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理想主义：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由于梁晓声（注：梁晓声（1949—），原名梁绍生，出生于哈尔滨，祖籍山东荣城。1968年中学毕业后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1974年被推荐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77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版厂从事编辑工作，1988年到儿童电影制片厂任编剧，现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授。2004年，出版五卷本中篇小说集《弧上的舞者》（南海出版社），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伊人，伊人》。）的出现，知青文学被注入了粗犷的情愫，并被涂抹上一层浓重的英雄主义色调。梁晓声在70年代末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但影响不大。1982年发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文学》第8期）后，开始成名。小说讲述一支知青垦荒队经过危险的沼泽地，到艰苦的荒原建立垦荒点的故事。描写了北大荒极其艰苦危险的生存条件，但他没有停留在对苦难的展示上，也不刻意做深沉的反思，而是把艰难困苦的北大荒作为一个背景，来展示一代知青英勇奋斗的壮举。这些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彻底抛弃过去的一切，决心与这块土地打成一片。上海姑娘李晓燕，能歌善舞，自愿来垦荒队，而且立誓三年不回家，并向全连女青年倡议：不照镜子，不抹香脂，不穿花衣服，竭力把自己改造得更符合“劳动者的美”。最后她们都为这块土地献出了生命。梁晓声的“北大荒文学”不同于同时期反省知青经历的文学的那种悲戚幽怨之音，他用高昂的声调去讴歌同代人的战斗经历，表达他们无私的奉献和面对自己历史的无悔无恨的感情。叙事也颇为刚健雄劲，充沛浓烈的抒情意识与一些细致的感情纠葛相交织，使这篇小说在激越的书写中不失委婉动人的情致。

梁晓声的“北大荒文学”在当时的同代知青中激起了极大反响，随后他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青春丛刊》1983年第1期）以更加充沛的英雄主义豪情书写了北大荒一代知青的气质与命运。小说讲述1979年冬天，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某团正在召开的一个关系到全团八百人返城还是留场的决策会议上，团长与政委发生了分歧。正当此时，扣压在总部的关于三天内办完返城手续的机密被泄露了，散居在方圆数十里内的知青们举着火把，驾着各种车辆涌向团部。正在此时，北大荒特大暴风雪也席卷而至，凶猛地袭击着骚乱的人群。在这个不寻常的夜晚，作者对各种人物按其各自的思想、心理和性格进行了充分的表现，相当尖锐地揭示了“极左”思潮在建设兵团造成的恶果和给青年们带来的种种命运。

梁晓声塑造的这些英勇献身的兵团战士形象无疑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但那时的热血青年确实比比皆是。在当时人们更关注那种青春激情，王蒙对这篇小说也是赞赏备至：“它气势宏伟，对比强烈，冲突尖锐，气氛紧张，整个小说非常抓人，读起来难于释手，读后心怦怦然，心潮久久难以平息……”，“它不是写在书斋案头，而是诞生在北大荒一望无际的暴风雪之中”。（注：王蒙：《英勇悲壮的“知青”纪念碑》，原文载于《青春》丛刊，1983年第2期，引文参见《王蒙文集》第7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第387—388页。）确实，那个悲剧性的故事本身就把那个时代的青春生命价值的本质揭示得非常透彻：如此昂扬的青春生命以如此方式抛洒在黑土地上。

梁晓声后来还有长篇小说《雪城》（1988）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其影响之大也是空前的，这说明知青一代人的经历和精神气质有着相当强大的现实基础。人们热衷于从文学作品中获取多种力量，这取决于这一时期的实际需要。80年代是需要昂扬向上的力量的，备受挫折的一代知青需要浓郁的精神鼓舞和抚慰，梁晓声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诉求及时提供了这种需要。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梁晓声具有历史的敏感性，他能敏锐抓住这代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需要确定的自我形象。多年之后，梁晓生又创作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年轮》（1995）。理想主义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知青的历史以更加平和本真的个人记忆的方式表现出来。梁晓声写作《年轮》时也正是这种状态，写出了知青生活的那种朴素质地和个人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心感受。

