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智慧：用才篇的关键教训

第四章　用才篇

【曾国藩语录】

即使有好的药物，如果不对症还不如一般的药物有效；虽然有贤才，如果工作不适合他的特长，就不如普通人。

曾国藩认为，世上怕的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用才的人不能正确使用人才，此论确有振聋发聩之功用。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那些善于发现人才，又善于运用人才的人最后取得了成功。关于这一方面的历史事实是很多很多的。

孟尝君用冯罐的例子在这方面特别具有典型性，对用才者的启发也更大。

在战国时，不少有一技之长的人投靠在王室贵族或朝中显臣的门下去做门客；而那些权贵重臣则正好利用这些人的一技之长，来为自己办事。门客中也不乏真心给主人出谋划策，为主人做事的人。因此，收养门客一时成为风气。像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这四个人收养的门客都很多，人们称他们是“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是其中名气更大的一位。

孟尝君名田文，其父田婴在马陵之役中任副将，齐国因其战功把他封于薛地（今山东滕州东南）。田婴死了以后，孟尝君继承了父亲的封地和官位。

孟尝君重义轻财，供养了大量门客，获得了良好的声誉。他知道这对于提高声望，加强自己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于是他留意搜罗人才，不论身份贵贱，只要来投奔他，都以礼相待。因此，他爱贤敬士的名声就越传越远了，连其它的国家的豪杰，甚至犯了罪的人也来投奔他，把他视为知己朋友，为他办事不遗余力。

有一天，一个叫冯罐的人投到孟尝君门下。孟尝君见他身穿旧衣，足登草鞋，腰中悬一口剑，却没有剑鞘，便知是个穷苦人，于是问道：“先生对田文有何见教?”冯罐说：“我穷得走投无路，来您这儿寻口饭吃。”“先生有什么所长呢?”“我若有所长，也不致如此。”孟尝君闻言笑了起来，说：“先生便先住下吧。”孟尝君手下的人看冯罐一身穷汉打扮，又无一技之长，对他十分冷淡，让他住在下等房间里，每天给他粗饭吃。过了几天，孟尝君问起：“那个冯罐每天干些什么?”回答说：“别提了，他天天弹那柄剑，还边弹边唱：‘剑啊，和我同去吧，此地吃饭没鱼虾。’”孟尝君听后，便让人把冯罐请到中等房间里住，吃的食物也好了，并让手下经常报告他的情况。没过多长时间，冯罐又唱了：“剑啊，和我同去吧，此处出门没车马。”孟尝君听到报告说冯罐这次又这样唱起来，就吩咐他出门时给他一套车马。谁知日子不多，孟尝君又听到反映说：冯罐还在天天唱，什么“剑啊，和我同去吧，此地无银不能养活家。”孟尝君生气地心想，这位先生怎么如此不知足呢。可是，为了招来更多真正的人才，他于是派人经常看望冯罐的老母亲，还给她送钱用。直到此时，冯罐这才停止了弹唱。

大约一年以后，孟尝君声望越来越高，还做了齐国的相国。这时，他的门客已达到大约三千人了。供养这么多的人，要用多少钱啊!虽说他收入不菲，却也渐渐感到捉襟见肘。他思来想去，想到在薛城还有不少人的借款没有收回，而且有一段时间没收上利息来了，就想派人去收一下。这要债可是个两头不讨好的差事，还要懂一点儿银钱账目，门客中没人愿意去，却让孟尝君为了难。有人对他说：“冯罐这人身材高大，也很会说话，他也许能把这件事办好。”孟尝君便将冯罐找来，对他说：“我平日失礼，对先生关心不够，请您宽恕。现在请您去一趟薛城，帮我收些债务，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去?”冯罐很痛快地答应：“去，我愿去。”于是准备车马、行装，带着借据，去了薛城。临行时，他问孟尝君：“收债了以后，要买些什么回来吗?”孟尝君说：“先生您看我家缺什么便买什么吧。”冯罐来到薛城，手中比较宽裕的人便来还了利钱，更多的是还不起债的穷人家早躲得形影皆无了。冯罐用收回来的钱，买了几只大肥羊和十几坛好酒，摆了几十桌酒席，邀请所有的债户来喝酒，而且通知说：“不论债还得出还不出的全要来，还不出没关系，来核对一下借据就行了。”到了那天，债户们全来了，冯罐亲热地款待他们。酒足饭饱后，冯罐和债户们一一核对了借据，问清了情况。凡是当时能还利钱的，便收下他们的钱；一时困难的，便约定归还的期限；那实在穷得无力偿还的，便索性把他们手中的借据找出，随后当着大家，一把火将那些借据都给烧了。债户们看后真是惊喜交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此时，冯罐对大家道：“我家公子借钱给你们，是看到各位没有本钱务农经商，或是遇到一时困难。他本来是不想收利钱的，但是他手下有上千的门客要养活，因此叫我来收利钱。今天核对了借据，能还的都还清了，一时不便都约好了归还的期限，务必请按期交付。实在付不出利钱的，我家公子说，连本带利都免了。因此，我把这些人的借据全烧了。这都是我家公子的恩典，大家可要记住啊!”话音才落，众债户欢呼起来，都特别感激孟尝君的恩德。

