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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如今已超越写实与仿真的老观念,探索现实观念的变革

时间:2023-12-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小说所要“再现”的,不是社会或人生的现实。这种讲法,显示当代小说家对“现实”这个观念的探索,已经超越了写实与仿真的老窠臼。如上所述,我们旷观整个小说史,就会发现小说家写小说的方式、小说的形态、作者对小说的企图和意见,无不奠基在他对现实的意见上。所以,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乃是小说创作的美学基础之一。

小说如今已超越写实与仿真的老观念,探索现实观念的变革

一、小说与现实

历来讨论美时,有一重要的争论,即:美存在于何处。由于对美存在于何处、美由何而来的看法不同,乃有所谓主观论、客观论、自然美、人为美之类区分。在中国,“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自然不必有自然与人为的分别;但从希腊早期流行的模仿说来看,后来柏拉图理想国》卷十就曾把客观现实世界看做文艺的蓝本,认为文学是模仿现实世界的。亚里士多德对于现实世界是否为虚幻,看法虽异于柏拉图,然其主张模仿现实则更甚于柏拉图。他认为艺术不只模仿现实世界的现象,更要模仿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所以艺术比现实世界更真实[1]

从此以后,艺术与现实,一直是个重要的问题,19世纪左右兴起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更是站在反映人生、仿真现实的基本认知上发展起来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如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就认为艺术应面向现实,美存在于自然之中,只要找到它,就成为艺术了。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也说艺术的作用和目的,即是充当现实的替代物,再现它,而非修正它、粉饰它。罗丹更宣称:“我服从自然,从来不想命令自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如仆人般忠实于自然。”(《罗丹艺术论》)

风气如此,小说的创作亦不例外。它们直接处理当时的社会问题,说出社会的真相。从左拉到俄国的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使用越来越严谨的写实主义与社会意识的批评尺度,要求小说或诗,能提供经验性的真实、历史的使命、社会与国家的需求。进入20世纪以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后期英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不断重复并强调这个观点,要求文学说出社会真相,作为社会资料的记录。

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深受以上这一潮流的影响,以写实主义为主要发展脉络和信念。一般而言,许多人至今所拳拳服膺的“写实”观,基本上即是源于19世纪欧洲的写实小说风潮。其最重要的特征,是作家和读者皆深信以文学形成的作品,可以一成不变地“反映人生”,记录现实社会的一切。

但这个信念是值得商榷的。小说毕竟不同于现实,文学毕竟不能追蹑人生。传统写实小说家与读者,一厢情愿地把文学当成一种“透明”的抒写符号,以为透过文学可以“再现”事物的本来面目,殊不知语言陈述本身即已形成了种种障碍,不仅让我们难以触及“现实”,也为我们留下了各种误读、曲解的机会。因此,写实主义如果要持续下去,便不能不注意到文字表述功能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体会到所谓的“写实”本身只是一项文字的设计。小说所要“再现”的,不是社会或人生的现实。

1960年以降,英美文学界,对以上问题的反省,已使得传统的模仿论(mimesis)和写实主义(realism)的边际效果遭到彻底的质疑。“小说到底能不能将现实再现呢?”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www.xing528.com)

虚构主义(fictionalism)的兴起,大底即起于这样的情况。在新批评的实在论观点以后兴起的激进的虚构理论(radical fictionalism),认为自我意识与认知对象都没有客观的实在可言,所以一切想象的创造都是虚构。至于保守的虚构理论(conservative fictionalism),则承认现实本身是实在的,人的心智可以就真正的现实本身来演绎判断,但一切创作行为仍然是虚构的。

在近代美国小说家纳博可夫《灰火》(Pale Fire)一书中,作者以太阳代表创意,因为它的光是本身放射出来的,代表创作接近现实;以月亮反射太阳的光,称为黯淡的光,暗示创作无法一成不变地抄袭现实,但又不能不承认创作的素材来自现实。他说:“所谓现实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是无限的步骤、感知层面、虚幻感所连成的,因此,它是难解、无法获致的。”

这种讲法,显示当代小说家对“现实”这个观念的探索,已经超越了写实与仿真的老窠臼。他们越是刻意把可怕的现实描写得像梦一样,越能显出现实本身荒谬与恐怖的一面,加强其逼真迫切感;越是把叙事结构打散,整部小说支离破碎,找不出统一的叙事原则,越能彰明语言会自行瓦解、以语言所描述的现实也会变形的事实。而这些,也正是当代小说的特征之一[2]

回到历史上看,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之争,由来已久。浪漫主义者,描述内心生活远多于反映客观现实世界,重视主观情感与幻想的成分,比如马佐尼在1587年《为喜剧申辩》(On the defense the Comedy)中说:“幻想是制造文学故事的真力量,因为幻想力才能使我们捏造与编织虚构的故事。”但话虽如此,他又拋不开仿真论的阴影,因此他又说:“亚里士多德说‘一切诗都是模仿的艺术’……柏拉图于《诡辩家》(the Sophist)篇,谓模效有两种:一种称为真实模仿,专事模效既存的实际事物;另一种称为幻觉模仿,如艺术家随兴所至,别出心裁创造出来的画面。”这样的说法,就显示了,即使是浪漫主义者,也不能脱离对现实的思考。

如上所述,我们旷观整个小说史,就会发现小说家写小说的方式、小说的形态、作者对小说的企图和意见,无不奠基在他对现实的意见上。他创作小说,虽然不见得是意在抄袭、仿真或反映现实,其经验人生及小说世界的底据,仍然脱离不了现实;对现实美与人为美之间关系的认定,也必然影响了小说的形态和内容。所以,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乃是小说创作的美学基础之一。

但在此必须特别提醒读者的是,我们必须分清楚,小说毕竟不是现实,它只是构筑在小说家对“现实”的了解上的一种文学创造。小说自成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与现实到底是相互依存、从属、抑或对立,正是小说家应该选择的姿势,也是小说形态所以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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