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攻坚战：现实期望成果

1984年，柯云路（注：柯云路（1946—），原名鲍国路，出生于上海，在北京读书，1966年毕业于北京101中学，1968年在绛县插队，1972年在山西榆次锦纶厂当工人，后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5年在山西作协从事专业创作至今。1980年发表处女作《三千万》蜚声文坛，1984年出版《新星》轰动一时。90年代以来时有新作，现居北京。）的长篇小说《新星》把改革文学推向高潮，这部长篇小说长期被看成新时期中国改革文学的里程碑。80年代中期，很多民众为《新星》倾倒，到处都在谈论这部作品。关于《新星》的讲座遍及中国各地，小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反响更加热烈。人们试图从这部小说中找到改革的英雄，寄托自己的期望，或者借这部小说来表达自己对中国改革的看法。《新星》讲述一位高干子弟李向南大胆进行农村改革的故事（据说李向南实有原型，但未必是高干子弟，而是青年改革家吕日周，其时38岁的吕日周任山西省原平县委书记）。李向南显然是新一代的改革英雄、年青一代的共产党干部，他大学毕业后到中国西北贫困地区担任县委书记，面对农村的落后和以封建家长式的关系建立起来的权力网络，敢于斗争，勇于开拓。他的工作作风简洁明快，办事讲究效率，关心民生疾苦。作者在他身上寄寓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使他被民众看成青天大老爷式的人物。事实上，作者也正是按照这种理想来塑造的。李向南这一形象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民众急切期待正直而有魄力的干部，来解决他们的现实困难，指出改革的前途。作为李向南对立面的守旧势力，如顾荣，他的下属围绕他建立起了一个严密的权力关系网络，谋取私利，保持手中的权力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小说在这方面揭示了“文革”后中国现实中存在的保守势力，作者认为这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主义文化在起作用。权力高度集中于一部分干部手中，老百姓只能寄望于青天大老爷式的清官，为民主持公道。《新星》背景开阔，故事曲折跌宕，结构紧凑而富有变化，叙事洒脱流畅，在当时确实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民众关心的现实问题。但小说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理解还显表面，把政治改革的时代要求转换成文化批判，这只能说是现实条件限制了作者进一步的思考。

柯云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作品还有《新星》的续集《夜与昼》（1986，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衰与荣》（1987，人民文学出版社），两部作品都是以北京为背景，讲述李向南回到京城后的活动，展示出改革时期社会各阶层的状况，特别是一些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精英对中国改革的态度和实践。小说叙事视野开阔，气势不凡，议论纵横捭阖，可见作者思想的敏锐与深度。小说思想性过强也未必是好事，此时文学自身的社会效应已经开始减弱，以政治性反思为底蕴的作品已经难以引发社会普遍的共鸣。

农村的经济改革主要是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业自从70年代后期以来，连年获得丰收，农民对现行政策基本持满意态度。但农村也开始出现剩余劳动力，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农村人口迁徙还受严格限制，青年一代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开始有所不同。路遥（注：路遥（1949—1992），原名王卫国，出生于陕西榆林清涧县，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蜚声文坛。1991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于1991年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43岁的路遥因病逝世。）的《人生》（《收获》1982年第3期）即是把视点对准中国农村，去观察青年一代农民的希望、追求和他们面对的困境。小说讲述农村青年高加林高考落榜后，面临人生选择困境的故事。高加林回到家乡当民办教师，却被村里书记的儿子挤掉，只好务农，这是他不愿意选择的生活。同村姑娘巧珍对他的爱重新激发起他的生活热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以到县城的广播站工作，一位有权力背景的县城姑娘黄亚萍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促使他断绝了与家乡姑娘的恋爱关系。但上级组织查出他是以不合法的手续进城工作的，结果他被迫离开县城，再次回到乡村这片他要逃离的土地，却又是曾经养育他而且还要与之生死相存的土地，原来爱他的姑娘这时已经另嫁他人。这篇小说写出青年一代农民试图摆脱土地、离开农村，重新选择人生道路却蒙受挫折的艰辛。比较细致地表现了高加林的内心矛盾，特别是他面对爱情时的复杂心理。作者把中国农民的命运，他们的希望和失败，表现得相当透彻，在当时对于有农村背景的青年人有相当强的感染力。90年代以后，农民已不再为土地所束缚，他们可以随便进城当民工，但等待他们的同样是一条困难重重、艰辛苦涩的道路。

这时期有些小说描写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生的变化。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1979）写农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坎坷命运，叙述农民连造一栋房子的愿望都历经几十年不得实现的故事。《陈奂生进城》（1980）则写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年代成为土地的主人后，精神面貌和心理都很快乐的状态。高晓声的小说显示了很强的乡土气息，带有浓厚的江南风土人情意味。(www.xing528.com)

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更激烈地暴露现实问题，力图为改革清除障碍。刘宾雁的《人妖之间》（《人民文学》1979年第9期）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反映了哈尔滨市附近宾县发生的当时属建国以来最大的集团贪污案王守信案。小说把这个案件放在“文革”后拨乱反正以及深化改革的高度来思考，在当时影响巨大，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1985年，刘宾雁发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第二种忠诚》（《开拓》杂志创刊号），也引起强烈反响及风波。他在这篇作品中提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有“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的忠诚，而且更要有“一批又一批正直、勇敢、有真才实学而又敢于坚持自己人格的人”，当党和领袖犯错误的时候，要有敢于“直言不讳地面谏君前”的“第二种忠诚”。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很大胆的观念。

总之，中国80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是那个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有些作品也带有概念化和夸张的痕迹，但它反映了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民众的心理愿望，给人们提供了认识现实的表象体系和情感意识。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对重新塑造人们的精神生活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凭此就不应该忽略它的历史地位。然而，事过境迁，人们不得不反省的是，自以为从“文革”或“四人帮”的概念化和主题先行等政治性框架摆脱出来的中国作家，又是如此及时地为这个时代的集体想象再次建构着观念化的现实，只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学在相当的程度上有现实经验为依据。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怀疑文学虚构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告诉人们，文学的典型化手法就是为了更为本质地反映现实。当然，我们站在90年代的立场上，看到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反腐文学”，会觉得文学对待现实的方式有多么大的差别。但我们也不必因此怀疑那时的文学作品塑造改革英雄形象的必要性。文学与现实构成一种复杂的反映、替代、补充甚至颠倒的关系。不管怎么说，改革文学是新时期文学中观念性最强的文学现象，经历过如此强烈的现实愿望的表达，文学对时代精神的强有力把握也耗尽了它的历史激情，从而使得更具有个人经验特征的文学开始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