孟尝君听到冯罐焚烧借据的消息，不禁火冒三丈，立刻派人把冯罐找回来，气呼呼地责问他：“冯先生，我请你去收利息。你收到钱，便杀羊买酒，狂吃猛喝，还把借据给烧了。你搞的是什么名堂啊!”冯罐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公子不要生气!请您想一下，不办酒席如何能把债户全都找来呢?债户不到，如何知道谁付得出利钱，谁又付不出呢?如今，付得出的，已经约好期限，到期准能收回。要说起还不起的，就是再过十年八载，他还是还不起。追紧了，他干脆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些借据还有什么用处呢?公子要是硬逼他们，没得多少钱，却落个难听的名声，这值得吗?我把这些没用的借据烧了，让薛城百姓对公子感恩戴德，到处颂扬公子的美德，这还不是大好事吗?我临去的时候，公子吩咐我拣您家缺少的东西带回来。我看公子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应有尽有，单单缺少宽宏仁义，因此我就把仁义给公子买回来了。”孟尝君听后真是哭笑不得，只得说：“事已如此，先生去休息吧。”自此，对冯罐又冷淡起来。

却是齐王听信了秦、楚两国散布的谣言，恐孟尝君功高欺主，威胁到自己的王位，便免去了他的相国。许多门客一见主人失了宠，便纷纷离去，只剩下冯罐还一心一意地陪伴着他。此时，孟尝君只好无精打采地回到封地薛城去闲居。他还离城很远，就看到人们在城下等着迎接他，不禁掉下泪来，向冯罐说：“先生为我买的仁义，我今天真是亲身感受到了。”冯罐说：“狡猾的兔子为能保证它的安全，筑有三个洞穴；如今公子只有薛城一地那哪儿成啊?我再给公子找两处安身之地吧：一个是秦国的咸阳，一个就是咱们的都城临淄。”他将计划与孟尝君一说，孟尝君很赞成，给他很多金子和车马做费用。于是，冯罐动身到秦国去了。

这时，秦国的相国去世了，相位无人。秦昭襄王对孟尝君一向很佩服，当初就想要请他到秦国任相国，以后制造谣言中伤孟尝君，也是为的把他逼到秦国这里来。冯罐就选中这一点来游说秦昭襄王。他问秦王道：“大王知道齐王将孟尝君革职的事吗?”秦王说：“知道了。”冯罐说：“齐国能够发展得这么强大，全靠孟尝君之力。如今齐王如此对待他，他怎么会毫无怨恨呢?齐国的各种大事的机密隐情，孟尝君都了如指掌。如果他来秦国投靠，大王便可以轻松地攻下齐国，称霸天下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希望大王千万别错过，否则齐王醒悟过来，重新起用了孟尝君，齐国可又要与大王争个高下了。”秦王听了冯罐所说，立刻派遣使者带上黄金千斤和百辆彩车的厚礼，到薛城聘请孟尝君。

