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义和团运动对现代极权主义的影响

　　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关于义和团运动似乎已经取得了广泛共识，他们把疯狂、愚昧、极端民族主义、暴力激进主义等判词基本恰当地放在了那些与政府互相利用反对洋人、特别是反对基督教的农民身上。然而，正是批判农民义和团运动的这些知识分子，20年之后，发起了一场目的大同小异的文化义和团运动，这就是“非基运动”。这场运动为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提供的全部思想渊源，它先使国民党1928年背叛了基督徒孙中山领导的民主理想，转为军事独裁政党，后为中国极权主义运动开辟了文化道路。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赢得了惩罚，其后在台湾，特别是在大陆，这些非基运动的主干或其继承人，当他们疯狂、愚昧、极端、暴力地赶走上帝之后，自身首先沦为恺撒任意践踏的文字奴隶。

　　一、“非基运动”是文化义和团运动

　　“非基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世界基督教运动联盟”大会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的召开第一届大会，由穆徳（John R-Mott）主持，有32个国家的146名代表参加。会前北大、清华学生于3月19日就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揭开“非基督教运动”序幕。该宣言宣称：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因此，“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宣言最后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枪”：“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3月21日，国共两党知名文人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77人联名《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通电抗议学联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并宣称：“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同期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发表了《力斥耶教三大谬》，影响巨大。而 4月4日，共产党人李大钊、邓中夏等12人在《晨报》发表《非宗教宣言》更加激烈声援学生。4月9日，在北大举行了反宗教大会，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宗教和教育分离。非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反教大同盟”。今天有人不无兴奋地总结说：“长达6年的非基运动，把全国青年学生和知识精英都动员起来了，他们在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下……全国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和团体，如共产党、国民党、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以及许多著名学者、社会名流、知识精英都参与了对基督教的批评。” 就象前面的名单所显示的那样，反对宗教的态度不是“无产阶级作家”特有的，它是整个时代的共同观点。“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青年接受西方反宗教作品，如笛卡尔、伏尔泰、孔德、达尔文的著作，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来自西方的学者则热衷于成为杜威和罗素的学生。留学英国的北大教授、科学家王星拱认为：宗教障碍科学发展，宗教有根本的缺陷。胡适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探索和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科学万能而非上帝万能。”事实当时是进化论领导一切，因此达尔文战胜了宗教，而胡适和陈独秀联合起来有战胜了达尔文。

　　“非基运动”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经开始了。1920年海外“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李大钊、李石增、王光祈等成立）在巴黎的几名重要成员：李璜、曾琦等人向北京执委会建议开除有宗教信仰的成员，但遭遇到田汉等人反对而未果。1921年他们信询巴黎一些知名教会，讨教中国是否需要宗教。历史学家葛兰言、小说家巴巴塞等人答复：说宗教对原始人也许需要，但对现代人已经全然不需要了，现代人需要的只是科学，是理智的追求，而不是盲目的迷信。1921年《少年中国》杂志出了3期“宗教问题号”专刊，“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宗教的第一次热潮。” 在这里“坚定的无神论者”恽代英的作用像李大钊一样不可忽视，这位作者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1915）、《怀疑论》（1915）、《论信仰》（1917年）、《我的宗教观》（1921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26）等“檄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断定：“今日已为宗教之末日矣”，“宗教已成为过去之物”。他特别激烈批判了教会在华教育：“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因此，“一切对于中国人的教育，都不容任听外国人自由办理。”

　　非基运动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归功于于进化论迷信，也得益于民族主义思潮对心灵的占有。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提供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正义——前者提供了科学合法性，后者提供了政治合法性。正因为如此，非基运动是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联合在一起的。1921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反对教会学校强迫学生做礼拜和读《圣经》，因此，非基运动“政府成为最早的推动人”。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中，蔡元培和胡适都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离”的目标。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重要领导人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最早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事件”使运动从知识界变成民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创办的《中国青年》和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民国日报》及副刊《觉悟》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文章支持学生。同年8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关闭所有外国在中国的学校，由中国政府控制全部国民教育。12月25日，广州学生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集会，听取了国民党元老校长邹鲁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凯的演讲，两人尖锐抨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和教会学校对中国的危害。同时在长沙、上海和四川等地出现反对教会学校的风潮。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和“圣约翰大学事件”，使“收回教育权运动”进一步扩大化和激进化。当时广州政府和北京政府都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北伐战争期间，运动继续高涨，几乎所有的南方教会大学都出现了罢课和抗议活动，相当部分教会学校暂时停办，大批外籍教员撤离中国。1927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为了稳定局势，强化了对教会学校的管理，如减少宗教类课程、教会学校要向中国政府备案、增加中国人在教会学校教职员中的比例等。

