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基础设施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力分析

基础设施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力分析

时间:2023-12-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六章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潜力作用分析中国虽然经历了长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但直到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因此,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必然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作用关系的研究,一般可归结为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范畴。

基础设施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力分析

第六章 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潜力作用分析

中国虽然经历了长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但直到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目前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特点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仍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因此,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必然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

一、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是进行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硬件设施,是人们从事各种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基本条件。一般地说,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永久性工程构筑、设备、设施等形式的固定资产,如交通运输、机场、港口桥梁、通讯、水利电力、供气、供水、排水等设施都属于基础设施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基础性、公共性、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基础设施通常被视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有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为与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为紧密相连,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般投资对经济增长所具有的作用效应,即基础设施建设的效应,既可以体现为有助于提升经济总需求水平,也可以体现为有助于增强供给方面的实际生产能力。除此以外,由于基础设施所具有的基础性与公共性效应,使得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为还具有除一般投资效应之外的特殊效应。从现实经济的层面看,基础设施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人们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方式、范围、空间、效率,乃至决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机会。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效应会比一般投资行为具有更大、更广泛的影响效应。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效应具有其特殊性,早已被经济理论界所关注。由于基础设施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特点,通常认为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因此,有关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研究,经常是被纳入到政府的公共投资范畴内来考虑的。一些经济学家认识到,政府支出具有在高速公路、桥梁等基础建设方面的生产性以及政府在很多方面支出的不可替代性。阿罗(1968)、巴罗(1990)在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将政府支出引入生产函数,从而开拓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目前主要是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法或动态生产函数法进行有关问题的研究。此类研究一般是将总量投资分解为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这两个部分。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同时被考虑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同时进入到总量生产函数中。如“新古典学派”的总量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t)= AF[L(t) ,K(t) ,G(t) ]

其中Y为产出,A为技术水平,L代表劳动投入,K代表私人投资,G代表政府的公共投资。

而在当前的生产函数理论研究中,一些学者已经采取将总量资本按基础设施资本分解出来的方法,以此研究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关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作用关系的理论研究情况,范九利等学者(2004)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1]。范九利等学者认为,目前主要有三种方法来研究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生产函数法、成本函数法和利润函数法。在生产函数法中,阿罗和库兹(1970)把公共资本存在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中,而Eberts、Aschauer、Barro等则是把基础设施从总投资中分离出来,单独估计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研究是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在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如在索洛模型、拉姆齐等增长模型中,基础设施的作用并没有被单独划分出来。而受这些理论研究的影响,目前在研究有关投资与经济增长作用关系问题时,投资总量经常需要按基础设施的具体项目细分,如划分为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港口、水利、电力等投资项目,以便于研究不同项目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所产生作用的差异。

中国学者在此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范九利、白暴力等(2004)应用生产函数法和1981~2001年度数据,估计中国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发现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其产出弹性大约为0.695。张宇(2008)通过国际比较研究认为,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经济水平和发展阶段,或者不同的国家,表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学者认为,公共基础产业投资能显著促进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率的提高,这种增长效应在长期内相当明显。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处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以下。因此,一般来说,公共投资具有正的需求效应。柳杰等(2007)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上海市1980~2005年间的经济增长与各项基础设施投资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电力建设与交通运输投资显著影响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又能带动公用事业、市政建设和邮电通信投资的增加。

范九利、白暴力和潘泉在其《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研究》中应用生产函数法和中国1996~2000年度混合数据,估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以及不同地域的显著性差异。得到的估计结果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人均GDP产出弹性为0.187;不同地域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而在他们的《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进展》一文中,认为美国基础设施资本对产出的弹性基本处于0.16~0.25之间。

事实上,由于基础设施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的特点,使得基础设施建设通常与公共投资理论相联系,由此也决定了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所谓公共投资一般被界定为具有政府财政性投资的属性,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或社会服务等领域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因此,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作用关系的研究,一般可归结为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范畴。虽然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测算理论与方法还存在着许多争论,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被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城镇化与经济增长

