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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简史中:培根的实用主义和科学方法

时间:2026-01-27 理论教育 姚姚 版权反馈
【摘要】:培根用以衡量知识的标准是实用性,他以此否认传统知识继续存在的权利。培根为了证明其方法之新之科学,首先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培根进一步指出,“规律及其不可分的部分”是事物的形式。

第二节 培 根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新贵族出身,毕业于剑桥大学。毕业后从政,历任国会议员、国王顾问、大法官等要职。1621年被指控犯有受贿罪而下台。他的主要著作有《论学术的进展》和《新工具》。培根还是一位政论家,著有《政治和伦理论文集》。

培根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鸣锣开道者。他最早表达了近代科学观,阐述了科学的目的、性质,发展科学的正确途径,首次总结出科学实验的经验方法——归纳法,对近代科学发展起到指导作用。培根是除旧立新的思想革新者,他对经院哲学的科学观和传统逻辑思维方式的批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我们应该从“除旧”和“立新”两个方面评价他对自然科学所做的伟大贡献。

传统科学观批判

培根的《新工具》是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而言的,他对旧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并为经院哲学所继承的传统科学观和逻辑体系的批判。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区分科学与逻辑,对他而言,一切科学都是“证明科学”,都是按照演绎逻辑所进行的公理体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经院哲学建立了“大全”式的体系,并把它们作为唯一的科学。培根指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与科学联为一体,这一谬种流传,造成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知识中的种种弊端。

传统的和现实的知识的种种缺陷的要害在于没有实用性。培根说,传统的科学来自希腊的智慧,因而它“具有儿童特征;它能够谈论,但是不能生育,充满着争辩,却没有实效”。这些所谓的知识只是为了满足言谈、争辩、宣传、个人名利和个人思辨的需要而存在,但却偏偏没有服务于人类的实用性。这样的知识没有任何进步,“不仅过去说过的话现在还在说了又说,而且过去提出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在这样的传统禁锢下,人们的思想故步自封,创始人的学说被凝固、僵化,没有发展,研究者为迎合世俗需求和判断,牺牲个人兴趣,离开自己道路。由此在科学界出现一系列的弊病:权威压制、沽名钓誉、缺乏实验、方法笨拙、逻辑不精细,等等。(5)

培根用以衡量知识的标准是实用性,他以此否认传统知识继续存在的权利。公允地说,古希腊和中世纪知识,包括哲学和神学,并非没有实用性。培根也承认,它们可以满足言谈、论辩和思辨等方面的需要,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岂不也是一种实用性么?我们应该理解,培根所说的服务于人类的实用性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只是指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用途,不包括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与满足。按照这种新的科学价值观,以思辨和伦理价值为取向的古代知识以及以宗教价值为取向的中世纪知识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科学知识的范围之外了。

“四假相”说

培根形象地把科学发展的障碍比喻为“假相”,他把这样的假相归结为四个。“四假相”说更深入地分析了传统科学观赖以生存的心理根源和社会根源。

“种族假相”指人性的缺陷,大致相当于希腊人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现代人所说的“人类中心”论。按培根的说法,人的感性和理性都以人为尺度衡量外物,缺乏科学所需要的中立态度和客观性,因而导致主观与客观相混淆的错误。

“洞穴假相”是个体差别造成的缺陷,每一个人都囿于自己所处的“洞穴”。因个人立场、观察角度、思维方式、成见等不同而产生的主观性、偏隘性,就是这样的洞穴,这好比我们中国俗语所说的“坐井观天”。

“市场假相”指语言交往中产生出的误解。有的语言有其名而无其实,有的语言虽然表示实在,但定义不精确,含义模糊,使用不当,这些都会产生混乱;语言的混乱又会产生思想的混乱,使人是非不分,真假难辨。这相当于现代分析哲学所要消除的“语义的混淆”。

“剧场假相”指各种哲学体系以及流行理论造成的错误。培根把历史上的哲学和思想比作舞台上演出的一出出戏剧。他把历史上的理论体系归结为三类。第一类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为代表,它从较少事实取出较多的事实,以偏概全,从个别推导一般,强迫让一切事实符合个别原理。培根把这一类理论称作“诡辩派”。第二类理论是培根所说的“经验派”,它建立在少数狭隘和暧昧实验之上,这种理论似乎具有实验证据,但这些证据是不可置信的、徒然的,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危险性,比如,炼金术就是这样的学说。培根生活在自然科学与伪科学并存的时代,他虽然没有直接批判伪科学,但他对狭隘经验的批评包括了对伪科学的揭露。第三类是经院派,他们从信仰和幻想出发,把自然科学与神学糅合在一起,建构荒诞的自然哲学体系。培根要求把科学与信仰分开,他说:“把只属于信仰的东西归于信仰,乃是很合宜的。”(6)(https://www.xing528.com)

科学的实验方法

培根要从头开始建立全新的科学,关键要有一个真正的科学方法,他认为这个方法就是迄今为止人们尚未使用过的、他称之为“新工具”的实验方法。科学为什么必须采用实验的方法,科学的实验方法与人们日常经验有何不同,它的本质何在?培根为了证明其方法之新之科学,首先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方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科学的目的决定它必须采用实验的方法。培根明确地指出,科学的目的是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支配自然,“达到人生的福利和效用”(7)。在此意义上,他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