　　有人总结说：“收回教育权运动是中国人民和政府反对外国教会对中国教育主权侵夺的一场带有民族意识觉醒性质的正义运动，其发起人和领导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文化上的代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及广大工农群众也积极支持了这场运动。”这一总结从事实判断上大体是不错的。但我们也可以对这一事实做这样的阐述：当时而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支持这一运动，惟恐追之不及，向来文人相轻、党争惨烈的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终于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大团结。这是一个奇迹。不过这个奇迹表面上是通过向强大的帝国主义咆哮来完成的，而实际上是通过向软弱无力的在华教会扔石头来实现的。这一壮举事实上也是知识分子发扬了“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这一实用主义传统的结果。不过这一奇迹并不彻底，就在几乎所有的知识精英丧失独立性的非基大潮中，就在基督教知识分子也被迫发动“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以驯服于多数暴政的时候，北京大学周作人、钱玄同等五位教授发表了《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他们坚持信仰自由原则反对非基运动。这五位知识分子捍卫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誉，尽管他们的态度因恐惧是有调和倾向的。

　　陈独秀在“非基运动”中态度变化特别具有代表性，它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求真”和“求善”两大问题上的尴尬处境，也说明了在战争状态中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所能达到的高度。陈独秀1920年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它应该为这位学者赢得更多尊重——“凡是社会上有许多人相信的事体，必有他重大的理由，在社会上也必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基督教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老辈闭起眼睛瞎说。……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上败坏了。基督教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我们“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支配中国人心底的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来的伦理的道义。支配西洋人心底的最高文化，是希腊以来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与爱的情感。这两种文化的源泉相同的地方，都是超物质的精神冲动。……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替代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尽管陈把美育和宗教混同在一起表示重视，但他关于宗教的看法是难得可贵的。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更引人瞩目的是，他对包括庚子教难在内的非基运动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这些事件）“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底错处多，外国人底错处不过一两样。他们这一两样错处，差不多已经改去了……我们中国人回顾以前的历史，实在是惭愧。我盼望尊圣卫道的先生们总得平心研究，不要一味横蛮！”（《基督教与中国人》）。当然，陈独秀不是唯一对近代教案说公道的话的人，另有人在评价1870年天津教案是说：“那次教案之起因完全是由于我国之迷信过深，我国人始终未能明了教会中人对中国所作出的贡献，以致一般民众都会相信教会中人领去收养的孩子其实都是骗了去挖眼珠以供药用和宗教礼节之用的诬陷之词。这种胡说甚至远传至广州。这种谣言在天津越传越广，以致中国人民大为愤怒，顿时集成暴众焚毁和捣毁了许多所教堂、医院和孤儿院，并杀害了好几个女教士。”（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之历史》，1939年）事实上陈不仅为自己挽回了荣誉，也为民族挽回了荣誉。但遗憾的是，随着20年代非基运动愈演愈烈，他开始转变同情宗教的立场。1922年他”开始用唯物史观解释宗教起因”，但仍较为平和。他的疑惑是属于神正论方面的疑惑：“一切世界人类，都是上帝造的，那上帝为什么又要造许多有罪的人。既要使世界和平，却又养育了许多乱世的元素，这又何苦呢！”（《宗教问题》）那时他还主张宗教讨论学术化，反对用群众运动“扫荡”宗教，只是从政治立场出发主张收回“教育权”。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他最后开始接近李大钊等激进派的思想，并站到了“非基运动”的前沿。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精神悲剧。

　　在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联合反对基督教的同时，宗教界似乎更多地反对前者，要求尊重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家庭生活，同时反对民族主义，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却没有被胡适一派所注意的现象。早在1919年11月31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宣布民族主义是天主教教育信仰传播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当时传教士普遍认为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大敌。有传教士说《但以理书》中巨人的半铁半泥脚就是工农联盟，将来要被砸碎；《启示录》中的蝗虫和红马就是轰炸机和共产党，地上三分之一的人要被它杀戮。更重要的是，是教会最清醒地看到了政治取代宗教所造成的人类危机，并预言了乌托邦运动的灾难性前景。美国传教士龚斯德在《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一书中说：“要胜过共产主义，唯一的方法，乃是基督教的天国，先入为主。”“中国的前途，是建筑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呢，还是建筑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在中国，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竞争，其影响所及，约占人类的四分之一。……我们必须要天国主义去对抗共产主义，超过他们的主义。”也许正因为这一认识，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1946年7月任驻华大使。1948年全国协进会发表《致全国信徒书》，称“教会不愿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 基督教“承认每个人有绝对的价值，教会应当对剥夺人自由的政治行动提出抗议，对牺牲个人以维护阶级利益的任何残暴提出反抗。”，这里，教会几乎说出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全部经典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内战爆发之后，美国加紧了在华传教的努力，如1948——1949年美国增派大量传教士，“以使中国社会增加与共产主义不相合的精神因素”。中华圣经公会1949年动用了12架次飞机，将总重100吨的圣经运往即将解放的华中和西南地区。为了便于分散隐蔽，传教士提出教会的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教会进入家庭——这事实上是“家庭教会”产生的最早根据。

