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集团核心成员，败类市长周佛海

周佛海——汪伪政府的第三号巨憝、末任汉奸上海市长，他沿着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汉奸卖国贼的活动轨迹走完了51年人生之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周佛海，小名福海，湖南沅陵东乡杨树井人，1897年出生于一个破落官僚家庭，父亲早亡，由母亲抚养成人。1917年周佛海在县城读中学时，得到校长的帮助，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和鹿儿岛求学期间，周佛海有机会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及《社会主义精髓》、《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等著作，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产生了兴趣，自以为已是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者了。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周佛海结识了中国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那是19 20年暑假，周佛海在归国探母时途经上海，顺道拜访了中国公学教授、《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由张东荪引见认识了陈独秀。此时，陈独秀已经在上海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并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积极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一次，周佛海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陈独秀的寓所里见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维经斯基认为，要纠正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混乱局面，推动中国革命，就必须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这番话，在周佛海的心田中掀起了波澜：他虽然家境贫寒、出身低微，却一向怀有出人头地的野心，通过发起组织一个革命政党，从而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正是一条通向成名之路的捷径！

返回鹿儿岛以后，周佛海俨然以“中国的列宁”自居，发表论文、组织讲演、宣传社会主义运动，赢得不少同学的赞扬。一年之后，周佛海获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立即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作为日本小组的代表出席了大会，成了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

中共“一大”以后的几个月中，周佛海曾参加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并为在日本纱厂工作的中国工人教授日语，以便他们与日本资本家作斗争。不久，又到长沙等地挑选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的民众代表，直到11月初才从上海启程，重赴鹿儿岛。

1922年夏季，周佛海从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升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1924年4月，应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戴季陶之邀，回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由于周佛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上十分肤浅，在京都帝大时就已经对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认为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革命为时尚早。回国后，周佛海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共产党越来越格格不入，逐渐发展到拒交党费、拒绝参加党的活动，到处散布对党不满的言论。1924年9月，周佛海拒绝了中共广州执委负责人周恩来等的多次帮助，公然给党组织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仅仅经过三年短暂的旅程，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就脱离了革命航程，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办起《社会评论》杂志向共产党发动攻击，不久，又在上海与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老手密切交往，受到国民党“二大”的严重警告。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告捷的爆竹声中，周佛海手持戴季陶的推荐信，进入国民党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他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当面密告了校内国共两党师生的情况，深得蒋介石的欢心。从此，周佛海被蒋介石倚为亲信。1927年9月蒋介石下野后，周佛海即与陈布雷等人根据蒋介石的授意在上海创办了《新生命》月刊。这份月刊由戴季陶领头、陈果夫出钱，周佛海则是实际负责者和主要撰稿人。它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反对共产主义的学说、抨击各派反蒋言论，为蒋介石复职上台制造舆论。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周佛海继续舞文弄墨，在蒋桂、蒋冯、中原大战等新军阀混战中，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跻身于蒋介石的“智囊团”之中，从而在1931年蒋介石召开的“四全大会”上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中央委员，被称作“状元中委”。

“九一八”事变后，对峙多年的蒋介石与汪精卫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南京重组蒋汪合作的政府，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这使周佛海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原来周佛海与汪精卫曾经互相谩骂，一向心存芥蒂。如今，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和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的周佛海要与行政院长汪精卫共事，不免双方都心怀疑虑。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周佛海主动捐弃前嫌，向汪精卫靠拢。由于对时局的一致看法和坚决反共的共同思想基础，周佛海与汪精卫从表面敷衍到推心置腹，最后竟沆瀣一气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佛海已经成为汪精卫集团的一员重要干将。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出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周佛海却紧跟亲日反共的汪精卫，与一些人组成了高唱“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低调俱乐部”。在日本诱降下，汪精卫、周佛海授权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的重光堂与日方进行密谈，秘密订立了卖国协议和汪精卫等人出逃的计划。

1938年12月5日，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由重庆飞往昆明，迈出了叛国投敌的第一步，接着，又追随汪精卫等乘专机逃到了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敌，周佛海则在香港网罗党羽、筹措经费，积极开展活动。由于汪精卫在河内处境危险，军统特务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于是，汪伪“和平运动”的中心被决定移往上海。

