一本丛刊。第一辑名为《朝霞》，这个名字来源于这本丛刊中史汉富一篇同名小说。从《朝霞》开始，加上随后出版的《金钟长鸣》、《珍泉》、《钢铁洪流》共四本，标明是“上海文艺丛刊”。现在可见的《朝霞》杂志1974年1月20日出版。1974、1975年出月刊，每年12期。1976年出到第9期停刊，全部《朝霞》月刊共有33本。（注：谢泳：《“朝霞”杂志研究》，《南方文坛》2006年4期。）《朝霞》丛刊和月刊在当时印数都相当可观，每期都在几十万份以上。

《朝霞》创刊时由肖木和陈冀德负责，1973年肖木调到北京任王洪文的秘书，《朝霞》杂志就由陈冀德全面负责。《朝霞》的编辑构成实际上是一个写作组，起用的作者多数是新人，工人与知青作家是其主要创作力量。今天来看，《朝霞》刊载的作品几乎都是按照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来结构情节和塑造人物。正面反面人物都一目了然，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所有正面人物的精神品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则是这些作品始终要捍卫的信念。中国当时的“文革”政治思想理论主要出自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二人都来自上海，且张春桥“文革”期间一直担任上海第一市委书记。张姚二人十分重视《朝霞》，但也不可认为《朝霞》只是其政治喉舌，文学创作毕竟总有个人经验，同时也在阅读接受中释放出不同的意义。“文革”期间上海的帮派也有内部矛盾，《朝霞》当属于徐景贤一派。是故，即使在“文革”如此严控时期的意识形态生产，也有诸多的裂隙存在。

1974年1月《朝霞》月刊创刊号出版，虽未发表“创刊词”，但却有一篇从侧面起到了“创刊词”作用的文字，那就是《〈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征文启事》。据一年后任犊发表的文章《读朝霞一年》认为：“它清楚地体现了编辑部鲜明的政治观点，为刊物定下了一个歌颂、宣传党的基本路线的基调。”该文对《朝霞》在1974年发表的12期刊物进行评议，文章认为：

这些作品在政治上艺术上的成就各有高下，参差不一，但读着它们，总会在心底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它们所反映的是千百万工农兵读者几年前亲身经历过、或者现在还在参加着的伟大斗争。请看“征文选刊”中，有的写了红卫兵战士高举革命战笔奋起战斗的经历，有的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经济主义妖风、夺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权的光辉历程，有的写了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波澜壮阔场面，有的写了工宣队进驻后的日日夜夜，有的写了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艰巨斗争……总之，轰鸣在纸页上的，是熟悉而激动人心的革命浪潮，是促使人们投进新的战斗的隆隆战鼓，这怎么能不使我们引起深深的革命共鸣呢？

读着这些作品，不禁想起了那种文艺创作与现实斗争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的说法。这种论调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不错，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处在不断深化之中的，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及时地在一定深度上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来自三大革命第一线的工农兵作者，在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光辉论述的指导下，根据本人和战友们的斗争实践，用艺术形象写下了对这场革命中一次次阶级较量的切身体会和认识，并尽力使这种认识在艺术表现中体现得比较正确和深刻。（注：任犊：《读〈朝霞〉一年》，原载《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期，任犊为集体署名，据考证，执笔者实为余秋雨。）

当然，我们今天评价“文革”时期的文学，无疑一眼就能看出它的政治色彩和概念化的表现手法。同时，我们也很容易看出，这样的政治带有过强的权力暴力色彩；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念，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是斗争哲学的空想，这些文学一直在建构的是一个政治的乌托邦。另一方面，我们对其概念化手法也觉得难以忍受。毫无疑问，否定这些作品易如反掌。但我们是否有可能看到这些文学作品还有一点被理解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去发掘它在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值得注重的文化上的文献价值？这是我试图去接近这个时期以《朝霞》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的缘由。

我以为，以《朝霞》为代表的这类文学作品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它表现了以红卫兵文化为主体的中国青年革命文化；其二，它在文学史上首次集中地肯定性和理想性地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形象。1974年《朝霞》月刊创刊号，登载了两篇征文小说，一篇是《初试锋芒》（夏兴），作为头条发表，另一篇是《红卫兵战旗》（姚真）；一篇是写工人阶级，另一篇是写红卫兵的继续革命。

我们称之为现代小说的这种艺术类型，主要以表现资产阶级的情感、性格和心理为主要内容；中国现代文学固然是在启蒙主义的旗帜下，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但中国现代的社会现实——按毛泽东的理解，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历史，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征。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是刻画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形象，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工人、农民还只是作为被压迫的阶级被表现。农民形象的革命性和反抗性在整个现代文学中并不成功，直至解放区文学（例如在赵树理那里）才有正面积极的青年农民形象出现。工人阶级形象也一直未能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获得积极正面的意义，如茅盾的《子夜》是对中国现代城市及民族资产阶级形象表现最成功的作品，但他自己也承认，对工人阶级形象的刻画并不令他满意。（注：苏珊娜·贝尔纳：《走访茅盾》，《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亦可参见《子夜》1978年重印“后记”《再来补充几句》。）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如欧阳山的《三家巷》、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中，也出现了工人阶级的形象，但相比较而言，工人阶级还只是一个有待成长的形象，还未有作为领导阶级的正面的工人阶级形象得到成功塑造。可以说，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一直渴望写出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形象，“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工人成为领导阶级提供了一个舞台，那些实际上处于底层的沉默的（没有文化和语言的）阶级，第一次以肯定的形式获得了自己的艺术形象和文化身份。