　　也许正因为如此，彻底实现“非基运动”目标是在1949年以后。1950年5月北京、天津部分新教人士拜访了周恩来，提出发起“三自革新运动”（后改为“三自爱国运动”）。随后吴耀宗负责起草《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文件（“三自宣言”），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该宣言及1500多人的签名名单。1951——1953年，中国公安部把外国传教士陆续递解出境。195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吴耀宗任主席，吴贻芳等为副主席。1950年四川广元天主教神甫王良佐等500余天主教徒发表《广元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各地“纷纷响应”。1957年中国天主教在北京召开第一代表会议，通过《坚决摆脱梵蒂冈的控制，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决议，“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皮漱石为主席，李维光等8人为副主席。1949年后，梵蒂冈不承认中国政府。公使黎培理在南京反对无神论，1951年9月4日，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将其驱逐出境。1952年梵蒂冈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1952年1月1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公函《开端，我们切愿声明》，称中国发生教难，要求中国信徒信从罗马。1954年10月7日，教宗庇护十二世《致中国天主教会通谕》，谴责中国政府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上海主教龚品梅发言“反对总路线”，他说“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1953年全国逮捕数十起天主教“间谍案”。1955年龚品梅在上海被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摧毁”，“许多教友都起来纷纷揭发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种种罪行（1951年控诉运动）”（《中国天主教简史》）。官方学者接着说：此后，中国教会“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上迈进”，但这位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在“三自运动”中，在“镇反”、“反右”和“文革”中，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年代的恢复中，那些“宗教爱国人士”和“不爱国宗教人士”是如何迈进监狱和劳改营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宗教历史一直空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基督教史上的一个巨大遗憾。

　　“非基运动”到这里取得了彻底胜利：政治取代了宗教。但与此同时，制度主义也葬送了自身——公正和自由同时丧失。换句话说，“非基运动”最大的政治后果是消灭宗教的同时也消灭了自由。但结果是政治激进主义归来，威权主义以最鄙俗的方式站在上帝的位置。因此也许这个时代要对其后的无神论专政负责：“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Act 3:14）中国人民自己争取到了专制，也许不该抱怨。

　　二、鲁讯和胡适，尼采与杜威

　　蘇文峰先生在《中國基督教會史》中谈到，非基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基督教存在以下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是消灭论，第二是取代论（尤以蔡元培“美育代宗教”为代表），第三是选取论（如陈独秀主张吸取基督教中爱的文化因素），第四的二元论（世纪上是在宗教上采取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到今天为止，这些观点仍然统治着中国知识人的心灵。不过我以为，总的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关于基督教的集体表象是非基督教的，这可以从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两位知识分子——鲁迅与胡适——所代表的思想上得到验证。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国学的遗老遗少，就不同程度地是鲁迅与胡适的传人。有趣的是，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强调鲁迅与胡适是反对专制、崇尚自由的文化巨人，甚至连国学最近也站出来扮演“自由引导人民”的文化旗手的角色。然而，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在非基督教这方面，以上三种思潮是共同一致的。如果基督信仰是民主之根和护理者，那么，与人们所信奉的正相反，鲁迅与胡适及其传人，不过是中国反自由思潮的文化奠基人。国学、鲁迅与胡适，他们从不同的方向上，培育了毛泽东主义及其对中国心灵的统治。

　　基督教的神是无所不在的全能的神，祂是至善而公义的，超越世界又在历史当中。这种历史观弃绝了把历史视为偶然性神秘作访的那种存在主义观点，也弃绝了把历史视为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它也超越了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汤因比的理论无法看见挑战应战的起源、其背后的制约因素及其限度。这种神导历史观当然不是主观主义的随意解说，而是建立在客观真理——即神通过圣经这一特殊启示清晰明白地展示给人类。这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通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耶稣，启示人类面对所谓挑战的时候，必须对自己的“应战”方式承担责任。顺应神的人或邦国将得荣耀，弃绝神的将被弃绝。基督信仰确立了人的自由和责任，并为人类指明了通向解放和永福的“反应”方式（这里我们不谈神秘的预定）。这种简单清楚的启示丝毫不差地印证在古代以色列的历史上，而我们用之来审视世界和中国的近现代史，你会发现神是信实的，祂从不说谎。

