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在讽刺小报《洋葱》（The Onion，2000）上名为“具有鼻子主导学习特点的孩子的家长需要以气味为基础的课程”（Parents of Nasal Learners Demand Odor-based Curriculum）的故事中嘲笑了“总有一种教学风格能够激发成绩不佳学生的潜能”的观点。我们观察到同一班级中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风格。许多人都认为只要教师能够使他们的教学风格适合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风格，那么所有的学生们就会达到同样的水平。正如一位学生家长在《洋葱》上所说的一样：“我的孩子并不笨。只是传统的关于听、说、读、看、讨论、画画、建设或者行动的教学观念不足以激发他的学习能力。”一个教育学研究者指出：“以鼻子为主导的学习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以及不喜欢家庭作业……如果你的孩子符合这种描述，我强烈地建议你应该带他进行鼻子方面的检查。”根据这个故事，我们没有必要考虑能力和动机，因为所有的学生的能力是相同的。教学方法的唯一错误是老师们没有充分适应学生们的学习风格。
当然，鼻子的故事只是虚构的，但是它一点也不脱离现实。把“教学风格”作为关键词输入到因特网搜索引擎，你会发现很多不同IP地址的网站都宣称能在几分钟之内诊断出更适合你的学习风格。一个网站告诉读者“学习风格是能帮助你提高学习质量的一种方法。了解你自己的风格，能够帮助你适应学习进程以及你所使用的学习工具”。它同样会指导他们完成一份已有超过400000人做过的“学习风格调查问卷”。你会得知自己是一个视觉学习者、一个社会学习者、一个听觉（声音）学习者或是一个动觉学习者等结果。这些网站依托于一种直接且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当教师的教学风格和学生的学习风格相匹配时，学生学得最好。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种观点如此受欢迎：不是暗指一些学生比其他学生“更好”或是“更差”，而是指出只要有给予正确的教学方式，所有的学生都能学好，甚至学得一样好。此外，这种观点也和代表性启发式相吻合：物以类聚（见引言）。这种假设的倡导者宣称词汇方向的学生跟随强调单词的老师学习能够学得最好，视觉方向的学生跟随强调图像的老师学习能够学得最好，等等。
罗纳德·海曼（Ronald Hyman）和芭芭拉·罗索夫（Barbara Rosoff）描述了使用学习风格的四步骤：1）测试每名学生的学习风格，2）将每种风格划分到不同的小组，3）给每一小组配备与其学习风格相匹配的某种教学风格的教师或者是要求老师适应其学习风格，4）在教师培训中教老师如何实现以上三步。这些作者指出每一个步骤都利用了这种工作方式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a）关于学习风格的明确概念，（b）一种有效且可信的鉴别和划分学生学习风格的方式，（c）具备关于学习风格和教学风格如何相互影响的知识，（d）训练老师使其教学风格和学生的学习风格相匹配的能力。在1984年的编写时，罗纳德·海曼和芭芭拉·罗索夫不相信有人能满足所有的要求。我们很快就能见证他们消极的论断是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这种评定学生的学习风格是有效的观念已经成为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虚拟真理，例如“教孩子们根据自己学习风格阅读”（Teaching Students to Read through Their Individual Learning Styles），和“发现你孩子的学习风格：每个儿童都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Discover Your Childs Learning Style：Children Learn in Unique Ways,Willis＆Hodson，1999）。在教育学很受欢迎的一个期刊上，刊登有一篇名为“去除有关学生学习的不合理信念”，作者揭示了15种有关学生学习的神话，但是文章一开始就宣称“当学生的指导和学习的内容和学生的学习风格相匹配时，学生能学得最好”这一信念是有依据的。在许多学区，有关教学风格和学习风格匹配的问题是采访有抱负的老师的一个必备问题。许多教师都分享了在这一领域的热情：一项对109名科学教师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都对使他们的教学风格适合学生的学习风格这一观点持积极态度。所以，培训老师使其教学风格与学生的学习风格的工作坊很受欢迎也就不是一件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了，通常情况下，这种工作坊会吸引数以百计的教师及校长。在一些学校，教师们竟然要求学生穿着带有字母V、A、K的T恤，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字母代表着三种广受争议的学习风格——视觉、听觉和动觉。
