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第四章中描述的那样，超额不是将工人作为由他与生产手段的特定关系来区分的阶级成员，而是作为单个的个体，而插入到劳动过程中。工人控制他们自己的机器而不是被其所控制，而这提高了他们的自主性。他们单枪匹马的开动机器，而这造成了他们作为个体就能够将自然转变为有用的商品这样的表象。薪酬体系基于个体的而不是集体的努力程度。其次，对于机器的自主性和对于辅助人员的依赖这两者的结合带来的后果是使等级间纵向冲突转向横向冲突的重新分布，在其中，个体劳工以冲突或竞争关系来彼此面对。将工人建构为身处诸多相互竞争与冲突的他者中的一员，既掩饰了他们共同的阶级属性，即同属于一个为了工资而出卖其劳动力的生产者阶级，也掩饰了他们与占有他们的无偿劳动的另一种阶级的区别。
然而，从劳动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游戏的重要性超出了超额的特殊性。正是这种参与游戏的行为产生了对其规则的同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显而易见但也重要的断言，即人不能参与游戏的同时又质疑其规则。问题在于：就逻辑和经验而言，参与游戏与规则的合法性，哪一方是先在的？在此，我不是要说参与游戏有赖于广泛的一致同意；正相反，同意依赖于参与游戏，通过参与来建构。游戏并不反映潜在的利益和谐；正相反，它是和谐的原因并产生了和谐。游戏自身的来源不在于预先注定的价值共识，而在于为了适应内在于工作中的剥夺的历史性特殊斗争以及与资方争夺定义规则的权力的斗争之中。
在超额这一例子中，以一系列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规则，是根据游戏的明确结果来评估的——超额还是没有超额——而不是根据游戏的广义结果来评估，例如利润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等等。因此，就其被体制化这点来说——就像在超额中那样——游戏自身即为目的，它遮蔽、掩饰甚至颠倒了它从中发生的条件。当工人加入一个含有他们与某一机器的关系的游戏时，他们对生产过程的从属关系就变成了默许的对象。同样地，加入一个包含了其他生产行动者（工人、工头等）的游戏中，会在铭刻于劳动过程中的社会控制关系——即生产中的关系——中形成默许。至此，参与游戏的两种后果已经被描绘出来了：首先，对游戏的参与遮蔽了游戏最初被建构以回应的那些生产关系；其次，对游戏的参与产生了对界定游戏规则的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同意。
个体（作为与集体的对立）违反规则会导致例行的惩罚，这具有增强遮蔽及生产同意的效果。也就是说，违反规则具有加强它们控制生产性行为和关系的结果。因此，资方从工人身上额外压榨的企图常常会增强车间里的两厢情愿的关系。联合公司的操作工一直抱怨被公司“压榨”，一开始，我把这与某种剥削的模糊观点联系在一起。不久我发现这种苦痛指的是公司没能提供必需的条件来进行超额的游戏；例如，钻头可能被烧坏了、设计图可能不见了、机械可能不能正常的工作等等。换句话说，资方是因没有按照游戏的规则来玩而被谴责的；而这些谴责有助于重申规则的合法性与超额的价值。这样这种两厢情愿的框架一直得到重建与加强。
仅仅遮蔽所有权关系以及造就对生产关系的同意是不够的；工人们必须创造超过他们的工资盈余。工人是如何被说服与追逐利润相合作的呢？显然，一种手段——不过通常来说不是很有效的一种——是通过持续的施加强迫，即通过解雇那些不能达到给定配额的工人。当然，强迫是位于所有雇佣关系背后的，但是游戏的建立为组织积极合作以及使同意占上风提供了条件。
如泰勒与他的合作者提出的那样，计件工资率体系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可以由劳工的额外努力来确保的资方与工人在财政收益上的共同利益而调整它们双方的利益。是货币刺激引出了额外的努力。人际关系研究传统将产量限制作为经济刺激失败的象征。正如罗伊所指出的，并且从迄今为止我所说的就可以明显看到的，产量限制与最大化经济收益相一致。同时，罗伊和我都观察到，货币刺激不能充分解释由超额所产生的合作。
如果技工的“口头”行为作为行动趋向的指数被接受的话，就可轻而易举地以“经济刺激”来解释计件工资体系的部分成功；也可轻松地将其部分失败归因于刺激的处理不当……另一方面，作者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少数似乎否认“经济刺激”的全能影响的“反例”，并指出更加细致地考察计件工作的回应的需要。例如，在某些场合，在“配额”的达成被认为是可能的情况下，操作工没能竭尽全力来达到“配额”的收入，或者在低于“配额”水平线时就停了下来。操作工有时也漠不关心能否把“拿回家”的收入最大化：（a）不愿加班工作，（b）当工作不适合于他们时，还未到轮班就“早退”，或是（c）“歇息”以避免“整天工作”。另外，有时操作工的“口头”行为显示他们并不“在乎钱”。20(www.xing528.com)
当我在联合公司的时候，我观察到了类似的行为模式，它们与经济动机作为超额基础的理论相抵触，不过这些行为模式是以经济收益的习语来表达的。此外，如果经济动机位于车间行为的基础，那么工作的偏爱等级就应与经济报酬相一致。可实情并非如此。许多按日工资率计算的服务工作被广泛地认为是比按计件工资率计算的工作更好的，尽管后者可以拿更多的钱回家。更确切地说，劳动过程被组织为游戏，而这个游戏界定的目标构建了当前车间里的价值。像往常一样，罗伊以图解形式表达了这一点：