这时，冯罐又赶快赶到齐都临淄，求见齐王，煞有介事地说：“大王知道秦国要把孟尝君聘去做相国的消息吗?”齐王说：“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吗?”冯罐说：“我亲眼看到他们驾彩车百辆，拉着千斤黄金往咱们国中来了。孟尝君不答应还好，若他真当上秦国的相国，咱们齐国岂不完了吗?大王应当马上重新起用他做相国，再增加他的封地。孟尝君是齐国的老臣，一定会答应的。那时候，秦国就算再强大，也不能抢走人家的相国呀?”齐王听了，将信将疑，令人去探听秦国的使臣是不是真的来了，等到听说秦使已经入境，这才着了急，急忙派人将孟尝君接回都城。孟尝君又被齐王拜为相国，还给他增加了一千户的俸禄。秦国的使者到了薛城，没见到孟尝君，打听到孟尝君又做了齐国的相国，无奈只得空手返秦去了。

那些离去的门客听说孟尝君又当上了相国，便回来投靠他。孟尝君非常恼火，对冯罐说：“我有困难的时候，看不到他们有谁在我面前，多亏先生奔波齐、秦两国之间，我才得以复职。他们怎么好意思再来见我呢?如果哪个无耻的家伙再来见我，我就当面好好地羞辱他一下。”冯罐说：“公子何必如此!您如今重做相国正需要大家支持，可不能一时气愤，把门客赶走，那样谁来为您办事呢?不如还和原来一样热情地招待他们，也显得您的襟怀宽广。”孟尝君说：“先生赐教，我敬领了?”孟尝君便和以前一样接待他们。

战国时期的商业活动已有了很大发展，魏国的大商人白圭更是以囤积居奇致富的典型。商品交易时已经广泛使用货币，并且有了借贷的活动。冯罐烧借据的行动便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公元六二七年，李世民改年号为贞观，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就是史书上所称唐太宗。唐太宗之知人善任，则是众所周知的。

唐太宗出身在大贵族家庭，亲自参加了当时推翻隋朝的斗争，亲眼目睹盛极一时的隋王朝被造反的农民推翻了。他归纳隋亡的原因是由于隋炀帝昏庸无道，独断专行。所以，他当了皇帝之后，便认真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对于这些教训，他时刻铭刻于心，经常和他的儿子说：“一个皇帝，如果按正道办事，百姓就爱戴他；要是他不行正道，百姓就颠覆他，这真是可怕!”他又说：“百姓就像水一样，皇帝就像是船。水能把船浮起，也能把船弄翻。”他认为君主即使是“圣哲”的，也应当“虚己以受人”，这样才能令有才能的人为他忠心效力。

开国之初，唐太宗励精图治、勤奋地治理国政。一次，他和大臣魏徵说话，问道：君王怎么做才能“明”，什么样就是“暗”?魏徵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非常赞同这个见解，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封建时代，把君主听取不同意见，评价正误，然后实行正确的意见，叫作“纳谏”。唐太宗很注意纳谏。在这方面是个做得好的君主。有一次他对大臣说：“我少年的时候就喜爱射箭，收集到几十张好弓，认为再也不会有比这些更好的弓了。前些日子，拿去让制弓的师傅看，可他们说全不是好弓。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说，制弓的木心不直，材料的脉理都邪，弓确实硬，但射出的箭却不能直。让我知道了自己以前鉴别的不精。我以弓箭夺天下，却还不能真正分辨弓箭的好坏，何况天下那么大，我怎么能把所有事都弄懂呢?”

贞观二年，一位叫李百药的大臣和唐太宗说：“以前虽然发放过宫女，但宫中无所事事的宫女还是很多。宫中阴气太盛，也会导致天灾。”唐太宗听从了李百药的意见，下令发放宫女，放出三千多人让她们各自回家。

