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二考落榜到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

三、三考进士

清代科举秉承明制，儒生得先考取秀才，再通过乡试成为举人，才有资格考进士。清代获得举人身份的士子，第二年便可到京城参加会试以获得进士身阶。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多怀极强烈的功名心，都渴盼能将自己的满腹经纶货于帝王之家，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曾承认自己甚是“急于科举”，他的好友刘蓉也曾评价他是“锐志功名，意气自豪”^[19]。因此，曾国藩在中举人的那一年秋季，便动身北上京城，以求春试入闱，准备参加来年的会试。由于乡试的顺利，此次来京城参加会试时，曾国藩意气风发，对自己的学识和才华充满了信心。然而命运之神就是如此的捉弄人，道光十五年（1835）的初次会试，曾国藩名落孙山。但是，他依然自许甚高，进取不止，唱出了“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20]的高昂调子。

道光十六年（1836）是皇太后的六十大寿年，按例加恩科考试一次。曾国藩认为机会难得，决定在京城苦读一年，以求在恩科考试中博取功名。然而其命运乖蹇，他在二考进士中再次落榜。曾国藩久寓京师，经济困窘，只好收拾行装南归。为了排遣两次落榜所带来的愁闷，同时也为实现自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想，曾国藩决定四处游历一番，以开阔心境。于是他顺运河而下，绕道清江、扬州、金陵，再溯长江西上。一路上的风景名胜，使得这位来自穷乡僻壤的士子大饱眼福，心境也为之一开。路过睢宁县，曾国藩拜谒了同乡易作梅知县，并向其借贷了一百两银子，在江宁买了一部《廿三史》。身处困境的曾国藩，此举不仅体现了他敢于直面困难的洒脱心态，更反映出他对学问的追求。由于所带的钱数不够，曾国藩就将身边多余的衣服典当了以凑数。到家后，对他的这一举措，其父曾麟书不仅没有指责，反而说道：“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21]曾国藩大为感动，深受鼓舞，“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者几一年”^[22]。曾国藩刻苦攻读，不仅在八股制艺上更有长进，而且也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读史”成为他日后所订的十二条日课之一。这为他以后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参政、谘政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学问功底。(www.xing528.com)

时间飞快地过了两年，道光十八年（1838），又逢三年一次的会试，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再次“谋入都会试，无以为资，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馀三缗耳”^[23]。从此段文字记述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曾国藩当时的寒苦艰辛之境。由于长期苦读打下厚实文化基础，曾国藩在这年会试中“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24]。“四月，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三名，进呈宣宗（道光帝），拔置第二名。五月初二日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25]从此以后，曾国藩便告别了“十年寒窗无人问”的求学生涯，也为自己的科举之山挑完了最后一筐土，开始踏上真正意义的仕宦之路。

曾国藩从嘉庆二十年（1815）开始受学于庭，经过十八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得中进士。从识字发蒙到真正意义上的踏上仕途，他共花去了二十三载艰辛岁月。这段早年志学的经历，是曾国藩人生的重要发展阶段。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理想和大部分封建知识分子一样，秉承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极注重于个人功名利禄的追求。这是他在这一阶段思想上的主要特点，而这个特点显示了他的学习带有很大程度的功利性。他是如此汲汲于功名，科举入仕制度又是那样深深地吸引着他顽强坚韧、努力不懈地去为应试而学习。然而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为他日后的出仕与治学提供了厚实的文化支撑。他在涟滨、岳麓书院求学过程中所浸染到的注重实践及“经世致用”学风，则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和为人处事态度。同时，在二十多年求学过程中所受到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也逐渐充实着曾国藩的士大夫人格。可以说，这段早年志学的经历，为曾国藩一生的治学、从政、治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