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选拔的主要因素：使命、角色与选拔

一、办学体制对大学校长候选人的影响

可以说，影响大学校长选拔的因素非常多，有些影响是常态的，有些则是一些偶然的，有些是显著的，有些则是不显著的。对大学校长影响最显著的因素可能是办学体制了。我们知道，在大学校长选拔过程中，对校长候选人的选拔一般都会涉及十个方面的资质，它们分别是大学校长人选的学术地位、群众基础、管理经验、管理才干、政治信仰、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办学理念和经营能力等。在这些资质中，学术地位与管理能力可谓是两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资质，它们决定一个人是否具备大学校长候选人的基本资格，因此这两个方面资质也是在确定大学校长候选人时最基本条件。可以说，这两种资质缺一不可。其他资质相对而言都是辅助性的。各自的地位往往视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大学而意义不同。可以说越是高层次大学，越是对学术资历要求高，越是面向市场的大学则越是对经营能力要求高。经营能力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资质，并不等同于一般的管理能力，换言之，具有管理能力未必有经营能力，经营能力是一种独到的市场眼光、开拓市场、把握市场机遇的能力，它需要有风险意识、敏锐的判断力，而管理能力则是一种组织、协调和激励及监督的能力。在选拔大学校长过程中，体制内的区别相对小一些，而不同体制之间的区别比较明显，因此我们以公办大学与民办大学对候选人的资质要求的区别做一些分析。

在上述这十项资质中，几乎每种资质对于公办大学与民办高校都具有不同的意义。有些在选拔公办大学校长被视为非常重要的条件，而对于选拔民办大学校长而言是不重要的，有些虽然是同样重要的，但出发点不同。比如，在影响大学校长的核心资质中，学术造诣对公办大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而对民办大学而言则不是非常重要的；就经营能力而言，民办大学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而对公办大学而言则不是非常重要的。再如关于“年龄”条件，公办大学有严格的年龄限制，特别是退休年龄和任期限制，而民办高校没有退休年龄限制的，即不管岁数多大，只要是精力旺盛、胜任大学校长职位要求都可以出任大学校长。在性别方面，公办大学强调的性别比例平衡，而民办高校则不必考虑这一点，主张经营能力强就可以。在群众基础方面，同样是公办大学更重视一些，而民办大学更重视校长人选的个性品质，重视他的社会信任度，能够超出具体利益关系的制约。对管理经验和管理才干，公办大学和民办高校都同样强调，甚至民办大学更重视一点。对政治信仰方面，公办大学要求更严格一点。在社会身份方面，公办大学有许多限制，而民办高校没有一定的条条框框。从通过这些区别，可以看出民办高校的办学机制更活一些，在校长选拔中受到的制约因素较少一些。这些差别都是体制上的差别。

为了便于更好地认识不同办学体制对选拔大学校长的影响，我们列表4-2如下。

表4-2　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对校长资质要求的异同

*注：在比较一栏中，重要性分为非常重要、重要、比较重要、不太重要和不重要五个等级。同一个等级为比较一致，相差一个等级为差异，相差两个等级为显著差异，相差三个等级为差异非常显著。

根据表4-2可以看出，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在选拔校长时还有诸多的差异，我们认为这些差异主要是体制原因造成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在追求上是非常不同的。概括起来就是民办高校在选拔校长时更为灵活，而公办大学则框框较多。

二、大学校长的个性特征

不同办学体制对校长人选的资格要求不同主要与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小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也与大学的办学环境有直接关系。但就个人方面而言，个性强弱与他最终能否成功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没有个性就很难有闯劲，也很难有很高的才干。同样，没有个性也很难在学术上具有创见。如果没有学术上创见当然也无法上升到管理岗位上来，因为人们相信只有内行才能进行有效的科学管理。但与管理岗位相比，人们比较能够容忍学术上有个性的人，即便如此，个性太张扬的人在学术上成长往往是非常不顺的，为此他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能够顽强地抵抗外界的压力，具有百折不挠的奋斗毅力。如果他能够走上管理的岗位则要求他更需要具有坚韧的性格。

