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抢劫不再发生
2011年1月13日，一个小偷从一个在汽车配件商店上班的人那里偷走了5000美元。当时，受害人拿着这些钱去参加当天的一个汽车拍卖会，小偷走到受害人旁边讨论某个汽车配件，从而得手。“她走过来说‘出个好价吧’。”受害人哈维尔·梅迪纳说，“这事发生之后我就一直失眠。”
17世纪以来，薄钱包一直就是小偷们顺手牵羊的对象。他们不再需要割下钱袋，然后飞快地逃走。相反，他们将薄薄的钱包夹走，等失主发现时，他们早就跑远了。偷钱包实在太容易了。小孩就能做，而在19世纪的纽约，儿童小偷曾经到处都是。这种犯罪简直就像变魔术。转移下手目标的注意力，通常是撞他一下，然后他就不会感觉到钱包被拿走了。“一个大动作掩盖一个小动作。”正如魔术师所说的。每偷一个钱包，小孩平均得到10.30美元，而那时候上班族的平均周薪只有5～10美元。
2009年，美国发生了133000起偷窃和钱包抢劫案件。
相应地，43%的美国身份证件被盗案件是由钱包被盗引起的。2009年一年，身份证盗贼从美国人身上偷走了310亿美元，而全球商户每年在此类身份证件诈骗上损失2200亿美元。这个危害可不仅是金钱意义上的。大约一半的受害人被拒绝贷款，大约一半的受害人被讨债公司骚扰，大约1/3的受害人无法删除记录上的虚假信息，而1/12的受害人突然有了无法澄清的犯罪记录，这全都是因为身份证件被盗。
“我那时害怕得六神无主。”唐娜·彭德格斯特在2009年说，她曾是身份证盗窃集团“大炮奇才”的受害人，“我真担心他们用我的身份证买了房子。”
对于每个犯罪案件来说，其产生的代价除了失窃的物品本身价值之外，还有大量的附加代价：追捕罪犯的人工费，司法费用，监狱费用，缓刑犯监督官和法律顾问的工资，保险索赔的程序，精神上的伤害，损失的生产力，加强安保的费用，等等。估算方式各不相同，而且根据三项最新调研的平均估算来看，每次抢劫或武装抢劫的代价是67277美元，每次家庭入室盗窃的代价是13096美元，每次汽车盗窃的代价是9079美元，而盗窃（其他偷窃）的代价是2139美元。
司法部的数据显示，美国社会在2009年为此类案件付出了330亿美元的代价。我们曾竭尽所能想要遏止它们，游街示众和当众鞭打都未曾成功，关押收监也没有效果，教育改造也收效甚微。
我们何不从根本上消除盗窃的机会呢？
事实上，犯罪案件已经有减少的趋势。更严密的安保以及公众逐渐提高的警惕意识已经帮助减少了身份证件的盗窃率和它造成的损失。2000～2009年，抢劫案件下降了35%，其他财物犯罪的案件也下降了28%。为什么？答案是复杂的，但是科技肯定是其中一个因素。并不仅仅是摄像头无处不在，这还要归功于手机，每个人口袋里都有一个紧急按钮。如果一个窃贼在人行道上打劫一个人，证人可以马上拨打911报警。被打劫的人还可以给劫匪拍照甚至录像，然后立即将证据发给警察。
有了数码钱包，小偷和劫匪就都没有了诱因。入室盗窃和汽车盗窃这类的犯罪案件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能够获得钥匙、身份证件、纸张和现金等实物。有了数码钱包，就没有钥匙、实体身份证件、现金、信用卡、钱包或手提袋可偷。
你也许可以偷走一部手机，但是你无法进入应用软件。
那么数码盗窃呢？如果歹徒用枪指着你的头，逼你进入你的手机账户将钱转入他的账户，你可能不得不这么做。但是这样还是会留下电子途径，能够找到这些数码货币，于是警察就能够追踪到他。窃贼们处理数码货币是有风险的。
假设一个小偷盗取了你的数码设备。数码钱包所收纳的财富可大大超过一个皮夹，那么他会将钱转入自己的账户、偷窃你的私人信息或者植入键盘记录器或其他恶意软件吗？
答案是，都不可能。
首先，他必须突破所有的生物识别安全设置。如果移动设备不经虹膜扫描就不能开机的话，它对于盗贼来说就是废品。另外，当发现有非法用户入侵时，内置安全措施会迫使它自动关机。如果移动设备将盗贼拍下来并传送给警察的话，这个移动设备对于盗贼来说就是祸害。而且全球定位系统可以跟踪到它，于是盗贼的位置很容易被定位。还有，随着手机越来越便宜，人们越来越没必要为了倒卖而偷窃。
小偷拿着一个钱包有什么用呢？是一个打开的金库还是一个需要处理的危险材料？如果一个犯罪案件是无目的的，人们就不会犯罪，而且如果它会让人自投罗网，人们是绝对不会以身涉险的。因此，我们将提高整个社会效率。监狱关押的犯人会减少，法律诉讼会减少，而且缓刑监督官的工作量也会减少。受害人减少，社区更加安全、繁荣，生活质量也得以提升。