公元六二六年，唐太宗下召征兵。有位大臣提议：未满十八岁的男子，只要身强体壮，也应该征入军队。唐太宗听后表示同意，但是魏徵扣住诏书不发。唐太宗催促了几次，还是被魏徵扣住不发。唐太宗十分恼火，令人将魏徵叫来，诘问道：“那些身强体壮的男子，自己说还没有到十八岁，其实可能是有意假报年龄，躲避兵役。我发诏书征这些人入伍，你扣住诏书不发是什么意思?”魏徵不紧不慢地说：“我听说，排干池中的水捉鱼，固然能抓尽池中所有的鱼，可是以后池中就无鱼可捞了；烧光树林猎取野兽，也能把野兽捉到，不过到明年就无兽可猎了。若是把那些身强力壮、未满十八岁的男子都弄去当兵，将来再从哪里征兵呢?国家农田桑茶的租税，又让谁来负担呢?”唐太宗虽说觉得魏徵说得有道理，但还是不服气。魏徵接着说：“圣上的诏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征召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当兵。如果不到十八岁的男子也得应征，这算是讲信用吗?”唐太宗惊讶地问：“我怎么不讲信用了?”魏徵说：“陛下刚登基的时候，发布过诏书：拖欠官府赋税的，一律豁免，可是官吏们仍旧征收，这是否说话不算数?陛下还明令规定：免收关中百姓租赋二年，免除关外百姓劳役一年。现在那些服了劳役或交了租赋的又要再服兵役，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圣上一向说要用诚信待人，征兵的时候为什么怀疑百姓作假?平白无故怀疑人，这叫讲信用吗?”魏徵的这一番话，说得唐太宗无言以对。半响，唐太宗方说：“我过去总认为你不通情达理、固执己见，今天听你剖析国家大事，才明白我的过错很大啊!”这样，太宗重新下了道诏书，不到十八岁的男子不得征入军队。从此以后，唐太宗对魏徵更加信任了，并且让他担任了太子的老师，让太子跟他好好学习治国的本领。

贞观四年，唐太宗想到洛阳巡游，就下令修缮洛阳乾元殿。大臣张玄素上书谏止，说：“为巡游东都修葺宫室，这并非是目前的急务。当年扫平王世充时，凡隋朝那些宏大的宫殿都拆除了，获得百姓的拥护。如今还未到十年，却要建豪华的宫殿，以前的坏事应引以为戒，怎可效仿呢?关中乃全国的重镇，更要千方百计设法保持其稳定。当今民生凋敝，陛下如这样行事，就是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危害匪浅，恐怕比隋炀帝时更甚呢。”唐太宗说：“你说隋炀帝都比我强，那我比夏桀、商纣又如何呢?”张玄素说：“若圣上不收回成命，将来的命运和纣桀殊途同归。”唐太宗接受了张玄素的谏言，说：“是我考虑不周。既是这样，就不要再修了!”

唐太宗有一次到九成宫，官舍里住着随行的宫女，随后宰相李靖和王珪也到了。当地的主管官吏将宫女迁往别处，将官舍腾给李靖住。唐太宗听说这件事很不高兴，说：“为什么怠慢我的宫人?难道就让这些人在此作威作福了吗?”就要下令惩罚这个县令。魏徵说：“李靖、王珪全是朝廷大臣，而宫人只是后宫服役的奴仆。朝廷大臣来地方上巡视，县令要向他们禀报公事；大臣还朝以后，陛下也要询问大臣民间疾苦。官舍作为接待朝廷官员之处，这是正当的事。那些宫人，他们除了服侍圣上生活小事以外，并没有什么事可做。假如因此惩罚县令，将会招致天下人非议。”唐太宗听完魏徵的话，知道是自己错了，便不再查办县令了。

唐太宗还鼓励各级官吏畅所欲言，不要因为怕触犯皇帝而隐瞒真相。有一回，他和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自古以来撰修国史都不让当事的君主看，这是什么缘故呢?”房玄龄回答说：“一位正直的史官，他撰写的国史一定会如实地记录君主的功过。君主看到里面披露了自己的过错，肯定会发怒，所以国史都不让当事的君主看。”唐太宗说：“如实地编撰，怎么会触犯君主呢?我很想知道国史上怎样写的，若将以前的错误，作为日后的戒鉴，那不是更好?”房玄龄将有关高祖、太宗的两部分材料整理好，呈给唐太宗看。唐太宗看到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下面记载的玄武门之变有关杀死李建成、李元吉的情形叙述得含糊不清，就将编写国史的史官叫来，仔细地讲了一遍当时的情形，并说对于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一事不必忌讳，因为这件事是安定国家形势的一件大事。他还说：“太史写历史，应该言辞质朴，叙事真实直接，如此才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