《初试锋芒》讲述上海外滩边上一个电厂中的阶级斗争故事。孙隆是电厂民兵组织的训练组长，江兴是来协助他的副组长，小说明写孙隆充满了对革命的热情和斗志，实写江兴这个铁匠的后代，更有革命斗争经验。小说围绕着是拿着枪训练打靶重要还是揪出没有拿枪的敌人全福贵重要来结构故事，要肯定的是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只有提高阶级斗争觉悟，才能保证工人民兵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小说设计的阶级敌人形象全福贵并不成功，作者除了把他进行身体丑化外，他的全部罪状就是向青少年讲“黄书”，从思想上毒害青少年。小说在描写孙隆和江兴二人时，还写出了工人革命分子内部的差异，他们的冷静和对革命的忠诚，他们在实际的斗争中化解政治危机的能力。很显然，这样的工人阶级形象，乃是政治想象的产物。我们可以在最低限度上承认这种现代性激进政治渴望的工人形象，对于现代性文化的开拓具有积极意义；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并未找到恰切的艺术表现形式，过分的概念化和政治上的强制背景，使得工人形象的创造并没有真实的生活根基，急切的政治想象替代乃至压倒了艺术创造。(www.xing528.com)

以革命促生产，这是《朝霞》建构“文革”时期工人阶级形象的基本政治依据。施伟华的《序曲》算是写得较细致的反映工人生产斗争的小说，人物形象刻画颇为鲜明。某船舶修理厂群众组织的头头工人赵大梁要抓革命促生产，而身为厂长的浦笑风却千方百计阻挠生产，贻误轮船进泊修理。如此革命或反革命，在那个年代均无现实逻辑可言，依靠的只是革命立场的指认。正如铁军的感悟：“在大梁身上，他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团结大多数的广阔胸怀，眼前仿佛展现出一幅气势磅礴、光辉灿烂的画卷：我们无产阶级的浩荡的革命大军，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注：《朝霞》，1974年第10期。）

青年工人的成长构成了《朝霞》工人阶级群体形象的基本特征。边风豪的《钢厂新人》讲述四十多岁的工人班长裘根发与徒弟东雪芳的故事，裘根发作为老工人，处处考虑工厂过去的生产规则，按过去的经验按部就班地劳动。东雪芳却是一个“毛手毛脚”的人，爱管份外的事，于是裘根发就把她打发去推钢。东雪芳并不理会，她依然爱管份外事，并因此发生小小的工伤。这里面的斗争体现在：其一，工厂过去的规则是否合理？是否可以破除？其二，年轻人有没有敢于创造，敢想敢干的精神？其三，什么是新时代的工人阶级？小说中隐约可见的裘根发对年轻女徒弟的关切，是革命斗争之外的温馨之情，“东雪芳”这一花哨、略显诱惑性的名字，与其革命战斗姿态颇不协调，在革命斗争之外，闪现出一丝美艳。

崔洪瑞的《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叙述的是年轻的厂长兼支部书记蒋树英的故事。蒋树英不迷信科学技术，不主张引进国外的生产线，坚持依靠工人自己的力量试制显像管，经历一次次的失败后，最终获得了成功。在这个过程中，蒋树英一直受到她原来的老上级胡政民的百般阻挠。胡在这里是崇洋媚外的代表，他的桌上放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烟灰缸作为摆设，那是一个外国工厂主送给他的纪念品，也是他崇尚外国科学技术的明证。小说宣称：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是“南辕北辙”，行不通！崔洪瑞后来又发表《典型发言》作为续篇，人物刻画不如前一篇来得细致有序。

史汉富的《布告》叙述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故事，这里的上层建筑指的是医院。工人出身的柳文兰作为工宣队进驻中华医院，主张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替代西医手术治疗。这里企图用政治来战胜现代医学，无疑是荒谬的，不过小说通过新拟定的布告表述的工人阶级的历史愿望却颇有气魄——“这布告向人们宣告：工人阶级将会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并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注：《朝霞》，1974年第8期，第15页。）

也有小说把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与既往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例如唐俊的《开拓未来的战斗》，叙述矿山“抓革命、促生产”的故事。何大亮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革命年代不怕牺牲的精神，成为他建设社会主义矿山的动力。作为对立面的马承主是一个技术员，解放前在国民党中统局控制的一个经济研究所干过，虽然有疑点，但没有查出什么证据。这里要表现的是工人阶级如何作为主人翁，不被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吓倒，凭着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夺取生产的胜利。

