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明工业社会学的衰退，必须研究社会学的趋势以及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变迁之间的关系。1950年代，“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说法的兴起使得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西摩·马丁·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和其他人宣称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已经被克服了。剩下的事只是使现代社会更完美。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就中他们算上了产业工人的社团化和产业斗争的体制化。罢工已经“萎缩”了，并且那些仍在爆发的罢工也只是影响到劳动力的边缘部分——那些还没有被整合到更广泛社会的部分。1产业工人们已不再是革命的行动者而成为中产阶级的萌芽一族。进一步而言，工人们被描绘为“专制的”而不是激进的，是“资本主义者”而非“社会主义者”。2一种欣悦之情突降到冷战时代的社会学家身上。尤其是蓝领工人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并因此退出了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之外。3
将兴趣从产业劳动者身上转移到其他地方的现象，伴随着因认为其短视而对产业行为的早期研究所做的批评。这些评论经常以西部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关于“产量限制”的开创性研究为出发点。工厂社会学（Plant Sociology）——克拉克·克尔和劳埃德·费希尔（Lloyd Fisher）这样提到它——几乎不关注环境因素。它忽视技术的约束而过多地关注“人事关系”，忽略了对工作的外部定位，倾向于低估工人的经济理性。它忽略阶级斗争而只是呈现了管理的视角。4毫无疑问，各种批评都姗姗来迟，但也提供了重要的纠正。但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在早期研究中深嵌有真理的事实，即使只是部分的真理。在本研究中，我试图通过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将这些部分真理主题化，从而来挽救工厂社会学的合理内核。这样，胜于强调将工厂与其环境隔离开的谬误，我将试图弄清楚其隔离或者相对自治——这种自治允许早期的研究者为理解产业组织做出了如此多的贡献——的精确本质。胜于争论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冲突是地方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我将展示冲突与同意是如何在车间内组织起来的。胜于喋喋不休的谈论关于试图通过人事关系引出工人们更加合作这种观点的生捏硬造和无能为力，我将强调其本质的真理，即车间里的活动不能脱离生产组织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域来理解。认为工人在他们对工作的反应上有点非理性的见解是站不住脚的，同样地，认为工人会倒向经济理性的观点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这个研究中我将展示理性如何是一种特定生产组织的产物并且是工厂“文化”的重要部分。简言之，胜于摒弃工业社会学的发现，我将把它们置于并且有时是把它们结合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从而超越它们。(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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