城镇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业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决定了,工业化需要人口相对集中、生产要素相对集聚,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工业化要有与之对应的城镇功能以及城镇布局,使产业结构与城镇功能、城镇结构达到相互均衡。可以说,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同时,城镇化又能够促进工业化的发展,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加快。因此,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然而,对城镇化的概念和定义,目前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也有把“城镇化”称为“城市化” 。事实上,从不同的学科或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对城镇化给出不同的定义。但无论怎样,城镇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点,目前是存在广泛共识的。一般地说,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出现一些经济与社会诸多方面的结构变化。

城镇化的一些特征是:①人口的城乡结构的变化。表现为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表现为城镇人口比重不断增加,而农村人口比重不断下降。②劳动力的产业分布结构的改变。即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表现为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上升的过程。③城镇在空间布局的变化。即城镇在地域面积或数量方面的扩大,表现为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

简而言之,城镇化的核心是体现在人口在城乡分布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以及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等诸多方面。城镇化对中国目前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实现对统筹城乡发展,调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解决“三农”等问题,都有赖于推进城镇化为基础。

事实上,在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彼此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为实现经济增长提供更广泛的空间;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成果也为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提供有利的物质条件,进而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如果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就谈不到城镇化的实现。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镇化的必要硬件条件。此外,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对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相关技术进步,包括提高劳动力素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都具有显著的效应。总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可为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出更多的需求点。

二、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现状

(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虽然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取得很大成就,为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差距,甚至与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加强。下面通过《中国统计年鉴2008》提供的有关统计资料,展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情况。

首先看公路建设方面。截至2007年,中国公路营业里程为358.37万公里,而在1978年时为89.02万公里。即在1978~2007年的29年时间里,中国公路营业里程的年均增长率仅为4.92%,远远低于同期的经济增长率。美国的面积与中国差不多大,而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在2002年时的公路里程为643万公里。从人均水平看,2007年中国人均公路里程为271厘米,美国在2002年时人均公路里程为2143厘米,美国约是中国的8倍。

图6-1 中国与美国公路里程比较

其次看铁路建设方面。截至2007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为7.8万公里,而在1978年时为5.17万公里。即在1978~2007年的29年里,中国铁路营业里程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43%,更是远低于同期的经济增长率。而2005年时美国铁路总里程已达23万公里,是中国的数倍[2]。到2007年,中国人均铁路里程为5.9厘米,1978年为5.37厘米,即2007年仅比1978年增加0.53厘米。有资料表明,发达国家的人均铁路里程一般都在27厘米以上。美国2005年时的人均铁路里程为77厘米,是中国的13倍。

图6-2 中国与美国铁路里程比较

而就2008年情况看,2008年1~8月中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431.3亿元,比上年同期相比下降0.07%,而在2007年的同期,中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9.6%[3]。这表明截至2008年8月,中国的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

而在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同样存在较大的差距。考虑到城镇化的需要,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仍然是很大的。

(二)中国城镇化基本情况

在城镇化方面,虽然经过30年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中国城镇化程度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从全国总体上看,中国城镇化的水平还处在较低的阶段。图6-3给出的是一些年份中国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比重的情况。可以看到,1980年时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为19.4%,到2007年上升为44.9%。但该比重仍低于世界城镇人口比重的平均水平。数据显示,2006年,世界城镇人口比重为49.2%,美国的城镇人口比重为81.1%[4]。可见,中国城镇化程度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表明中国城镇化进程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图6-3还可以看到,中国城镇人口比重的上升在每个时期都是很明显的,从1980年到2007年期间,年均上升0.94个百分点。

图6-3 中国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比重

图6-4是关于中国劳动力产业分布结构情况。从劳动力的产业分布结构方面看,1980年时中国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为68.7%,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为18.2%,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为13.1%。到2007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下降到40.8%,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上升到26.8%,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上升到32.4%。从1980年到2007年,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年均下降1.0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年均上升0.3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年均上升0.71个百分点。可见,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的降幅是相对最大的,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的升幅相对高于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

从投资的城乡结构方面看,2007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城镇比重为85.6%,农村比重为14.4%。而城镇中用于房地产开发的投资所占比重为18.4%,比农村比重还高。这样的投资结构表明,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并没有很好的实现,表现为农村投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虽然农村投资的绝对额有所增加,但同经济增长情况相比较,同城镇投资增长情况相比较,农村投资的力度是下降的。这种情况与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很不相符合。