如果人们要问,知识是如何获得改造自然的力量呢?培根的回答是,人的知识是对自然的因果规律的了解,了解自然的因果规律之后,就可以改变它、命令它,趋利避害,使自然规律为人类的利益服务。培根进一步指出,“规律及其不可分的部分”是事物的形式。“形式”是培根的自然观的一个中心概念,指事物的简单性质,如黄色、重量、不透明性、坚韧性等。为了获得支配自然的力量,科学需要“发现一种性质的形式”,并“在一个物体上产生和加上一种或几种新的性质”(8)。实验是发现和支配事物的形式的唯一途径;只有实验可以使得那些有利于人类的性质重复出现,可以把不利于人类的性质与事物相分离,并利用简单形式产生出人所需要的新的物体。

培根提倡的实验方法离不开感觉的观察,但实验不依赖感觉,而是对感觉的改进。培根与后来的经验论者不同,他对感觉抱有不信任的态度,他指出:“感觉本身是不可靠和易发生错误的。”感觉包含意志和情感的主观因素,不能符合科学的客观要求,没有理性的指导,感觉本身是迟钝、无力的,有时甚至产生出有欺骗性的表象,被伪科学所利用。科学实验通过感觉进行,但对感觉进行选择、设计和定向处理,排除了感觉自身的缺陷,因此能够接触到自然和事物本身。培根说,感觉与理性的结合只能在实验中才能实现。他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只相信经验的人像蚂蚁,他们只会搜集材料,不知道如何加工、处理这些材料;只知道思辨的人像蜘蛛,他们只凭借自己的材料编织体系;真正的实验科学家像蜜蜂,他们既采集材料,又通过自身消化处理这些材料。(9)

科学的归纳方法

培根提倡的实验方法的程序是归纳。归纳是与亚里士多德主张的演绎相反的程序。演绎依靠感觉建立起的第一原则,由此开始从上到下的推理。培根指出,演绎有两个致命的缺点。首先,它所依靠的第一原则没有充分的证据,只是建立在少量的、不可靠的感觉的基础之上;原则一旦被确认为演绎的前提,就不再受经验和理性的检验;它所包含的错误不但得不到纠正,而且经过演绎的扩展,产生出“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谬误。第二,演绎过程只在思想内部进行,没有考虑到思想是否与具体环境的具体事物相符合的问题,演绎的步骤越多,它所达到的结论离实在的事物也就越远,没有多大实用价值。

与之相反,归纳法不是单向的推理过程,而是时上时下、循序渐进的过程。归纳法不依靠最初的前提,也没有终极的结论。培根说,要谨慎地使用理性,“毋宁给它挂上重物”,不让它直接由个别的经验飞跃到最高的原则。“给理性挂重物”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理性与经验的联系。归纳法与演绎法的另一不同是,归纳的步骤围绕着“中间原理”而展开;因为“中间原理是真正的、坚固的、活的原理,事物和人的幸福都以之为依据”(10)。培根在这里所说的中间原理即是对事物的形式或规律的认识,它既不像第一原则那样抽象,也不像个别事例那样具体。中间原理的发现要经过从下到上、再从上到下的反复检验,要用实验和理性、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式来揭示。

培根还具体地说明了归纳法的要求。他指出,归纳法开始于收集材料,收集的材料要充足、完全。然后再整理材料,他把材料的分门别类称为“三表法”,即,所有正面的例证构成具有表,所有反面的例证构成缺乏表,不同程度的例证构成程度表(又称比较表)。最后,根据这些例证,推导出一般的结论。培根强调,归纳法不只是对正面例证的积累,而且“要用适当的拒绝和排斥的办法来分析自然”(11)。这就是说,要重视运用反面的例证来修正,乃至推翻已有的结论。当代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批评归纳法仅仅是证实的方法,他们把证实与证伪对立起来,而没有注意到,归纳法从一开始就要求正面的和反面的事例的结合,证实和证伪的结合。

不过,培根所说的归纳法还比较粗糙,属于现在所说的“简单枚举”的方法,即,从一个个事例只推导出一般性的结论。显然,简单枚举的结论没有必然性,只有或然性。归纳法究竟能够达到多大程度的或然性,具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这是归纳法从一开始就面临的难题。培根看到了这一问题,他提出“真正的归纳”,以克服简单枚举的缺陷,达到最大程度的可靠性。但是,他设想的“真正的归纳”的种种办法和步骤,不是语焉不详,就是皮相之谈,没有解决要害问题。后来,休谟重提归纳法可靠性的问题,引起近代和现代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广泛关注。

总的来说,培根的思想比较浅显,他对归纳法的看法只是其中一例。这是他的缺点,也是他的优点所在。他以尖锐的批判和通俗的语言,传播了自然科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功不可没。但是,他的科学观有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他把精神价值排除在科学实用性之外,要求不受任何主观性“污染”的科学客观性和中立立场,把自然作为人类的异己对象加以利用、改造和征服,把知识的力量仅仅当作施加于自然的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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