80年代上半期是一个激情洋溢的时代，文学更是充满了昂扬向上的力量。在这一时期，张承志（注：张承志（1948—），回族，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济南市。1967年从清华附中毕业后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旗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1981年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等处。现为自由职业作家。1978年开始创作，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已出版著作三十余种。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马》、《西省暗杀考》、《清洁的精神》、《金牧场》、《心灵史》等。）的理想主义也许最为耀眼，他的一系列小说都以饱满的激情倾诉着这个时代青年人不可遏止的历史愿望。张承志1968年到内蒙古草原当牧民，辽阔苍凉的草原赋予他以雄劲勇猛的气质，草原牧民的深情则给了他永志难忘的记忆。他的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就是这种情怀的直率表达。在小说中，作者宣称：“母亲—人民，这是我们生命的永恒主题！”张承志所有关于草原生活的小说都贯穿着这一主题，他的“母亲—人民”可能具有具体的个人记忆的内涵，但也依然带着现实主义文学惯常的普遍性含义。张承志总是以浓烈的感情书写他的草原记忆，把个人的青春经验与对牧民的感激之情融合在一起，赋予知青历史以苍凉沉郁的基调。《黑骏马》（《十月》1982年第6期）以强烈的抒情性叙事使张承志获得了空前的声誉。这篇小说讲述一个被蒙古族收留的汉人与牧民建立深厚友情的故事。主人公白音宝力格长大成人离开草原去上大学，多年后他回到草原找寻往日的记忆，但慈爱的老奶奶已经去世，初恋的情人索米娅也已远嫁他乡。他骑着黑骏马四处追寻，终于找到往昔的情人，但索米娅已经不是梦中的小姑娘，而是被沉重艰难的生活折磨着的三个孩子的母亲。这是典型的知青叙事：往事在记忆中变得无比美好，怀恋与感恩是成长为时代主人公的人们最能体现崇高感的一种情怀。怀旧、寻找、失落、感奋，承担历史责任，这些情感叠加在一起，使张承志的叙事显得辽阔宽广而激情四溢。

1984年，张承志发表《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在题记里，他写道：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是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种观点看来，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

这是一个乐观的时期，张承志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应运而生。只有那个雄浑的大自然背景，只有北方那四条巨大的浸透着历史文化和民族魂灵的河流才能与这个渴望“重新生活”的自我形象相配。

张承志曾经骑着“黑骏马”在北方辽阔的草原上寻觅他失落的青春记忆，但《老桥》中的那种忧郁、怀恋、失意和迷惘并不仅仅是张承志个人的记忆，而是属于整整一代知青群体的集体记忆。那段记忆被埋葬之后却获取了现实的激情，它是用于书写“大写的人”的理想铭文。获得了历史起源和现实本质的主体，现在站立在雄浑的大自然面前来确定自我的历史。对于迫切希望揭示自我本质力量的主体来说，仅仅依靠“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的短暂历史当然不够，它必须要有更加久远的历史，并且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沟通。这个挣脱了“文革”记忆的“人”，现在逐渐开始向更加久远的历史传统，向更加广阔的大自然吸吮自我的生命本质。(www.xing528.com)

于是，张承志的那个“他”——那个一直在母亲的怀抱里长大的苦难之子，那个被父亲遗弃的孤独之子，现在突然感悟到自我的生命力量，迅速决定抛弃那个“狗东西”（给予他肉体生命并且遗弃他的生父）。他站在“自信而强悍”的大河边：

可是，今天你忽然间发现，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父亲，而且你已经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今天真好，今天你给自己找到了父亲——这就是他，黄河。他走到黄河边上，他感到眼前的大河充满神秘：“哦，真是父亲，他在粗糙又温暖地安慰着我呢。‘爸——爸’他偷偷试着嘟囔了一声，马上又觉得无比别扭和难受。远处的河水不可思议地凸起着摇荡着。你告诉我一切吧，黄河，让我把一切全写上那张考卷……那将不是一张考卷，而是一支歌，一首诗，一曲永恒的关于父与子的音乐。”