往往个性特征太突出的人很难上升到领导岗位上，因为个性太突出容易招惹别人的反感，特别是招惹领导的反感，因为他们的问题意识比别人强，容易给领导出难题，当然他们也就很难进入推荐人的行列。不受到领导重视的人在长期的压力下往往会形成叛逆精神，这种叛逆精神在行为表现上往往会出现感情用事，容易被人们视为不成熟、不世故，所以他们在群众的打分中也不会很高。从群众基础一项，他们也容易失分。由于这层原因，他们与管理经验无缘，也无法表现出他有无管理方面的才干。假如他们经常发表自己见解的话，他们的政治信念也让人发生怀疑。这些有性格的人往往把自己精力转移到学术方面，在学术方面做出突出造诣。所以在社会身份上他们更倾向于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由于他们在压力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所以他们对问题的观点经常带有主观色彩，甚至是偏激的，难以达到中衡的水平，所以他们的办学理念也不会被人们接受。特别是他们在选择表达方式上往往倾向于直接的、奔放的、痛快淋漓的，这种表达方式不是一种对话方式，对受众经常形成一种压迫感，所以他们的办学主张很难被人理解和接受。因此在中国，要能够进入领导岗位必须在做人修养上下一番工夫，知道如何做人，这样才能更好地做事。

因此在中国，要进入大学校长的岗位，必须是学有所成、办事老练、具有睿智的人情练达之士。只有这种不事张扬但又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能够反映大家心声，从而博得大家认同。没有这个基本工夫，很难做到服众的程度。中国人的性格中不喜欢张扬，把张扬者视为卖弄和炫耀，所以中国人把谦虚谨慎视为美德。把万事少开口视为明哲保身的金科玉律，并宣扬“缄默是金，开口是银”，很赞成古代皇帝的金口玉言。当然金口玉言是为了避免轻诺，为了实践一诺千金的诚信，但同时也认为“祸从口出”，认为言语是招惹是非的祸苗。与言语的重要性相比，人们更看重践行，认为事实胜于雄辩。古人孔子讲“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从中国的文化环境看，个性张扬的人是不太得到人们的理解的，而个性圆通的人则被视为智者，而要达到校长的领导岗位首先应该是一位智者。如果他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他的天分必须非常高，对事物发展有很强的预见力，他的能力和见识能够使人信服，这样他才能取得成功，否则他的成功只有寄托于运气了。(https://www.xing528.com)

似乎可以这样归结，大凡成功的人并不是非常喜欢表现的人，而是那些善于表现的人，这些人具有很高的学术天分，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具有很好的管理气质，容易取得群众信任，他的学术才华和管理才能得以充分施展，他的学术成就和管理业绩得到大家的公认，那么他走上领导岗位、作为大学领导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影响大学校长选拔的制度性因素

在刘昌明先生主持的一份针对“为什么大学校长难成教育家”的调查中，调查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该调查发现了人们对目前大学校长的认同度不高，普遍认为他们达不到教育家的标准。该调查进一步揭示了什么因素制约了当代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得出的结论是目前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使大学校长难以成为教育家。该调查提供了一些非常难得的实证调查数据，此对于研究大学校长制度问题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下面我们针对该调查研究的结论进行一些分析。

正如该调查报告所显示的，该调查的重点是研究影响大学校长难以成为教育家的主要因素及其成因。根据调查结果，人们认为影响大学校长难以成为教育家主要有三种因子，其中：认为集体领导占62.9％，体制制约占42.5％；任期制影响占8.2％。这个结论显示，大学内部领导体制——集体领导是制约大学管理效率的最为主要的因素，当然也是制约大学校长主动性创造性发挥的主要因素。正如调查所显示的：“部分干部认为，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对于保证决策正确减少失误起到积极作用，但降低了校长的责任感和决策的及时性，工作效率，难以突出校长的决策核心作用”。

第二位的制约因素就是集中的管理体制，也即大学外部管理体制问题：“教育主管部门管得太多太死，校长缺乏自主权，即使有自己思想主张也难以实施。”可以说无论是内部管理体制还是外部管理体制问题，两者都是宏观管理体制的具体表现，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安排的结果。可以说，对于大学的具体工作者而言，内部管理体制的影响更为直接，而外部管理体制虽然不直接，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更大，只是被调查者感受不深刻，所以它的排位排在第二位。因此我们有这个调查结果具有参考价值，但不能据此对各个影响因子进行定性；与集中的管理体制直接相关的还有选拔过程本身存在的问题。中国大学校长选拔喜欢把业务尖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似乎有一个想当然的理由：业务水平好，就能够带动整体的业务水平提高。也就是说，在考虑领导人选时，没有考虑到领导不是一个简单的示范作用，关键是一个规划、激励的作用，如此对领导概念的理解褊狭致使对领导人选的素质考虑上有点片面化，把部分当成了整体。这样的结果就是“选拔校长偏重于业务，而较少考虑其他背景……目前工科校长占绝大多数”。我们不否认工科校长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我们认为工科校长的劣势也非常明显，因为他们非常容易把自己的工程思维迁移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容易简单化、机械化，缺乏人文关怀。