在教育学书刊杂志中刊登有大量的关于学习风格的文章，众多学习风格模型的提出以及测量学习风格所带来的巨大经济价值促进了这些信念的流行。在2008年8月，在对把教育基金编入目录的ERIC数据库的检索中发现关于学习风格的期刊1984篇、会议报告919篇及701本书籍。在关于学习风格最全面的文献综述中，弗兰克·科菲尔德（Frank Coffield）和他的同事计算出关于学习风格的模型不少于71个。例如，“VAK”模型指向视觉学习者、听觉学习者和动觉学习者，也就是假定学生们能分别通过“看和读”、“听和说”或者是“触摸和做”学得最好。彼得·霍尼（Peter Honey）和爱伦·芒福德（Alan Mumford）的模型将学生分为四个类型：“行动者”即热衷于新的体验；“反思者”即坐着思考；“理论家”即富有逻辑地思考问题；“实干家”即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践。
出于不同的目的，学习风格运动很欢迎新的模型和测量方式的提出。通常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s，1983）具有影响力的多元智力理论会被当成是学习风格分类的依据，一些老师用心理测量学上人格问卷的维度如“心理类型测验”（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MBTI）作为划分标准。霍尼和芒福德的学习风格调查问卷很受欢迎，有两种不同的测量问卷也叫做学习风格调查问卷。(www.xing528.com)
在ERIC中关于学习风格的3604项词条中，经过同行评议的文献少于1/4。例如，科菲尔德所编纂的由数百本书籍、期刊论文、文集、杂志、文献、会议报告及未出版的文章组成的数据库中几乎没有文章是发表在经过同行评议的期刊上的，同时，控制良好的研究就更少了。换句话来说，许多关于学习风格的文章都是飞在“雷达下面”躲过了大量来自专家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理论和研究来验证海曼和罗索夫提出的四个要求。
第一，有关于学习风格的明确定义吗？答案似乎是“没有”。在科菲尔德对大部分受欢迎的学习风格的模型的回顾中，模型之间的差异远比相似性更让人震惊。例如，VAK模型基于学习者最喜欢的感觉形式（视觉、听觉和动觉），然而霍尼-芒福德模型将学生划分为行动者、反思者、理论家和实用主义者而这些划分甚至都没有提到感觉这一问题。尽管已有数十年的研究，但在究竟什么是学习风格这一问题上仍没有达成共识。
第二，存在有效且可信的测评学生学习风格的方法吗？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仍是“没有”。格雷戈里·克拉奇格（Gregory Kratzig）和凯瑟琳·阿巴斯诺特（Katherine Arbuthnott）发现学习风格类型和任务在视觉、听觉和动觉方面的记忆表现没有联系。据称视觉学习者在视觉任务中的表现并没有比听觉学习者或动觉学习者好，同样的情况也符合其他感觉类型的测试结果。或许，这些学习风格问卷没有让人满意的信度和效度的一个原因是测量学习偏好的内容没有实质意义。换句话来说，就是学习风格的模型和理论并没有抓住这种可能性，即教和学的最佳方法取决于学生试图学习的知识本身。思考一下帕拉冈（Paragon）学习风格量表中的第一题：“当你遇到一种新的情形时，你通常会（a）马上尝试从做中学，还是（b）最开始先观察，然后再尝试做？”当没有所指情形的具体信息时，这一问题是很难回答的。你学外语，解数学方程题，以及练习体操动作时会采用同一种模型吗？假如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讨论一下了。大部分的学习风格模型并没有将学习置于一种有意义的内容中，所以基于这些模型的测量方法既没有效度也没有信度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有支持教学者的教学风格和学生的学习风格相匹配的方法是有效的这一观点的证据吗？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至少不支持这种方法的研究和支持这种方法的研究一样多。这绝大程度是因为某种教学风格的效果好于其他忽略学生学习风格的教学方法。在2007年的由希拉里·斯旺克（Hilary Swank）以现实生活中的教师爱尔兰·古鲁威尔（Erin Gruwell）为原型的电影《街头日记》（Freedom Writers）就说明了这一观点。在经历了作为一名教师的最初的不适以后，面对一群没有种族界限之分的学生，古鲁威尔开始专注于学生们的生活同时使他们对学习美国南北战争史感兴趣。通过采用一种超过所有课堂教学方法的教学类型，她帮助所有的学生学会感恩，避免了种族歧视造成的伤害。然而，古鲁威尔并没有将自己的教学风格和学生们的学习风格相匹配。相反，和许多教师一样，她通过创设一种革命性的教学风格使整个班级都非常有激情，最终产生杰出的成绩。
第四，教育家能够通过训练教师使他们的教学风格适合学生们的学习风格吗？再一次的，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超过了对科学真相的探索。科菲尔德指出几乎没有研究支持这种可能性，学习风格调查结果用于指导教学实践的积极作用即便是有也是很弱的。这对教学实践并没有明确的影响，因为几乎没有控制良好的研究为其提供证据，而那些提供证据的研究也呈现出不一致的结果。
所以，这种被广泛认可的认为鼓励教师的教学风格和学生的学习风格相匹配就能提高学生成绩的信念，最终证明是教育心理学的又一都市传奇。进一步来说，这种鼓励教师教授学生智力优势而非其弱势的方法，事实上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学生需要纠正和弥补他们的缺点而不是避开它们。否则，他们智力的薄弱环节可能会变得更弱。因为课堂之外的生活并不总是遵从我们最喜爱的学习风格，好的教学必须能够使我们做好迎接现实生活的挑战的准备。我们认可弗兰克·科菲尔德的话：“我们对学生做一系列有害的行为，也就是暗示他们只拥有一种学习风格，而不是根据内容自由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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