唐太宗执政中期，唐朝经济日益繁荣，政治清明安定，朝廷大臣全尽力颂扬太平盛世。只有魏徵分析了太宗执政以来的情况，上了一道奏章给唐太宗，指出他在各方面的缺点，希望他有所警觉，把贞观初年的好作风继续坚持下去。

唐太宗不但能纳谏，而且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大臣评议朝政，提出意见。太宗刚登基时，上朝的态度过于严肃，使得大臣们心存禁忌，就怕说错了话。唐太宗察觉到这个问题以后，便改变了这种做法。他再找大臣交谈时，变得心平气和，和霭可亲，来减少大臣的畏惧情绪；对大臣中敢于批评朝政提出改进意见的人，他也给予赏赐。有一回，唐太宗要把元律师处死，当时大臣孙伏伽认为刑不当罪，对太宗说：“元律师罪不该死，陛下处置得没有道理，实际是草菅人命。”太宗接受了孙伏伽的直言，并且将价值一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给他。有人议论说：“这样厚赏太过分了。”唐太宗说：“我自登基以来，没有大臣敢批评朝政。这次重赏孙伏伽，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对朝政多加关心，发现不妥之处能直言上谏。”

唐太宗为了给大臣创造参与朝政的便利，制定了一种制度，就是让谏官史官也参加政事堂会议。执行这种制度以后，谏官能随时了解朝政内幕，当事官员不敢谎报政绩。军国大政的处理若有错误，谏官在会议上可当面指责；同时，政事堂会议有史官参加，史官可以及时了解皇帝与宰相的言行，对他们的言行加以记录，使他们在处理国政时谨慎行事，实际上也是一种监督。

在唐太宗的提倡下，大臣们变得直言不讳，甚至连一个地方上的小官吏都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有个叫刘仁轨的人，只是个八品的县丞，他对唐太宗在秋收大忙季节出去打猎提出意见。唐太宗不但接受了他的意见，并提升了他的官职，以示奖励。

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意思是说，人们在照镜子的时候，可以整理衣饰看是否得体；把历史当作镜子，可以学到历代王朝兴亡的经验和教训；以他人的事情当作镜子；可以通过他的成功或失败，作自己行为的参考。

公元六四三年魏徵去世，唐太宗很伤心，亲自给他撰写了碑文。他非常怀念魏徵，说：“魏微去世，我失去了良师益友!”公元六四五年（魏徵死后第二年），唐太宗远征高丽失利。回师后，唐太宗十分感慨地说：“假如魏徵还在我身边，一定会阻止我这么干的!”

因为唐太宗在位时能够纳谏，大臣们都勇于直言不讳。那段时间，唐朝的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唐太宗堪称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唐太宗之知人善用，还体现在一些很细微的地方。当时，唐太宗任用了一批名臣贤相，辅佐他治理国政。房玄龄和杜如晦相互配合，设置政府机构和官员，制定各种典章制度，同为贞观良相。大臣们有时在唐太宗面前议论政事，唐太宗说：“非杜如晦无法筹划。”但等杜如晦到来之后，唐太宗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谋略。这是因为杜如晦长于决断，房玄龄善于谋划。因此，唐太宗经常是采用房玄龄的谋略、杜如晦的决断。

唐玄宗早年也堪称一代明主，而这与他知人善任也有很大关系。李隆基二十八岁登基，年号“开元”；因为他死后的谥号是“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所以史书上就称他为“玄宗”；又因庙号中有个“明”字，还称为“明皇”。

李隆基是睿宗的第三个儿子。大哥李成器，曾被武后立为皇太孙。以后中宗即位，被改封为宋王，李隆基平定了韦后与安乐公主，辅助父亲睿宗复位。睿宗在确立东宫皇储时却为难起来，如果按常规来讲，李成器不仅年长，并且是嫡子，还被封过太孙；而李隆基是在保卫李家天下的斗争中立了大功，因此睿宗迟迟难以决定下来。李成器瞧出父亲的心事，便亲自来见父亲，流着泪真诚地表示愿让位给李隆基。大臣们也觉得李成器过于宽厚，不如李隆基精明干练。于是睿宗最后决定立李隆基做太子，两年以后，又逊位（皇帝生前将皇位传给继承人）给他。