图6-4 中国劳动力产业分布结构

图6-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分布结构

表6-1是按城乡划分的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数据。可以看到,1996~2007年期间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8.3%,而同期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3.4%,城镇投资增长率高于农村投资增长率4.9个百分点。

表6-1 按城乡划分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表6-2是关于2006年按地区划分的中国地区城镇化水平排序情况。从表6-2可以看到,2006年上海城镇人口比重为88.7%,是中国城镇人口比重最高的城市,上海乡村人口比重为11.3%。其次是北京城镇人口比重为84.3%,乡村人口比重为15.7%。贵州省的城镇人口比重最低,为27.5%,而其乡村人口比重为72.5%。2006年城镇化水平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的地区主要有:湖北、山西、宁夏、青海、陕西、湖南、江西、河北、新疆、安徽、广西、四川、河南、甘肃、云南、西藏、贵州。

表6-2 2006年中国地区城镇化水平排序

续表

(www.xing528.com)

以上的数据充分表明,目前的中国城镇化程度还不高,因此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此方面看,在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必然存在诸多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作用的潜在因素,这些因素都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提升。

三、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潜力分析

(一)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潜力影响分析

从具体的现实经济层面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效应:

首先,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为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相关技术发展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有基础原材料的支持,需要有大量的能源、交通运输及机器设备的支持,同时也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重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通常是一项涉及面非常广的系统性工程。这也就是必然要涉及诸多产业、行业的产品与技术,涉及大量的人力、物力的配置,也涉及复杂的管理工作。因此,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进行具有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技术提升以及扩大就业的效应。如铁路建设或公路建设,不仅是完成铁路或公路本身路网的建设,还会对钢铁、水泥、机械、有色金属、电子电器等行业起到有力的拉动作用,同时也必然要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效应。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一般地说,基础设施可分为生活性基础设施、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而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分类的基础设施,都与社会公众的生产及生活密切相关。具体来看,一些基础设施如交通网、水网、电网、信息网等,以及农田水利等生产基础设施,都具有显著的公益性。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对改善民生与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与能力具有非常直接而重要的作用效应。

然而,要定量估计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有较大的难度。其困难既有相关测算理论与方法不足的原因,也有现实经济中的有关统计数据资料非常缺乏的原因。根据中国现有的统计数据情况,目前尚难以得到口径统一而完整的有关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数据。为此,本章根据现有统计资料对中国基础设施有关的投资数据进行了大致估计。具体做法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提供的各地区按主要行业分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的表5-7),本章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这几个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合计,作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投资额的一种估计。

本章有关的计算结果由表6-3和表6-4给出。从表6-3看到,2007年中国基础设施相关投资额为24743亿元,年名义增长率为19.6%,年实际增长率为15.2%。其中,2005年和2006年的基础设施相关投资额增长率相对较高,实际年增长率分别为22.7%和25.4%。这种增长态势是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加快的趋势大体一致的。然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投资额占总投资的比重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而是这几年基本维持在18%左右的水平。这实际上暗含着总投资有相对更高的增长率。

表6-3 2003~2007年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投资额与增长率

表6-4的数据表明,2007年总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为24.8%,实际增长率为20.2%,均高于对应的基础设施相关投资增长率。从对其他年份的情况考察可以看出,只有2006年的基础设施相关投资增长率高于总投资增长率,除此之外各年度的总投资增长率均高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投资增长率。从表6-4还可以看到,GDP对基础设施投资实际弹性,2007年为0.785,2004~2007年的年均水平为0.616。GDP对总投资实际弹性,2007年为0.59,2004~2007年的年均水平为0.513。可见,GDP对基础设施投资实际弹性大于GDP对总投资实际弹性。

表6-4 2003~2007年经济增长对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投资弹性

基础设施相关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在18%左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投资的力度是不够的。GDP对基础设施投资实际弹性大于GDP对总投资实际弹性这一情况表明,增加基础设施相关投资的力度,可能会取得比提高总投资力度对经济增长更好的拉动作用。因此,这意味着即使不增加投资总量而只改变投资结构,即适度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重,就可起到提升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效应。而正如在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分析中已指出的,中国一直有较高的储蓄率,这为中国投资增长提供了可行性。因此,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很大的。