《朝霞》在上海编辑出版。上海作为中国最主要的轻重工业基地，自现代以来就是中国工人阶级成长的摇篮。《朝霞》试图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如何登上历史舞台，如何成为领导阶级，这不只切合“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也是中国现代以来激进革命的一项宏大事业。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朝霞》写工业题材和表现工人阶级的作品，几乎占据半数以上，且都是作为重要篇目推出，可见它在这方面所下的气力。

《朝霞》把青年革命文化表现得极其充分，给予它以从未有过的历史理念。创刊号上的《红卫兵战旗》、《初试锋芒》曾经引起轩然大波，险些让刚创刊的《朝霞》遭致停刊的命运。（注：这两篇小说加上第二期的《闪光的军号》一度引起轩然大波。有王洪文背景的总工会，认为这三篇小说是“大毒草”，《红卫兵战旗》是“影射讽刺工人造反派”；《初试锋芒》是“污蔑工人民兵”；《闪光的军号》是“为林彪路线招魂”。《红卫兵战旗》写到要举行“半周纪念活动”，总工会认为这是影射讥讽工总司。原来，1967年工总司成立半周年时，王洪文要搞半周年纪念活动，徐景贤报告给张春桥。张春桥讽刺道：“难道连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王洪文为此与徐景贤大吵了一场。当时张春桥立足未稳，还需要工人造反派的支持，所以，他反而批评了徐景贤，这件事不了了之。总工会重点拿《红卫兵战旗》开刀，此事闹得刚创刊不久的《朝霞》几乎停刊，后因张春桥干预，才平息风波。有关材料参见李逊《〈朝霞〉事件》，原载《记忆》2009年第4期。李逊原为上海总工会工作人员，后参与编写《上海工运志》，是国内著名的“文革”研究者，著有《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6年版。作者还与美国裴宜理教授合作完成了英文版的《文革中的工人们》。）

《红卫兵战旗》讲述红卫兵组织要联合的故事，这里出现两类不同的红卫兵，一类是金枣兰这样的继续革命、胸怀全局的红卫兵；另一类是马小战这样的有私心的红卫兵。马小战虽然根红苗正，但在“文革”前曾获得数学竞赛第一名，是原校长何作天培养的典型。小说试图揭示红卫兵内部的斗争。小说写得并不透彻清晰，主要是作为对立面的马小战与何作天的面目不清晰，马小战为什么不积极配合大联合？何作天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什么角色？毛主席指引的正确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金枣兰为什么天然是正确的？这些都是笼统的表述。

不难看出，《朝霞》对青年一代工人阶级形象的描写，贯穿着对红卫兵精神的肯定。何谓红卫兵精神，这里难以展开论述，仅只是一点，所谓“造反有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大约不出其右。这样的精神转化为具体的历史实践，可能会变成打砸抢等破坏行动。《朝霞》在试图寻求这些青年工人的革命性时，避而不谈他们的这种造反精神是否有破坏性，而是当作一种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加以肯定。

我们可以在《朝霞》描写的大量工人阶级形象中看到红卫兵文化的延续。“文化大革命”是二次革命，它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一代青年身上，希望培养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孙颙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最切实地写出了那个时期关于青年革命性的理念。小说讲述农场知青闻松华到一连担任指导员的故事，闻松华有闯劲，有信念；连长鲁雄原来是闻的上级，现在却有些落伍，连里早先时候来的68届高中生也不求上进，只有闻松华和70届的红卫兵郑晓峰，保持着革命的干劲，她们给这个连队带来了生龙活虎的革命形势。在闻松华来到连队之前，郑晓峰这样有热情的班长总是受到鲁雄的责难批评。闻松华则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青年人到底怎么看。”这篇小说要表现的是，只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人才真正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小说注意在人物矛盾关系中层层深入地表现人物性格，并且有比较细致的心理描写，是少有的注重艺术性的作品。

《朝霞》里另外写得较为出色的如朱敏慎的《心中的炉火》、杨淼的《师生》、段瑞夏的《十年树人》、吴若春的《朝阳升起的时候》、林正义的《五月惊雷》等，都表现了年轻一代比年长者更有作为的思想，年长者要么是过去的领导上级，要么是老师或师傅，他们大都不能与革命斗争实践共同前进，只有革命小将才能继续革命、勇往直前。

继续革命的焦虑也表现在“接班人”的选择上。《朝霞》中的大量小说竭力表现青年人在政治上的优越性，这固然是为“文革”打倒老干部、造当权派的反，寻求合理化解释，但也反映了这个时期对革命主体的期盼。如果说《朝霞》杂志在其两年半的出版时间内，作为“文革”首屈一指的刊物，传达了什么样的政治理念的话，那就在于以下三方面：顽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塑造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时代形象；表达青年人作为可靠接班人的时代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