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1941年7月创刊号即发表主办“学生文艺奖金”的消息，并说明这是为了鼓励学生对于文艺之创作兴趣，其资格以国内各大学和高级中学之学生为限，体裁以纯文艺为主体，包括创作小说，译作小说，报告文学等，以语体文为限，每篇不得超过5000字，并具体规定了奖励方法。征文得到了大中学生的热烈响应，纷纷主动来参加这一“文艺习作运动”。
《万象》于第1年第3期开始刊载征文作品，其一是杨璇璋创作的《热带的梦：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他是暨南大学商学院一年级21岁的男学生；还有徐疾的译作《二十年前的约会》，是美国幽默小说家欧·亨利（O.Henry）的作品，他是光华附中高二级16岁的男学生，也是学生文艺选作者中年龄最小的。学生文艺选的刊载从第1年第3期开始到第2年第2期一共有28名男女大中学生参与，其中有11名是女生。东吴大学女学生程育真通过学生文艺选的《祝福》，开始在《万象》发表作品，其作品有《星星之火》、《流泉曲》、《隐情》、《笼羽》。圣约翰大学的学生邢禾丽从《歧途》开始连续刊载《空课》、《睡莲》、《瞑目》等短篇小说。李百功是京江中学学生，他从《落叶》开始小说创作，在《万象》上连续发表翻译作品。学生文艺选这块园地，确实为《万象》培育了一批年轻作者。
以后《万象》又开辟了“万象征文”，第一题是《我的嗜好》，编者表明征文的旨意：“我们希望和读者打成一片！”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嗜好，“嗜好”是很普遍而且非常大众性的话题。第二题《我不能忘怀的一件事》也是非常简单和容易，对象范围也不限制，每一个《万象》的读者都可以参加。由此可以看到《万象》希望和读者之间排除距离，要和他们做最亲近的朋友的倾向。(https://www.xing528.com)
《万象》开辟的“印度特辑”与“欧战特辑”更是表现了强烈的“时代意识”。前者描写了印度的风俗、历史、地理、宗教、文化的特征，谈到圣雄甘地为了印度的独立和和平而战斗的革命人生历程和信念，及印度和英国之间的帝国和殖民地的关系，读者由此发现了被殖民地民族的苦痛和殖民民族的傲慢，而这样的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中的苦痛和傲慢不仅发生在印度，更是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民众的现实感受，其引起共鸣是必然的。“欧战特辑”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揭示了战争所带来的人类和自然世界的悲剧，讽刺了因战争所发生的人类变态，描写了战争的非人性和由战争引发的心理创伤，自然也能引起现实的联想。
1944年4月号的《万象》特辑是“屐痕处处”，“屐痕”的象征意义是不难看出的。《锦城十日》借杜甫晚年流浪的故事，描绘了作者黄裳在从成都到重庆路上所感到的流浪的凄凉和悲哀，作者游览成都的名胜古迹，“徘徊”于“阴黯的园亭”，觉得成都江山依旧，却没有了往日的热闹，留下的是阴沉沉的空气。宛宛的《百门集》描写南京这“风沙”城市中的黯然和空虚感，其中所描绘的荒凉和黑暗的都市形象给读者一种无言的提示。“三十年前上海滩”特辑，编者特别邀请了八位文化界前辈，历述他们耳闻目睹和亲历的旧事，通过回顾三十年前的上海，看今天沦陷时期上海的“沧桑嬗变”，令人“有白头宫女闲话开元之感”。而作者着意提到的当年的“报坛、文艺、戏剧、电影、书画各部门”，自然更容易引起对今日的联想。[99]“职业妇女生活”特辑专门为职业女性而开设，通过对她们职业生活的描写，专门探讨女性职业问题。封建势力、帝国与资本权力一直支配着女性的精神和身体，当时上海滩上最流行的观念是“结婚是女子的职业，所以女人一做男人的太太，就不许兼职”，上海的职业女性不仅要忍受单身之苦，而且在公司里、机关里、商店里都被当做点缀品，被视为“花瓶”，处在边缘地位。但是抗战时期“有无数的女性上了前线，她们用自己的行动，表现了她们的勇敢与有为，决不在男子之下”。《万象》对职业女性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对现实的直接参与，不仅真实地揭示了职业女性的苦楚与困惑，而且对在前线和后方为抗战奋斗的职业女性，表示了应有的尊敬。
第4年第5期的“散文之辑”，既是对散文文体的自觉倡导，更注重散文中的现实描写。因而此期散文多为“情文并茂之作，自信足供读者细细咀嚼，深深体味”。如《纤夫们》“像叫喊又像呻吟一样的声音，声音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怨恨和痛苦，他们一定陶醉在自己的歌声里，忘却肩腿的酸麻”，表示了纤夫们即中国社会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哀和艰苦。《给陌生的友人》则强调文人“生活在世间，发泄是一种权利，把自己的幻想和悒郁埋葬在这字里行间”。沦陷区读者自不难听出其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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