第三位因素是任期制的负效应。任期制实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标志着要终结终身制的官僚体制，但任期制实施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不然的话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因为有任期制，许多担任校长的人就不能专心于校长的职务，因为他们把校长职务看成是暂时的，而没有把它作为长期的工作进行打算，从而对校长工作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投入，仍然把主导精力投入到原先的业务上了，换言之他们希望自己即使在校长岗位上也要保持自己原先业务的优势地位，有时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之便。有这样的设想之后就难免在学校内部政策上出现倾斜，就难以保证各个科系的公平发展，这样就容易引起院系之间的矛盾。在许多大学都出现了谁当校长，谁的科系就发展得快的现象。这个事实说明，许多校长并不专心于校长的职务，而是处处为自己留后路。所以就出现了“许多校长是双肩挑，一头沉，沉在了自己的业务上。大多数是保专家的头衔而没有当教育家的打算”。可以说，目前任期制的设计还不完善，没有充分考虑到大学校长的后顾之忧，把大学校长想当然地想象为超凡脱俗的人是不恰当的。

在什么是影响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的因素上，调查结果与大家所公认的标准是一致的，即能不能成为教育家关键还得看个人因素而不是社会环境。人们经常说，即使在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能够做得非常出色，有的人则做得非常平庸，这里面当然有个人努力不努力的问题，还有个人自我期望的问题，个人的天赋资质问题。如果把一切不成功都归结于环境因素造成的，那显然是一种逃避责任或推卸责任的借口。我们认为，在任何时候，要办成一件大事，都必须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任何松懈和麻痹都是要不得的。任何时候，办成一件大事也必然要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任何时候都不能等闲视之，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困难，这样才能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成功。反之，等待好的政策，依靠社会环境完全优化之后再去行动，那样不可能办成什么大事的。因此，有利的发展条件都是自己创造的，它们不可能是现成的，也不可能是等来的。所以成为教育家关键是靠个人努力，个人因素是首位的，调查结论显示了社会上在这方面持比较高的认同度。“影响校长成为教育家的主要因素是个人因素，占47.5％，社会环境影响占18.5％，其他因素都在10％以下”^〔15〕。这个调查告诉我们，在重视个人因素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环境的影响，因为社会环境对个人行为影响确实是非常巨大的，无视这些影响也是不客观的，也不是唯物主义者。

其他的研究者同样对现行的大学管理体制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大学中，较为通行的管理方式还是传统的以计划、集权为特征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与传统的选拔大学校长方式相结合，一则必然造成一些不合格的校长的存在，二则这些不合格的校长又使大学的一些问题积重难返”。“大学校长的平庸将导致大学的平庸，平庸的大学将使整个社会显得缺乏生机和希望。”^〔16〕这些批评虽然言辞激烈一点，但确实指出现行大学管理体制的弊端，是一种负责精神的表现。

当然，直接影响大学校长行为是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或者说如何选拔大学校长就决定了未来大学校长的表现。因为不同的选拔标准选拔出的校长是不一样的，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大学校长选拔还缺乏一个独立的标准，基本上是一种行政官员的选拔模式。“现在的大学校长的选拔方式，本质上还是属于行政领导干部的选拔方式，这种选拔方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一是具体组织和参与大学校长选拔的人，本身未必真正懂得大学校长的基本标准和特殊的素质要求，只能是按照行政领导干部的标准进行选拔，因而选拔出来的校长人选，可能适合于从事某些行政领导工作，而未必适合担任大学校长。二是我们传统的具有决定大学校长人选的权力部门，其追求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主要是政治意义的，这种建立在国家中心、社会中心和政治中心基础上的政治标准，其历史阶段上的“必然性”人们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应该是适度的，而不能是无限的。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政治性的需要往往扩大到无限的地步，甚至完全遮蔽了高等教育的其他规律，也淹没了作为大学校长基本的教育家素质要求，致使现实中的一些大学校长仅具有大学校长的级别和头衔，而没有大学校长应有的学识、胆略、胸怀、眼界和气质，也难以有早期的大学校长所创造的业绩和故事。^〔17〕尽管这种批评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实状况。可以说，目前在选拔大学校长过程中过去的政治扩大化的思维模式在很多方面都有表现。那么，在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下，关于大学校长的选拔标准自然带有一定的偏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以政治标准代替其他标准的现象，因而难以反映大学发展的本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