“超额”可以被认为是“目的本身”吗？或许，“配额”的达成标志着成功地完成了一项“行动”或“任务”，其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操作工来控制的；尽管“机会”因素也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超额”要求技能的锻炼和毅力；它提供了“自我表现”的机会。总会存在的“糟糕的停顿”的可能性带来的结果的不确定性元素，把达成“配额”变成了一场与墙上的时钟之间的“刺激的游戏”；知识、技能、独创性、速度与毅力的运用所提供的控制元素，提高了游戏的趣味，并增添了“成功完成”的“胜利”感的愉悦。尽管操作工们经常以分享他们的计件工作经历作为主要的谈资，并总是以“挣钱”来聊，实际上他们是在沟通“游戏得分”或“竞赛结果”而不是金钱上的成败。我怀疑是否有操作工曾想过他“挣到了钱”。很可能如果有人真表达这样的信念的话，他会被嘲笑出车间的。21
换句话说，超额不能简单地按照表面上达到更多收入这样的目标来理解。更确切地说，它在车间文化中的支配地位是从一系列特定的生产中的关系中显现并内嵌于其中的，这些关系反映了资方在创造利润中的利益。超额的报酬是按照直接与劳动过程相关的因素——减少劳累、消磨时间、减轻厌倦等等——以及从劳动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因素——在艰苦的工作中超额的社会的和心理上的报偿感，以及搞砸一份有油水的工作而带来的社会耻辱和心理挫败——而界定的。
并不是货币刺激实际地调整了资方与工人的利益，而是参与游戏本身产生了游戏结果中以及游戏连续性上的共同利益。任何为其参与者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报酬的游戏，都在其参与者中——不论他们是资本的代表还是劳动的代表——建立了一种共同利益，这为其再生产准备了条件。只要游戏涵盖了整个劳动过程，它所引起的价值体系就会在车间里盛行。作为游戏的后果，行为得到评价，并且利益被建立了起来。换句话说，利益并不是原生的被给定的，它们也不必然是被工作之外的社会化经验带到车间里来的。确切地说，生产中的关系的特定形式组织了利益；在我们的例子中，与超额游戏之间的关系界定了利益。一旦他们的基本生存——就工人而言，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工资——得以确保，日常经验就从工作组织中浮现出来，并且界定着各种生产行动者的利益。22当劳动过程被组织成包含了资方与工人的积极参与的某种形式的游戏时，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具体的调整。在其他工作情形下，劳动过程将不同的利益群体蹩脚地组织起来，造成工人利益与资方利益不可挽回的敌对状态。
再说一遍，通常，以游戏来表述的工作概念源于对不可化约的和谐的假设。游戏是工人自发的、自主的、恶意的创作物；它们产生权力斗争以及与资方的冲突。透过否认利益的原生性并强调它们从工作组织中显露出来，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游戏确实是起于工人的主动性，起于寻找忍受劳动过程的从属地位的手段，但是它们是被资方所管制、必要时是被强制的。然而，一旦游戏被建立起来，它就可能具有自身的动力，而且不能保证它会持续再生产其存在的条件。正相反，参与游戏可能会趋向于破坏那些定义了游戏的规则。因而，在马克思的计件工作概念中，工人力量不够强大，也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以执行产量限制。23相反，他们被迫彼此竞争，以更快的速率生产，而这刺激了资方削减计件工作的价格。计件工作的“游戏”变成了强化劳动的自我挫败的螺旋，除非通过操作工转变规则并限制竞争使其稳定下来，比如在超额当中。直到那时，工人们才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囚徒的困境”中：工人个体利益——产量的最大化——的操作会破坏工人的集体利益——更高的计件工作价格。彼得·布劳（Peter Blau）描述了一家州立职业介绍所的产量游戏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同样的冲突。在那里工人间的竞争提高了个体的产量但却损失了集体的效率。也就是说，游戏本身生产了使该游戏更难以进行的条件。布劳补充说，“这提出了在这里不能回答的有趣问题：什么条件决定了这个过程会最终平稳下来，还是会达到一个从竞争性结构到合作性结构的革命性转变的顶峰？”24或者，更一般些，人们会问：再生产游戏的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游戏自身的动力会破坏也由其产生的和谐，并从而导致危机？更明确地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超额可以持续地在车间里进行下去？这个游戏会有生产同意和利润之外别的后果——会有持续威胁其再生产的后果吗？超额播下了其自身毁灭的种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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