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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王谥号揭秘或《守护语林》:古代帝王谥号的真相

时间:2023-12-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古代帝王的谥号“纣王”的“纣”是谥号吗?《咬文嚼字》1999年第1期《活人居然有谥号》一文指出,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演员们,不应该在剧中直呼“武王”“纣王”,因为这些称谓都是帝王死后所得的谥号,生前是不可能具有的,所以听起来感到“有点别扭”。谥号是君主死后由嗣王和大臣们议定的,而司马迁却说“天下谓之纣”,可见他也不认为“纣”是谥号。专家们一致认为,此簋作于周武王十二年,即灭商之年。

古代帝王谥号揭秘或《守护语林》:古代帝王谥号的真相

古代帝王的谥号

“纣王”的“纣”是谥号吗?

《咬文嚼字》1999年第1期《活人居然有谥号》一文指出,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演员们,不应该在剧中直呼“武王”“纣王”,因为这些称谓都是帝王死后所得的谥号,生前是不可能具有的,所以听起来感到“有点别扭”。

该文的意见说对了一半。“武王”的“武”确实是周天子姬发的谥号,生前无人可知;但“纣王”的“纣”却不能这么说,古人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纣”是谥号,因为历史文献中有记载,例如:

蔡邕《独断》卷下:“帝谥……残义损善曰纣。”

吕氏春秋·功名》汉高诱注:“贼仁多累曰纣。”

另一种意见认为“纣”不是谥号,因为商朝还没有谥法,相传为周代文献的《逸周书·谥法解》中也未收载“纣”字的谥义。《尚书·西伯戡黎》唐孔颖达疏指出,“纣”字本来并没有不好的意思,后人之所以说“残义损善曰纣”,是因为见到商纣的暴虐无道,才特地附会给“纣”字这样的“恶义”。

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纣”是“先号后谥”,即生前已作称号,死后即定为“谥”(见唐杜佑《通典·礼六十四》)。这显然是一种折中调和的说法。

我是同意第二种意见的,“纣”应当是生前的称谓而不是死后的谥号。理由如下:

汉代学者郑玄说:“纣,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爱而欲立焉,号曰‘受德’,时人传声转作‘纣’也。史掌书,知其本,故曰‘受’。”(《尚书·西伯戡黎》孔颖达疏转引)

在汉代以前的文献记载中,对这位商朝末代帝王的称呼大致有两种写法:《尚书》一律写作“受”,而《周易》《礼记》《左传》《论语》《孟子》则全都写作“纣”。郑玄认为“纣”的名本来应当是“受”。纣本名为辛,是商王帝乙的少子。帝乙因为宠爱他,想让他继承君位,特地赐给他一个名号叫“受德”,意思是“有承受天命的德行”。由于“受”“纣”二字读音相近,当时人们就误“受”为“纣”,但宫廷史官职掌记录王言,知道这个字本来应当作“受”。郑玄是汉代的大儒,又是学贯群经的著名训诂家,他把这件事说得头头是道,应当是有所依据的。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写道:“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谥号是君主死后由嗣王和大臣们议定的,而司马迁却说“天下谓之纣”,可见他也不认为“纣”是谥号。清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九在遍引蔡邕、高诱、裴骃、杜佑等人的注解后指出:“以桀、纣为谥,皆不足据。”

如果有人以为我在上面提到的几位古贤的论述还不够有力的话,那么,下面这条理由就是无可辩驳的了:即当商朝末年纣还活着的时候,周武王统率大军到达商郊牧野准备与商军决战,在发表的誓师文告中已经直呼其名为“商王受”(或“殷王纣”)。誓词的原文见于《尚书·牧誓》(也见于《史记·周本纪》,文字略有差异):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史记·周本纪》引作‘殷王纣’)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在今本《尚书》中,还有《泰誓》《武成》等篇文告和记载,述及周武王直接称呼“商王受”的话。经清代学者考证,那些都属于魏晋时人伪造的《伪古文尚书》,不足为据。只有上面所引的《牧誓》一篇,才是商末周初留存下来的周朝政府的正式文件。在这篇誓词中,武王姬发直接称纣为“商王受”,然后历数其不修对祖先的祭祀,遗弃先王的后裔亲属,以及信用诸侯各国逃亡人员,使他们祸害百姓等罪状,宣告自己出兵讨商是代天行罚。当时,武王还没有攻进商都朝歌,纣还没有登鹿台自焚而死。这就充分证明:“纣(受)”只能是帝辛生前的名号,而绝不会是他死后才有的谥号。