现在，这个无父之子、一直被父亲抛弃并仇视父亲的儿子，从大自然那里获得了充溢的生命力，他反过来抛弃了那个“狗东西”，成了自然之子。这个大自然（河流）不仅象征着生命的源流，也象征着民族、祖国、历史和文化传统。那片被嵌入河流的彩陶，在整个故事的讲述中显得偶然而勉强，但却绝对必要，因为“古老的彩陶流成了河”，这片彩陶轻而易举就把伟大的自然与悠久的文化缝合在了一起。我们的自然之子不仅分享着大自然的无穷生命力，而且自然地汇入了历史与文化传统。当然，在这里，自然是第一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与其一脉相承，并且构成其生命本质。

这个一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并且一直为父亲所拒斥的孤独之子，现在却如此急切地与新认的父亲融合在一起。这个融自然、历史和文化三位一体的父亲显然是“我”现在迫切需要的更为强大有力的父亲，能与这样的父亲融合在一起，就是“我”的新生。于是，苦难之子结束了他的幼稚而孤独的岁月，畅游北方四条河就是一次想象性地施行“成人礼”的伟大仪式：“我就要成熟了……我就要成人了……他心里充满了神圣的豪情。我感谢你，北方的河，他说道，你用你粗放的水土把我哺养成人，你在不觉之间把勇敢和深沉、粗野和温柔、传统和文明同时注入了我的血液。你用你刚强的浪头剥着我昔日的躯壳，在你的世界里我一定将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和战士。”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是那个时期个性解放、寻找自我的最充分的表达，也是渴望成为历史主体的知青群体的精神写照。

《北方的河》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那种洋溢着理想主义精神的英雄气概和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给一代青年及时提示了自我意识的镜像。“文革”已经过去近十年，人们不再是被那个“狗杂种”抛弃的无父之子，人们在现实与历史的重新结合中，找到了生命之源，找到了现实的力量。有人总结知青文学的三大主题是：青春无悔，蹉跎岁月，劫后辉煌。张承志的小说概括了这三大主题，并且超越了这三大主题——使它们融化于其中，转化成重新开始人生拼搏的时代号角。这代人开始步入现实，成为历史主体，成为历史的弄潮儿。80年代中期正是这代人的黄金岁月，一切都似乎刚刚开始，也因此预示着未来的无限可能性。他们的精神和信念，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似乎必然要决定着历史的方向。

知青文学在总体上缺乏对知青这代人自身的反思，展示蹉跎岁月的壮丽与沉湎于青春失落的情绪占据主导地位，实际则遮蔽了对知青这代人与历史关系的更深入的思考。张抗抗在《无法抚慰的岁月》一文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地倾诉与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已激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质问，已一次次公诸于众；然而临近20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低头回首，审视我们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注：张抗抗：《无法抚慰的岁月》，收于《天然夏威夷》，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知青参与了那段历史，是很多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制造者。虽然说人终究是历史的产物，但何以被历史这样塑造而不是被那样塑造，这还是要有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反思，过于美化知青的青春岁月并不是客观的态度。

知青文学在80年代后期明显退潮，已成名的知青作家逐渐转向非知青题材。因为寻根文学对知青文学的替代，现代派或“新潮小说”使新时期文学转向文学自身的探索。随后的“向内转”则使文学性价值上升为文学关注的重心。马原、残雪、莫言和随后的先锋派文学，都使中国当代文学离开了原来反思历史的轨道，转向了文学本体。知青文学到90年代之后又有所回升，有影响的作品有：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邓贤的《中国知青梦》、老鬼的《血色黄昏》。2004年，姜戎的《狼图腾》出版，引起巨大的反响。实际上这部作品也属于知青文学（或者称之为“后知青文学”），但它思考民族性的主题已经远远压倒了知青文学惯常的主题。尽管知青的故事还在以不同的方式在当代文学中不断表现出来，但作为一个有着特殊的反思性背景和主题意向的知青文学已经终结，这使人们可以在更为广阔的思想背景上来重新叙述知青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