睿宗的五个儿子都在危难中长大，因此彼此亲密无间，关系十分友好。李隆基当了皇帝，他更重视兄弟的情谊，也十分感激兄长的让位大德，就在皇宫外边盖了五座王府，每个人一座，以便能就近常常看到兄弟们。

玄宗使皇室内部的宗亲，各安其份，安定祥和。他在外廷之中，也注意选用贤能。唐玄宗登基前看到了太多的政治动荡局面，所以他很留心从各方面来巩固他的统治。他登基的第二年就规定：从京城官员中选拔有才识的人去外地做都督、刺史；选外地都督、刺史中政绩卓著的调到朝廷来任职，使他们在才干上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后来就将这种调动形成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公元七一六年，唐玄宗在殿堂亲自复试吏部新委任的县令，将其中能力平庸的四十多人斥退回家。他任命姚崇和宋璟为宰相，这两个人精明强干，把国政处理得井然有序。人们将他俩与太宗时的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相提并论，说“前有房、杜，后有姚、宋。”并把玄宗在开元时期这二十多年，比喻为太宗“贞观之治”时期，称之为“开元之治”。

姚崇曾经在睿宗时担任兵部尚书，因为触怒了太平公主，被贬为同州刺史。唐玄宗知道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就把他召回朝中。

姚崇奉召来见玄宗，唐玄宗正在猎场打猎。玄宗问他：“你打过猎吗?”姚崇说：“臣年轻的时候，经常射鹿搏豕，以后才读书。如今虽然上了几岁年纪，骑马射箭也还能对付。”玄宗让他一起打猎。姚崇猎获不少，玄宗十分高兴，请他到行宫谈论天下形势。姚崇以古喻今，把国中大事讲得十分透彻。唐玄宗听得津津有味，连吃饭都忘记了。

唐玄宗对姚崇说：“我早知道你满腹经略，请您来当我的宰相吧!”姚崇辞谢不干，唐玄宗很纳闷，问他为何缘故。姚崇跪下奏道：“臣有十项条件，恐怕陛下未必接受，所以不敢受命，恐怕辜负君恩。”唐玄宗说：“你说说看，是哪十项条件?”姚崇说：“首先，以仁义为本，不能只用刑罚；第二，十年之内，不要主动在边境作战；第三，宦官不得干预朝政：第四，皇亲国戚不得担任机要职务；第五，无论什么人，犯了法全要受罚；第六，取消国家租税以外的一切苛捐杂税；第七，禁止营造佛寺；第八，对待臣子要有礼；第九，大臣对朝政可以提出批评建议；第十，严禁外戚（皇帝母亲或妻子的亲属）干预朝政。这十项条件，陛下能接受吗?”唐玄宗十分恳切地说：“这十项条件至关紧要，我都接受，你可以放心。”姚崇立刻叩头谢恩，表示同意接受任命。

姚崇做了宰相以后，没有辜负玄宗对他的信任，治理国家政绩突出。

有二回，姚崇为几个低级官员提升的事去请示玄宗。他连报三次，玄宗却抬头看着殿顶上的彩画，不理睬他，姚崇只得退出。玄宗的近侍太监高力士说：“陛下登基不久，宰相来议事，应该当面明确指示，不知为何冷落姚崇?”玄宗说：“朕任命姚崇任宰相，如果是国家大事，自应来奏闻和朕共议；像郎吏这类官吏的升迁，他决定就可以了，为什么又要麻烦朕呢!”高力士将这话转达给姚崇。姚崇为遇到这样一位贤君十分高兴。

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因为霸占百姓的财物，侵吞民田，被御史检举到朝中。王仙童自恃是王亲，想通过李业这层关系，请玄宗赦免其罪。玄宗令姚崇办理。姚崇对玄宗说：“王仙童触犯法律铁证如山，御史所奏的都是事实，不可以赦免。”唐玄宗同意姚崇的看法，依法惩治了王仙童，打击了那些目无法犯的豪强贵族，令他们不得不规规矩矩。(www.xing528.com)

自中宗以来，达官贵族纷纷修建佛寺；豪门富户借机利用出家当和尚的名义，逃赋避税。如此一来，百姓的负担就加重了，政府的收入也减少了。为了削弱中宗以来形成的地主寺院势力，姚崇提出裁减僧尼、不得新建和养活原有寺院的措施。唐玄宗非常赞同，下诏勒令三万多和尚尼姑还了俗，并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交往，停止营建寺院。