这又带来移动技术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会令很多消费者停下来思考的方面。如果使用一个偷来的移动钱包对坏人来说不是匿名的，那么对于它真正的主人来说也同样不是。我们所有的交易都有可能被记录存档，公开地和我们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信息会被公司用来更好地了解我们的购买习惯。(www.xing528.com)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老大哥”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但是，如今很多人担心公司窥探他们的秘密，并且滥用收集到的信息。在埃森哲公司2011年进行的一项针对全球1100位“支持技术进步”的人士所进行的民意调查中，73%的人说用手机进行支付让他们担心隐私被侵犯。
这个担忧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可以详细解释。
公司通常收集关于我们的信息是为了更好地为我们服务，也就是了解我们想要什么，并将它提供给我们。如果它们成功了，我们会从中受益。例如，谁会反对亚马逊使用数据推荐书籍呢？但要做到这一点，亚马逊必须分析你的消费行为，它对于你阅读品味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巴诺书店，甚至超过了你的朋友。
因此，你将因此得益。
公司一定会尽量善用它们采集的数据。首先，如果被发现滥用消费者信息，客户就会离它而去。“老大哥”不需要担心这个，因为他又不用卖鞋给人们，但是Google、苹果和大多数公司是非常在意消费者信誉的。市场是复杂的反馈网络，而消费者的强烈对抗可以摧毁一家公司。而且滥用信息还会引起媒体关注，甚至政府的制裁。
因此，大多数商业违法行为都将很快被制止，而且新科技会消除人们的其他忧虑。
通过评估消费者所做出的选择，我们顾虑的范围可以根据经验来估算，我们几乎总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而贡献更多的信息。信用卡公司知道我们购买了什么，但是我们还是选择使用这些卡片。手机公司可以测算到我们的位置，甚至可以监听我们的谈话，但人们已经购买并使用了50亿部手机。消费者得到的好处是巨大的、实实在在的，而且是即时的，大大超过那些顾虑。
公司滥用并侵犯消费者隐私的案例非常罕见，以至于几乎想不出几个。相比而言，地方检察官似乎更可能侵犯你的隐私权。公司是受管控的，而政府却不是，它们是管控别人的。政府缺乏那些限制公司的制衡，事实上，政府是可以要求进行监听的。
真正应该担心的并不是移动钱包所产生的消费追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由互联网带来的隐私侵犯。这个问题和互联网的特点息息相关，人们在互联网上都是出版商，制作内容并且分享给大家。然而，这个记录是被永久保存的，而观众来自全球。于是，即使一张被公开的照片是完全断章取义且充满误导性的，也有可能永远地成为某人生活记录的一部分。
法律还没有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
隐私权的现代法律理念首次出现在1890年，由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华伦和布兰蒂斯在他们所著的《隐私权》一书中提出。1960年，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侵权方面的学者威廉·普罗瑟论证了4项不同的隐私主张，超过一半的州采用了它们。然而，普罗瑟生活在一个手机出现之前的世界，他的3项侵权（歪曲报道、侵扰个人生活安宁和公开披露）只适用于那些发生在关闭的门背后并远离公众视野的行为。
第4项“盗用”通常是指滥用一个有着切实商业价值的名字，例如嘎嘎小姐，因此主要影响名人。
2010年，一个意大利法庭裁定3位Google高层侵犯了一个自闭儿童的隐私权。他们被指控允许他人将这个孩子被人欺侮的视频上传到网上。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Google从此限制了它的“Google图形搜索”功能（它让你拍照并获得所拍对象的信息），于是它只能被用在物品上，而不是人身上。
法律体系也许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科技进步是飞速的，而法律的发展却很缓慢。科技进步是基于突破创新的，而法律发展是基于历史沿革的。所以，虽然法律体系最终会适应变化，但是却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或者以何种方式得以实现。
【注释】
(1)1盎司=0.0283千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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