抵沪不久，周佛海即与汪精卫、褚民谊等人搬进了愚园路1136弄的十余幢花园小洋房中，在这里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划汪伪政权的出笼。1939年7月，周佛海在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上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回忆与前瞻》长文，竭力开脱日本侵华的罪责，鼓吹“停战议和”、与日本帝国主义“提携与合作”。周佛海的卖国论调，得到了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的共同赞赏，周佛海因此而受到更大信任，掌握了组织汪伪政府的人事大权。他乘机招降纳叛、网罗亲信，把李士群、罗君强、蔡洪田、汪曼云等安插到伪政权各重要部门，形成了汪伪集团中的“CC派”（亦称“湖南派”）。

在政治上怀有野心的周佛海，认为背后有日本主子撑腰，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他多年来出入官场、翻滚宦海，深知掌握实权的重要性。为了在勾心斗角的汪伪集团中巩固地位，周佛海首先牢牢地抓住财权，出任伪财政部长并兼任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总裁。接着，周佛海以伪财政部的名义，在上海组织税警团，配以新式武器，组成供他驱使的一支直系部队。与此同时，周佛海又拉拢了上海“76号”特工总部的头子丁默邨、李士群，在特工总部之上设立“特务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于是，“76号”也处于他的控制之中。周佛海还一手操纵着汪伪的“外交大权”，凡有重要交涉，总是由他出面与日方对话，然后再向汪精卫汇报。汪精卫对周佛海“揽权位、置私人”的行为虽然心怀不满，但周佛海有日本人作后台，汪对他也无可奈何。周佛海则乘机把权力的触角伸向汪伪政府的各个领域，成为这个傀儡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www.xing528.com)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反法西斯阵营力量大大增强，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却陷入孤立的境地。在日寇军刀卫护下粉墨登场的周佛海，敏感地觉察到自己背靠的实际是一座随时可能倒塌的冰山。他虽然热衷于在日寇卵翼下满足权欲野心、享受荣华富贵，但决不愿与日本主子一起遭受灭顶之灾。为此，他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为了求得旧日主子蒋介石的谅解，周佛海找到了军统潜伏特务程克祥和彭寿，令他们秘密潜往重庆，通过特务头子戴笠向蒋介石输诚。事有凑巧，戴笠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早就有意“策反”南京、上海的一些重要汉奸，以便在上海等地重建军统特务的势力网，所以双方一拍即合。由于事关勾结汉奸的丑闻，戴笠收到程、彭带交的周佛海亲笔信后，不作公文呈送，而是直接向蒋介石作了口头汇报，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戴笠又把周佛海的老母和岳父从湖南原籍接到贵州息烽加以软禁，以其母名义要周效忠蒋家王朝。

程克祥、彭寿带回了蒋介石和戴笠许可输诚的承诺，也带回了重庆的密电码和特许周佛海设立与重庆联络的秘密电台的指令。周佛海得悉与重庆的关系已经接通，欣喜万分。为了以实际行动向蒋介石效忠，他立即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内设置了与重庆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把自己搜集到的日方重要情报不断地向对方拍发输送。与此同时，凡重庆方面通过电台下达的命令，周佛海都竭力照办。他曾在汪伪政权中安插重庆派遣的特工人员，也曾在日本侵略者手中保释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党政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蒋伯诚等人。

1943年，戴笠通过秘密电台又向周佛海下达一道密令：铲除“76号”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李士群本是周佛海的心腹，后因权势日炽，竟公然与周分庭抗礼，并直接投靠了汪精卫。周佛海对李士群早已恨入骨髓，接到戴笠电令后，立即找他的亲信罗君强、熊剑东密谋杀李。经反复商讨后，周佛海决定采用借刀杀人之计：由熊剑东出面去煽动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科长冈村中佐，激起日本人对李士群的不满，从而让李死在日本人的手中。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1943年9月6日，冈村以调解李士群与熊剑东两人矛盾为名，在外白渡桥附近的百老汇大厦中设宴，席中让李士群吃下了半只事先下毒的牛肉饼，三天后李士群中毒暴卒。事后汪伪集团中虽有人怀疑是周佛海做了手脚，但因事关日本宪兵队军官，谁也不敢追究。周佛海却因出色地完成了军统“除奸令”而受到重庆方面的嘉奖。戴笠与周佛海的关系日益亲密，1945年周母病故，戴笠代替周佛海充当孝子，还设法给周带去了自己在周母灵堂尽孝的照片。这一切都促使周佛海进一步向重庆方面靠拢。