(二)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分析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在产业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而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态势。图6-6是关于1978~2007年期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情况的曲线。可以看到,第一产业比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第二产业比重由1978年的23.9%,上升到2007年的40.1%;第三产业比重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动态势,先从1978年的47.9%,波动性地下降到1990年的41.3%,之后呈现波动性的上升,到2007年第三产业比重为48.6%。

图6-6 1978~2007年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而城镇化的最终效应表现为劳动力的产业就业结构发生改变。因此,可通过模拟测算劳动力的产业就业结构的改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以此体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图6-7是关于1978~2007年中国劳动就业结构的曲线。可以看到,在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比重显著下降,而从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劳动者比重显著上升。具体地说,1978年第一产业劳动者比重为70.5%,到2007年下降到40.8%; 1978年第二产业劳动者比重为17.3%,到2007年上升到26.8%;1978年第三产业劳动者比重为12.2%,到2007年上升到32.4%。

以上的情况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是从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产业流向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业,也就是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而城镇化的结果,必然是导致更多的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转移。而评价城镇化效应的一种思路是,流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将比他们在第一产业时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的劳动力,必然带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产值增长,即由此推动经济增长。假定转移到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的劳动力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由此可模拟计算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

图6-7 1978~2007年中国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

首先看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情况。 《中国统计年鉴2008》提供了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及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数据。由此可计算出按不变价计算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均产值,具体由表6-5给出。

表6-5 中国三次产业人均增加值(不变价)

注:2000~2004年数据按2000年价格计,2005年以后按2005年价格计算。

假定保持产业人均增加值不变,城镇化的结果必然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假设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到30%,而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按两产业原有比例关系确定。按此原则,可计算出2006年各产业的从业人数分别为23097万人、24398万人、29496万人。2006年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7229.8元,23097万人可以生产的增加值为16699亿元;第二产业人均增加值51335.3元,24398万人可以生产的增加值为125245亿元;第三产业人均增加值33445.6元,29496万人可生产的增加值为98649亿元,三个产业的合计即GDP为240593亿元。而2006年真实的GDP为204556.1亿元。

根据上述测算,如果保持2006年的产业劳动生产率,而实现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流动,就可实现GDP总量提高到240593亿元,该总量比204556.1亿元增长17.6%。这是假定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10个百分点左右的结果,即可以理解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可对应得到1.76%的GDP增长率的提高。

而实际情况是,1978~2007年期间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如果仅考虑2000~2007年期间的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年均下降1.2个百分点。按2000年以后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速度,到2017年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将下降到28%左右。有资料表明,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均在10%以下。依2005年的数据[5],美国农业人口比重为1.9%,日本为2.9%,法国为2.6%,英国为1.6%;新兴国家的巴西为13.8%,韩国为6.4%,南非为12%,俄罗斯为9.2%。以2007年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40.8%,按每年下降1.5个百分点计算,要经过20年后才能下降到10.8%。因此,按此计算,中国的城镇化之路至少还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而城镇化程度提高的过程,也是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也就是城镇化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过程。

参考文献

张宇著: 《转型期政府投资的多效应分析》 ,人民出版社,2008年。

范九利、白暴力、潘泉: 《基础设施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综述》 ,《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范九利、白暴力、潘泉: 《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进展——生产函数法综述》 , 《当代经济科学》2004年第26卷第2期。

范九利、白暴力: 《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研究》 , 《人文地理》2004年19卷2期。

柳杰、李治国: 《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 《商业时代》2007年第30期。

Arrow K.,Kurz M., “Pulic Investmen,the Rate of Return,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 ,The John Hopkins Press Baltimore,1970.

Aschauer D. A.,1989a, “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uctive? ”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3. 177-200.

Aschauer D. A.,1998, “Public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Issues of Quantity,Finance and Efficiency” ,Working Paper No. 233. Bates College. April 1998.

Barro R. J.,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本章执笔人:李军)

【注释】

[1]范九利、白暴力、潘泉: 《基础设施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综述》 , 《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2]资料来源: 《国际统计数据2007》之铁路运输表及公路线路长度表,国家统计局网站。

[3]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网站,2007年8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4]资料来源: 《国际统计数据2007》之城市人口比重表,国家统计局网站。

[5]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之《国际统计数据2007》 。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