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开缺
维新变法酝酿期间,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接连上书慈禧,弹劾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随后,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5日,即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翁同龢究竟缘何开缺回籍,值得玩味!
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井眉居士,晚号松禅。1830年5月19日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二十一岁选为拔贡,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以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1865),翁同龢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即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维新变法酝酿期间,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后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将其革职,永不叙用。
宣统帝溥仪即位之后,其父载沣监国时,为翁同龢平反,“翁同龢著加恩开复原官”,后又追谥“文恭”。
翁同龢像翁同龢为什么会被贬黜和开缺回籍?学术界却意见纷呈,颇多分歧。(www.xing528.com)
第一种观点,举荐康有为说。这一观点认为维新变法时期,翁同龢引荐康有为是导致顽固派弹劾的主要原因。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一代相国翁同龢也逐渐认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认为西法不能不用,于是“大搜时务而考求之”。1888年4月,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中指出:如果中国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十年内富强可致,二十年可雪耻。还预言日本变法自强,将窥朝鲜及辽、台。六年后,甲午战败,康有为的预言得到证实。所以翁同龢认为康有为是奇才。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等获悉签订《马关条约》,于是联络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翁同龢见到此书后,大为赞赏,为了识拔奇才,他以朝考官的职权,准备引荐康有为。他还不惜一品大臣的身份屈尊私访康有为,当两人会面时,足足谈了两个多时辰。临别,翁同龢还向康有为要了有关变法的书。从此,他每天读变法书,和以前判若两人。光绪不愿作亡国之君,接受维新思想,实行新政,这与翁同龢引荐康有为等人是分不开的。翁同龢在与康会见的第二天,就向光绪密报会见情况。平日授读时,也是大讲西法如何如何好,还介绍光绪看《日本变法考》、《泰西新政摘要》、《俄彼得变政记》等书。当光绪毅然实施改革时,翁同龢辅佐草拟变法谕旨,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就在光绪实施变法的同时,一批顽固守旧的满人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惟恐变法后受排挤,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他们与甲午主和派联合起来,迎合慈禧,挑拨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加紧策划政变。为了阻挠变法,顽固派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翁同龢,指使亲信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变法酝酿期间,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
第二种观点,刚毅构谗陷害说。这一观点认为,翁同龢与刚毅的不和,是导致前者开缺的主要原因。翁同龢秉性正直,遇事敢言,不畏权贵。在封建官场中,这种品德可以得到正派人士的崇敬,也必然会引起某些心胸狭窄、阴险毒辣、凯觑权位者的不满和嫉恨。他“好延揽”、“广结纳”,有其突出的长处;但却“必求为己用”,“不能容异己”,又有致命的弱点。他两次充当帝师,名高望重,预闻军国,稳操实权,深受光绪信赖,较之其他大臣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果遇事慎重,虚心谦和,善处人际关系,其地位会日益巩固。然而他非但没有正确运用这一优势,相反,却因此而滋长了骄横和跋扈,与同僚议事,往往轻视别人,固执己见,锋芒过露,偶有不合,便怫然不悦,争吵不休。尤其令人侧目者,则是其在争吵之后,“常入报帝,必伸己意”要光绪采纳,压制不同的意见。所以他与同僚的关系很难融洽。以前,他与军机大臣沈桂芬、阎敬铭、潘祖荫等都是如此。后来与孙毓议、徐用仪更是势同水火。连1897年7月逝世的清流派首领、军机大臣李鸿藻,也与他因政见歧异而搞得关系极为紧张,以致官场中传言:“李鸿藻一日不死,翁同觫一日不得逞”。而他与刚毅的不和更是种下了恶果。军机大臣满人刚毅尽管由翁同龢荐引进入枢府要地,但其思想顽固不化,与主张改革的翁同龢尤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而且刚毅并非正途出身,识汉字不多。常读错音,遭翁讥诮,引为大耻,日思报复。有记载说,刚毅“每称大舜为舜王,读皋陶之陶字为本音,并于外省奏折中指道员刘篇为刘鼐,经公(翁)当面呵斥,渠隐恨思报复久矣”。维新变法之时,刚毅等人借机上书慈禧,弹欬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最终导致慈禧令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
第三种观点,慈禧与荣禄阴谋说。光绪皇帝明令变法的《明定国是诏》是由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起草的,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颁布,而在变法第五天即6月15日,翁同龢突然被开缺回籍,同时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并统辖北洋三军,宣布以后凡任命二品以上大员须诣太后前谢恩,并决定秋天“天津阅操”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一切新政之行,皆在二十八日之后,而二十七日翁同龢见逐。荣禄督师,西后见大臣,篡废之谋已伏”。显然,他是把翁同龢被罢黜和荣禄被重用等事件连在一起的,认定这都是慈禧与荣禄一伙策划的废立阴谋的组成部分。据梁启超描述,罢黜翁同龢是慈禧太后“忽将一朱谕诏书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肽顿失矣”。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也说:“奉旨著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二十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日懿旨逐翁常熟……并今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平是知常熟之逐,甚为灰冷”。康、梁是戊戌变法的当事人,历来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论及翁氏罢相,多采康、梁之说。
第四种观点,光绪本意说。理由是翁同龢虽然曾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但事后当皇帝向他索要康氏著作时,翁却说:“臣与康有为素不来往”,“此人居心叵测”。翁既为皇帝起草《明定国是诏》,又当着皇帝和太后的面说过“西法不可不讲,但圣贤义理尤不可忘”;翁在讨论接待来访的德国亲王的礼仪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合;御史玉鹏运、安徽藩司于荫霖、御史高曼、御史李盛锋等人上书弹劾翁。因此而认为上述事例与罢黜翁同龢的诏书中所说“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且于征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狂体情状,难胜枢机之任”都相符合,遂得出结论:是光绪皇帝而非慈禧太后罢黜了翁同龢。此说初看似觉新鲜,但推敲起来,仍嫌证据不足。翁同龢与光绪皇帝有二十年师生之谊,情同父子,变法伊始,翁同龢刚刚为皇帝起草了《明定国是诏》,皇帝显然对他是信任的,何以在数日之内翻云覆雨?而且选择在翁同龢六十九岁寿辰之日将他罢黜,于情于理都难以说得通。如果翁确实是因为妒忌康有为而遭贬,而且诏令确实出于光绪皇帝之意,康、梁不可能毫无觉察,也不可能对翁同龢持同情态度。
翁同龢开缺的原因,因研究者视角的不同而得出了多种不同的意见,这里仅供读者自己去猜测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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