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五行与国事

2．五行与国事

首先，五行被用于讨论国家政治事务。《左传》以编年纪事体记载了公元前5至4世纪历史大事，后来被附于《春秋》作为传^[21]。《左传》昭、定、哀公时期都有运用五行的记录。虽然《左传》并非反映春秋时期的一部精确的历史，但它展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它零星地描绘了“分野”系统用于政治讨论的情况——“分野”是基于天文地理关联相应的原理，用以预测事件过程的一种星占系统。这一星占系统利用火、水、金将地上的政体与宇宙中的天体关联起来。这种五行的雏形被用于对当时紧迫的政治问题的讨论中。

通常，是宫廷中的卜官、占星家用分野系统来解释国与国之间权力关系的变更。例如，昭公九年（前533），陈国火灾。郑国卜官裨灶据此预言，五年之后，陈将逐楚而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裨灶的理论依据是陈楚二国分别与分野系统中以水、火来分类的天体相互对应^[22]：

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这则预言是否真的影响了政策的制定，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例子显然反映出君权与知识之间一种新的关系。将国家兴亡归因于一种宇宙秩序——水火相配以五为数——卜官裨灶声称，他专有的知识为通向政治事件背后的隐秘模式铺设了通道，接近了这一模式，便等于接近了超越统治者权力之上的神助之源。统治者由从前神性智慧的垄断者转变成一批有专长、有学识之人的雇主。可以说，一个统治者的权力部分地取决于他能否接近这类知识资源。

运用宇宙观话语的远远不止职业星占卜者，朝臣们同样用它来讨论国家大事。例如，昭公十七年（前523），“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即彗星在大火星旁边出现，光芒西达银河）。鲁国大使申须和梓慎据此预言火灾将至。梓慎进一步预测了会遭火灾的四个具体国名及具体日期：

……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23]

据《左传》记载，在梓慎预测的时间范围内，这四个诸侯国确实发生了火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总是会被类似的知识所操纵。在郑国宫廷中，这则预言只是引发了一场关乎如何治国，以及由谁来治国的政治辩论^[24]。预言火灾后，卜官裨灶在多数朝臣的支持下建议由他用玉器进行祭祀祈禳，以使郑国免遭火灾。然而，与卜官争夺威信的大夫子产则以“天道悠远，人道切近，两不相关”为由，拒绝了裨灶的请求。子产认为裨灶不懂天道，只是因为他话说多了，偶尔言中，形势遂为子产所掌控。这场言论之争实际上是一场权力之争，卜官与大夫这两个不同的政治势力都运用宇宙话语来争夺权力。这个例子表明，不仅君权与知识被分割，而且政权本身也由不同的派别所构成。软弱无能的统治者易遭强势派别操控，积极强横的统治者则必须设法促成不同势力之间的默契，激励出一种集体性的努力，以此来最大化加强他的权力^[25]。(www.xing528.com)

“晋赵鞅卜救郑”便是一个将宇宙观话语用于政治讨论的典型例子。哀公九年（前486），针对是否救郑攻宋，晋卿赵鞅用龟甲占卜，得到“遇水适火”的卦象，晋卿就此征询史赵、史墨、史龟三位史官的看法。史赵、史墨、史龟各从所学对“遇水适火”进行解释，一致认为晋不宜出兵救郑攻宋。史墨根据分野原则，具体说明了晋不宜攻宋而应伐齐的理由：

盈（晋公之姓），水名也。子（宋公之姓），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26]

在这个例子中，晋放弃了出兵宋国的打算，改为翌年伐齐，因为齐国姜姓，与火相应。这项决议是否完全有占卜的解释决定，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可以看出，一旦做出决定，晋卿用卜释来说服大臣，否定异议^[27]。

《左传》引用的星占系统，涉及五行中的三行。除水、火之外，在解释昭公三十一年（前509）发生的日食现象时，史墨还用“火克金”预测日食之后六年吴将入侵楚都郢，但不会成功。其他使用五行的情况，还有以五行为官名，即“五行之官”——木官、火官、金官、水官和土官。晋大夫蔡墨认为“五行之官”始于远古^[28]；另一位晋官把水、火、金、木、土同谷合在一起，称为“六府”^[29]；宋大夫子罕提出“天生五材”^[30]；晋史官墨则把五行归于地，认为“地有五行”^[31]。

尽管只是以零零碎碎的形式出现，《左传》中五形却已初具后来系统化五行的基本特征。分野中的水、火、金，处于相敌、相合或相克循环相关联；这种循环把各国同星座之间的空间对应与宇宙运动的时间模式相结合，组成一种宇宙观，用能够预知的宇宙秩序来解释人类世界不可预见的变化。对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而言，胜败存亡的关键，在于能否顺应动态的宇宙变化之势，而非反其道而行之。

宇宙观话语的权威性在于，它独立于王权，以一种永恒的宇宙模式向不同的政治势力所开放，而不再由王与其先祖们的联系所独占。国之大事，如会盟、攻伐、预言和防止灾祸等，不再由统治者从他垄断的祭祀中所得到的先王启示来决定；而是必须经由不同的政治群体，如祝宗卜史、官僚士大夫等等，根据他们各自职业中所接触的宇宙观系统来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