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实践、身体、象征、权利

1．新命题：实践、身体、象征、权利

随着新材料的大量涌现和新理论模式的间接影响，新的命题在古代中国研究中已初露端倪。现在，越来越多学者正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化中技术与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在两者之间的朦胧地带，思想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及各种不同历史媒介之间的纠缠斗争，正逐步显现，成为学术的最新焦点。在思想之下的身体，以及潜藏在哲学思辨之下的象征性、实用性的日常社会生活，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一批新著，正在探索新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例如，叶山（Robin Yates）对秦代官僚制度的研究，离开传统的政治制度史，通过睡虎地秦墓日书，集中探索了国家管理的技术、实践及象征性控制。叶山将葛兰言的结论向前推进一步，断言宇宙观概念不单描述宇宙的秩序，更是创造此一秩序及建构世界的途径。时间、空间及身体的概念化不仅仅对文人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更是“一项具有政治、经济及文化重要性及象征意义的政府行为”^[77]。从同一兴趣出发，席文亦开始检视古代中国宇宙、身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采用了一个新鲜的角度，将三者视为单一的复合体，而不再是区分为哲学、医学及政治的独立实体。他描述了灾异如何被用作对君主的警告，从而引发了对宇宙的关注，衍生出占星术、数学、天文学。同时，身体的概念亦从种种功能的聚合体，产生出微观宇宙论。宇宙的宏观世界及身体的微观世界和谐地互相呼应，形成一个统一的宇宙观，确立了自然、国家及身体之间的对应，君主则成为它们之间的具体联系^[78]。

在本书中，我同样探讨古代中国宇宙观与政治的联系。所不同的是，叶山与席文关心的是宇宙观对国家所担当的建设性角色，而我则寻求帝国形成期间宇宙观中出现的争议及冲突，以揭示看似高度统一而单一的宇宙观下所掩盖的差异、矛盾及斗争。我发现，商周四方宇宙观就是用符号象征系统构建政治权利的典型例子；而五行观的出现，则展示宇宙观在瓦解旧的象征权利结构和构建新的地缘霸权中起的关键作用。秦汉时期，宇宙观不是简单的维护固有政权，而是不断地构建和界定皇权，并包容了帝国形成中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与张力。这些矛盾与张力，在与宇宙相生相克的循环中展开象征性的斗争，又进而完全改变了宇宙观及皇权的内涵。汉代的灾异说，正是敌对政治力量之间在共同宇宙观中进行的符号斗争的最佳例证。而这种符号斗争，又改变了皇权政治的性质。正如董仲舒与淮南王之间的理论对立所显示的，天人感应的理论为政治斗争提供了通用的结构及词汇。通过这种符号政治斗争，皇权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之源，而是被象征性地构建成宇宙及帝国的轴心，实际上是众多对立势力相互较量的一个活跃的互动场^[79]。(www.xing528.com)

这种对文化构建、身体实践及象征层面的权力斗争等命题的关注，不但与上文描述的社会人文科学的基本理论发展方向一致，更打破了现存理论概念的局限而将之推进。本书提出的研究中国古代宇宙观的这一新的分析模式，修正了“权力”、“政治”、“身体”与“文化”等基本理论范畴，进一步打破了这些范畴仅适用于现代、后现代的局限。古代中国宇宙观的研究直接参与理论对话，使权力与文化的融合、身体的规范化及常规化，及统治的文化方式等课题，均超越单纯的现代或后现代现象，成为更为广泛和基本的社会人文科学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