公元七一六年，山东发生蝗灾。蝗虫多得无可计数，飞起来掩天遮日，落下来遮满田野，把田里的庄稼吃得干干净净。地方上的官吏说：“蝗虫是神虫不可捕杀。”老百姓吓得束手无策，只得烧香祈求上天开恩。姚崇收到报告，下令各地官吏带领百姓灭蝗。他还提出灭蝗的具体方案，派御史去各处督促灭蝗。有个叫倪若水的地方官，抗拒御史的督促，不带领百姓灭蝗，反写了奏章给唐玄宗，说：“蝗虫是上天的惩罚，不是人力可以灭除的。皇上应该多办有德行的事，只有感动上天，上天才把蝗虫收回去。”姚崇见了倪若水的奏章很生气，便给倪若水回了封信。信上说：“若是多做有德行的事便能解除蝗灾，那么你管辖的地方蝗灾那么严重，能说你是个有德行的人吗?你眼见庄稼叫蝗虫吃掉，居然忍心不救，将来酿成饥荒，你如何处置?”倪若水收到信后，再也不敢抗拒命令，时间不长，他就带领百姓灭了十四万只蝗虫。

各地消灭蝗虫的数目报到京城里，有个叫卢怀慎的官员对姚崇说：“外边的人全议论纷纷，说蝗虫灭得太多了，恐要得罪上天，您还是想想后果吧!”姚崇回答说：“蝗灾闹得这样厉害，百姓四处逃荒，能坐视不管吗?倘若这样做会招致灾祸，我个人承担，不连累别人。”由于姚崇积极采取有效的灭蝗措施，这一年山东才没有发生大灾荒。

姚崇不怕得罪有权势的人，不逃避责任，深得唐玄宗的信任。有一天，姚崇问一位叫齐浣的官员说：“我当宰相，能够和古代什么人相比?”齐浣说：“您虽然还不及管仲、晏子那样的古代名相，但也应算得上救时宰相了。”

唐玄宗执政时期，与姚崇齐名的贤相，还有宋璟、张九龄等，他们对唐朝政治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唐朝自贞观初年至开元末年，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呈现了空前繁荣的盛世景象，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一个小县城也拥有近万户人家。全国的户口比建国初增加了四倍，无论国库或私人的粮仓里全装满了粮食。全国各地秩序井然，治安良好，道路上也没有强盗。唐朝在当时成了亚洲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

曾国藩所说的“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潘鼎新最早是投靠曾国藩的，曾国藩认为潘鼎新这个人才自己不适用，但是他没有埋没了他，把他推荐给了左宗棠，使他的才能得到了发挥。

有一天曾国藩处理完公务后，正想去写日记，忽见一个戈什哈呈上一个手本，下面写着“附生潘鼎新”五个小字。便问戈什哈道：“他有荐书没有?”

戈什哈答道：“沐恩曾经问过他。他不言，沐恩不敢多去盘问，恐违大人的军令，因此报了进来。”

曾国藩捻须微笑道：“对啰对啰。现在人才难得。既是有人指名见我，必有一点儿学问，万万不可埋没人家来意。”

曾国藩说到此处，把手一挥道：“请到花厅相见。”

及至走到花厅，一见那个潘鼎新的装束，几乎笑了出来。你道为何?

原来潘鼎新所穿的一件破旧府绸四方马褂，长得盖过膝盖。内穿一件老蓝竹布的长衫，却又极短。远远望去，兀像穿着袍套一般；再加上那顶瓜皮小帽，帽上一颗红线结子，已经成为黄色；一双布鞋，底厚二寸有余。一种村学究食古不化的模样，委实有些万难。

当下曾国藩先自暗忖道：“如此一位学究，怎好来此投军?但既远道前来找我，不能不以礼接待。”想到此处，他便去向着潘鼎新将手一伸道：“请升炕。”

那个潘鼎新，一见曾国藩请他升炕，忙把腰骨一挺，双手一垂，朗声答道：“老帅位极将相，潘某怎敢分庭抗礼。”

曾国藩笑上一笑道：“第一次相见是客，哪有不坐之理!”