由于上海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戴笠授意周佛海要千方百计争得上海的控制权。早在1940年伪上海特别市长傅筱庵被刺以后，周佛海就觊觎着上海市长的宝座，不想却被陈公博夺走。得到戴笠指令后，周佛海更是留心等待机会，谋求主政上海。机会终于等来了！1944年11月10日，伪府头目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陈公博出任伪国府代主席并兼任行政院长等重要伪职，周佛海则于1945年1月15日继陈公博出任伪上海市长兼上海警察局长、保安司令。周佛海到任后，即把亲信罗君强调任上海市府秘书长兼财政局长，严格控制伪税警团、保安队的武装力量，在日寇军事上屡屡败退的形势下，更加频繁地与重庆联络，一举一动无不听从重庆指挥。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的末日终于来到了！周佛海得悉日本政府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立即通过秘密电台向重庆效忠，表示将率所部数万武装力量，保持上海完整，以待国民党政府前来接收，同时又请求国民党政府正式给予名义，以便行使职权。此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机构及大批军队都偏处西南一隅，为阻止新四军就近进入上海，蒋介石指示戴笠复电，任命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命令他帮助国民党政府完成抢占上海的步骤。周佛海得到任命后，欣喜若狂，立即委任罗君强、熊剑东为行动总队副司令，并设置了上海行动总队司令部。为了向重庆政府表白感激之情，周佛海特地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表示要督率所辖军警，维持治安，从而“将本境之一切，静待时机，无异状的全部奉还中央，听命于蒋委员长。”

周佛海虽然得到了蒋介石的任命，但他深知自身罪孽深重，唯恐难逃法网。为此，在国民党军政大员陆续进入上海后，周佛海利用手中的财权，拼命讨好这些接收大员，金条、伪币如潮水一般哗哗流去。他曾一次拿出5亿元伪中储券“借”给上海宪兵队队长姜公美充当办公费，对其他官员也各有厚赠。周佛海感到庆幸的是，国民党政府负责肃奸工作的正是与他情同手足的戴笠，而戴笠抵沪后，不仅宴请了周佛海夫妇，而且还明确表示，他们只要立功赎罪，政府一定“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然而，全国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越来越高，上海各界强烈谴责周佛海逍遥法外的舆论迫使戴笠采取行动，在9月底查封了周佛海的财产。周佛海是上海汉奸中敛财最多的一人，仅据查封的清单就有房产16处，其中最大的一处占地21亩，有瓦房100间；珠宝首饰99件，价值黄金1300余两；另有金块、金条、金花瓶、金寿星及巨额美金、法币、港币、珍奇古玩、名画、名贵家具等大批现金财物，周妻杨淑慧还表示原来点交的财物远远不止官方公布的数字。周佛海1938年逃出重庆时身无长物，数年间竟成巨富，其仗势敛财的恶行可见一斑。

10月3日，周佛海、罗君强等被用专机押解赴渝，途中有厨子、仆役随行。抵渝后，戴笠把周佛海安置在磁器口缫丝厂军统办事处加以优待。直到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后，周佛海才被押送至南京高等法院。11月7日，高等法院将周佛海判处死刑。周佛海不服，列举与重庆早有联系的事实，请求复判。此时，一向与周关系密切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联名致函蒋介石，提出周佛海在抗战胜利后奉命维持上海秩序、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协助接收等方面有功，请求改判。蒋介石虽恨周佛海公开捅出抗战期间与重庆的联系，但又考虑到毕竟曾利用他出过不少力，于是在1947年3月26日发出《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对周进行特赦。

周佛海被判刑后，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生活仍受优待。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复发，病死于囚室之中。

（崔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