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教育在所有的国家似乎都将必然地成为最受关注的领域。以前，教育曾经是富国和富人的奢侈品，曾经是培养公民并使他们各自守本分的工具，或者至少是在未成年人在长到能够工作之前对他们加以照顾的一种方式。而现在，教育作为个人权利和国家需要的观念已被迅速接受。
受教育权的观念源于民主思想——即每个人都必须有机会获得心智的发展——也源于每个国家都面临的对就业率或劳动权利的特别关注。当数据显示个人学业与他的就业能力及收入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时候，对劳动权的重视便理所当然地导致了对受教育权的关注。
教育是通向有用的、成功的人生之唯一途径，这一信念和民主思想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使人们对教育倍加关注。1964年，美国总统在为促进教育而呼吁的时候，就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他本来是一个农业工人的子弟，而教育则是让他改变人生的一张通行证。
总之，教育被视为国家的需要，是因为它看上去是一条通向繁荣富强之路。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教育历史的一段中曾写道：“1866年和1870年的战争是普鲁士教师的胜利，它让西欧开始意识到普及教育之重要。”但人们广泛而深切地认识到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却是最近的事。以前只有某些政府和个人持有这种观点，而现在这一观点正在为每个政府和绝大多数民众所接受。
1965年，林顿·约翰逊总统曾以“教育是一项好的投资”来劝说商界人士支持对教育的投入[1]。他指出，一个大学毕业生一生的收入比一个只读到八年级的人平均高出三十万美元。人民若是富裕了，国家也会变得强盛。或许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观念，即工业和技术的进步与教育的扩展关系密切。有文化、上过学的公民越多，在工业、技术和科学上取得进步的可能性就越大。[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科学家们向世人证明了他们的能力，这使得上述观念迅速找到了依据。
毫无疑问，人们之所以相信教育是使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正是基于这一观念。无论是工业实力的增强还是新式武器的生产，看起来都有赖于科学和技术。(www.xing528.com)
约翰·肯尼迪（Jhon F.Kennedy）总统在1963年对国会演讲时表达了这样一个流行的观点：
这个国家一直致力于更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教育是最有利的投资之一。近年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中有40%得益于教育的贡献。在这个科学和太空的新时代，发展教育对我们实现国家目标、增强国力有着重要意义。必须有熟练的劳动力和知识人才才能和超级大国的国力相匹配。同时，要证明自由的至高无上也还需要科学上的努力。
上述这些考虑不仅打动了那些发达工业国家，大多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迫切地需要建立政权和各种行政机构，由于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希望尽快地实现工业化，而教育又是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手段，所以它们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扩展它们的教育制度。
[1]美国电力能源公司的菲利浦·斯普恩在评论经济发展委员会1965年发表的报告时说：“在报告的一开始，确实很谨慎地声明生产力和收入的增加并不是发展教育的唯一或最重要的目的，但是，在这段声明之后，却用了十倍于此的篇幅试图把教育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这是专业经济学家的观点的延续，认为对孩子的教育应该被视为一项投资。但我对这种观点和做法并不以为然。”（菲利浦·斯普恩，See Raising Low Incomes Through Improved Education (New York: CED,1965], p. 43-Ed.)
[2] Fabio Luca Cavazza, “European School System: Problems and Trends,”Daedalus, winter, 1964, p. 394：“生产力的普遍增长有一个必须的前提，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基础学校和高等学校都同样发达的完善的学校体系，也就是一个可以从最广泛的社会中进行选择的学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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