潘鼎新听见如此说法，只好遵命坐下。

曾国藩照例送茶之后，方问来意。

潘鼎新道：“潘某在家时，虽曾看过几本兵书。因思现在既为这般乱世，人才迭出，断非潘某不学无术之辈，可以出而问世的。前几天及见敝省的那位李希庵中丞，轻敌出战竟至阵亡，方才知道目下的大员，不过尔尔。”

曾国藩听了大吃一惊道：“怎么，李希帅前一向还有公事前来调人，这是那天的事情?”

潘鼎新道：“没有几天。”

曾国藩又问道：“足下究从何路而来?”

潘鼎新道：“是从庐州来的。”

曾国藩道：“这么我此地，怎么还没官报?”

潘鼎新道：“现在道途梗塞，信息难通。潘某因是家乡熟地，所以能够到此。”

曾国藩听了点点头道：“足下可知此事的大略么?”

潘鼎新道：“略知一二。”

曾国藩摸着胡子，连声嗳嗳道：“你就说说看。”

潘鼎新道：“敝省省垣，已经陷在贼手，先后九年。因为安庆地方，虽是一个山城，可是面临大江，易守难攻。只要看从前的事情，一死就是几位抚台，此城难攻，可想而知。此次李中丞因见老帅已拜江督之命，他是安徽巡抚，须受老帅的管辖。”

曾国藩听到此地，插话说道：“这倒还是我的晚辈。他那亡师罗萝山，是我老友。”

潘鼎新道：“如此说来，更有关系了。他急于要去克复省城，自然理所应当。岂知援兵未到。就去出战，守那安庆的人，又是那个威名极大的四眼狗；再加那个伪忠王李秀成，还怕四眼狗一时疏忽，又派了他那堂弟李世贤率了几万悍贼，扎在城外，以作犄角之势。李中丞的部下又少，从前未出乱子是全仗那个刘秉璋幕中的徐春荣，所以还能打上几次胜仗。自从徐春荣奉调去到湖北之后，李中丞一个兵单将寡之身，就是不去攻那安庆，已经岌岌可危，难以自保。一去攻城，便至一败亡身。”

曾国藩皱着眉头说道：“舍弟贞干和曾大成两个，我已檄调前往助援安庆，何以如此耽误程途，至今未到。”

潘鼎新道：“现在四处是贼。再加左宗棠左大人新拜浙抚，拟从徽郡杀入衢州，于是更加行军梗阻，极其不便。怎么可以怪着令弟大人。”

曾国藩听了，仍然不以为然地答道：“行军最贵神速。总是我不能教，以致舍弟的经验学问，两有欠缺之故。”

潘鼎新接口道：“老帅的满门忠义，举世咸知，不必谦虚。但是现在安庆的抚台，朝廷尚未放人。令弟大人倘能从速赶到，倒是克复省垣的一个极好机会。”

曾国藩不解道：“方才足下不是还在盛称四眼狗、李世贤两个之能么?怎么此时又说容易起来了呢?”

潘鼎新笑了一笑道：“现闻李世贤因闻左大人攻浙甚急，又见已经杀死一个清国抚台，安庆地方暂时无虑。他已率兵窜入浙江，志在攻夺那个衢州去了。剩下一个四眼狗，自然多少有些战胜的骄气。所以我说此时，是个大大的机会。”

曾国藩一愕道：“足下据事立论，真是一位将才，令人佩服万分。现在左大人那儿正在少人相助，让我将你荐去如何?”

潘鼎新听说，方向身上摸出一封书信，呈给曾国藩看。曾国藩接到手中一看，见是那位程学君介绍来的，书中盛誉潘鼎新的本领胜他十倍。

曾国藩至此方才明白潘鼎新这人非但有才，且有节气。明明来此投效，不肯先把荐书交出，便是他有身价的地方。曾国藩当下收过那信，又问潘鼎新，愿到浙江去否?

潘鼎新道：“同为国家效力，在此在彼，都一样。”

曾国藩听了大喜，马上写了一封荐书，交给潘鼎新，命他克日动身。潘鼎新谢过曾国藩，起程之际，复又叮嘱去取安庆的机会，万万勿失。就这样在左大人的帐下，潘鼎新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