此外,我在前面提到,今本《尚书》中的《泰誓》(共上中下三篇)属于魏晋时人所伪造,不能引以为据。但是《史记·周本纪》中引用的一段《太誓》(古代“太”可通“泰”,如“泰山”可书作“太山”)逸文,却又另当别论。其文云: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

这是周武王在伐商战争中发表的另一篇誓师文告,时间是在从盟津北渡黄河之后、到达牧野之前,文中也同《牧誓》一样,直呼“殷王纣”之名。

司马迁曾任汉朝太史令,能够亲自阅览皇家“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凡是商末周初留存下来的政府文件,他完全有可能看到。上面这段引自官方藏书的《太誓》逸文,应当是可信的。我想,凭着《尚书·牧誓》和《史记·周本纪》所引《太誓》逸文这两条证据,“纣(受)”是帝辛谥号的观点可以否定了。

(原载1999-03)

“周武王”的“武”也不是谥号(www.xing528.com)

我在《咬文嚼字》1999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纣王”的“纣”是谥号吗?》,文中说到:“武王”的“武”是周天子姬发的谥号,“纣王”的“纣”则不是商帝辛的谥号,而是他生前的名号。

最近,编辑部转来了上海市北中学卞体颖先生的一封信。该信指出:

其实“武”也非姬发的谥号而恰是其自称,书载:“从西周开国到共王,王号都是自称,不是谥号,从孝王起,才是死后所加的谥。”

卞先生信中带引号的这段话,不知道摘自哪部著作,但他的意见却引起了我的重视。我认真查检了有关的资料,也翻阅了近人研究谥法的一些专著,感到卞信所提的主要意见是正确的,即“武”不是周天子姬发的谥号。但说“是其自称”却未必确切,恐怕应当是臣下在姬发生前对他的一种美称。由于问题比较专门,无法在本刊详加讨论,我只能将汪受宽先生《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中有关章节的内容略加介绍,也算是对拙文错误说法所作的纠正吧。

1976年3月,陕西临潼出土了青铜器“利簋”。专家们一致认为,此簋(ɡuǐ,古代食器)作于周武王十二年,即灭商之年。簋上的铭文共32字,张政烺教授释读如下: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司利金,用作旃公宝尊彝。

铭文的大意是:

武王征伐商国。甲子日早晨,岁星正当其位,当夜打了胜仗,很快就占领了商国。辛未这天,武王在阑地军营,赏赐给臣下利一些铜。利于是铸造了以先祖旃公命名的珍贵的礼器。

铭文中最重要的一句是“珷征商”。“珷”是“武王”二字的合文,指的就是周王姬发。他此时还在世,他的臣下利在铭文中就称其为“武王”。这说明,“武”决不会是姬发死后的谥号,而是生前的称谓。当然这里并非自称,而是臣下对其所尊崇的君王的美称。

不仅武王,西周的成、昭、穆、共、懿诸王之号,也同样不是谥号而是生称。

《谥法研究》分别引录了以下各出土彝器铭文加以证明:

周成王时的《献侯嚣尊铭》说:“惟成王大□在宗周。”

周昭王时的《宗周钟铭》说:“服子乃遣间来逆邵王……”(按:“邵”通“昭”,“邵王”即“昭王”。)

周穆王时的《长甶盉铭》说:“穆王在下淢居。”

周共王时的《五祀卫鼎铭》说:“余执龏王■工于邵大室。”(按:“龏”通“共”(ɡōnɡ),“龏王”即“共王”。)

周懿王时的《匡卣铭》说:“■王在射庐。”(按:“■”同“懿”,“■王”即“懿王”。)

以上五例中的“成王”“邵王”“穆王”“龏王”“■王”,都是臣下在成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生前对他们的称呼,足证“成”“邵”“穆”“龏”“■”都是生称而不是谥号。

《谥法研究》最后总结说:从孝王开始,钟鼎彝器铭文中,就不再发现有生称周王尊号的记载,可见孝王及其以下夷、厉、宣、幽、平诸王,都是死后所定的谥号了。

(原载19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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