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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不能让人高人一等,低调智慧的重要性

时间:2023-12-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不能因名利而高人一等功成名就需要一种谦逊的态度,自觉地在名利场中做看客,开拓广阔心境。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名和利,则是相当危险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人生观尚不太牢靠、在事业上浅尝辄止的人而言,很容易走入死角。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我们要视名利为烟云,当名利场中的过客,万不能因名利而高人一等。

名利不能让人高人一等,低调智慧的重要性

不能因名利而高人一等

功成名就需要一种谦逊的态度,自觉地在名利场中做看客,开拓广阔心境。

古人云:毁或无妨,誉则可怕。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名和利,则是相当危险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人生观尚不太牢靠、在事业上浅尝辄止的人而言,很容易走入死角。

在对待名利上,曾国藩真无愧是一面“人镜”,他可以识人、识事,尤其可以恰到好处地修行自己,坦然应对不利的局面,化不利为有利。

曾国藩是在他的母亲病逝、居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组建湘军的。不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的。但由于时势紧迫,他听从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移孝作忠”,出山为清王朝效力。(www.xing528.com)

可是,他的锋芒太露,处处遭人嫉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的意图,他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而曾国藩此时只是一只乞狗,效命可以,授予实权万万不可。于是,咸丰皇帝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同时,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不少息,而迭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药方,“歧、黄河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但朋友的规劝,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遇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渐疏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成熟与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被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他在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1859年1月6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泊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因此,我们要视名利为烟云,当名利场中的过客,万不能因名利而高人一等。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对于不属于自己应得的名和利,绝不可要,否则,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沽名钓誉者,即便能暂时获得某些大红大紫的得意和快意,日后真相大白时,也必有无穷无尽的烦恼接踵而来;其次,对于那些勉强可以得到的名和利,要有一种谦让的精神,将其推让与其他人,这既会增加同事间彼此的友好关系,又是自知之明的一种表现;再次,即使是自己应得的名和利,也要善于将其化为前进的动力,绝不能使之成为人生的负累、前进的阻力,也不能把名利当作炫耀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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