　　在世界范围内，十八、十九世纪是人类理性胜利的世纪，启蒙主义、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从不同方向上宣布上上帝死了，于是巴别塔事件在人类历史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新上演。启蒙主义把人视为神，这些世俗神祉在砸碎教会的同时将法国置于革命的恐怖之中，之后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专制统治。达尔文把生命问题转化为“一个临床问题”，人的价值仅仅是昆虫价值的某种放大。马克思、尼采和希特勒在启蒙之神和达尔文的无翅昆虫中发现一群优秀的品种或个体，他们可以通过杀人的方式建立此岸天国。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这个天国是内在的，人的价值在这内在“价值”的目标之下是无意义的，或者只是相对主义的。

　　希特勒和共产党人是18、19世纪“非基运动”在20世纪的具体实践者。希特勒是尼采的传人。尼采认为“巨人”应该是“一群掠夺的兽，为一征服和支配人的人种。”根据尼采和希特勒的说法，日耳曼民族是被基督教所腐化的，“这辉煌的统治种族之所以腐化的原因，第一是被天主教对女性美德的赞扬，第二是被清教徒和改革派的平民典范，第叁是因与劣等的民族通婚而造成的。”尼采悲哀的说：“如果耶稣从未来过，我们‘奴隶道德’的腐败就不曾进入人类当中了。”希特勒说∶就历史来说，基督教不过是一个犹太人的宗派。耶路撒冷被毁之后，按逻辑来说，基督教那种如奴役一般的伦理也必须被灭绝才是。为了德国人民和世人，我一定要知道何时该用一些自由人和像神之人的图画，去面对这个来自中亚奴隶式的伦理。它不仅只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问题，更是全人类的大事。我们在对抗的是人类所带给自己的最古老咒诅；更是在对抗人类被扭曲的最正确本能。啊！这位沙漠之神、这位发狂、愚拙、充满复仇的亚洲暴君，竟敢用他的权谋来制定律法。……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中了那毒，而那毒泻除了人类自由和奇妙的本能，并且将它们降低至像狗般的丑陋层次。”

　　希特勒给人类带来的结果是，大约一千六百万的人民丧失生命（六百万犹太人和九百万至一千万其它的人。其中大部份是基督徒）。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类似的悲剧同样发生了——在中国，有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人们都纷纷抱怨说，20世纪是人类遭遇战争和屠杀最残酷的世纪。这种惩罚也许可以在19世纪的“非基运动”中找到根源。美国一位著名的牧师说：现代人拒绝神才是20世纪凶残特质的主因。他转引一位哲人的话说：“十八世纪圣经被扼杀；十九世纪神被辱杀；廿世纪人被残杀。”二个世纪以前，在所谓的启蒙时代，人对圣经的信心开始瓦解。接着一世纪之后，人对神的信心也瓦解；到了廿世纪，这种错误的思想达到顶峰，终于导致恶果——人类遭致前所未有的大屠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那位美国牧师说：当你贬低上帝时，你就是贬低了人类的生命。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杀一只蟑螂和杀一个人或百万人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没有对神的敬畏就不可能有对生命的敬畏。人类是什么？“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创1：27）人是至高神的孩子；他的生命赋有上帝所命定的目的与任务；他注定要与造物者永远同居天堂。但非基运动的人则认为：人是复杂的动物，和猩猩有关，从最原始的流液，经过分子和氨基酸偶然串联，而从古老的深海中冒了出来，爬上树，然后再从上面下来，人是猩猩的表亲，和天竺鼠、老鼠也有远亲的关系。另外一种观点正相反，他们认为人就是神，其逻辑结果必然是某些人是神，而这些神拥有杀人的正当性。

　　我现在正在一个福音团契里侍奉，有一次我给这些慕道的朋友讲克拉玛伊大火烧死几百名儿童的悲剧。一位朋友很不理解，她反对我讲这些已经过去那么多年的旧事，而且显然有损“民族尊严”。我相信这位朋友以后会改变她的想法。一个对基督教真理缺乏全面了解的人不可能理解生命的价值并明白爱人如己的教训。在教会中，有一些“信徒”声称爱神，却不爱人，“民族主义”等偶像在他们那里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我在网络上每天记录中国非正常死亡案例，目的并不是要把中国的丑恶公布给世界，而是把基督教尊重生命的观念展示给国人。今天，中国几乎每天都发生一些矿难，无数家庭遭受灭顶之灾。整个国家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从官方的相关报道就看得出来），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一个世纪之前，一位法国的工程师问他的学生说：“什么是矿坑中最宝贵的东西？”在学生们列举了各式各样的矿物之后，他修正他们说：“矿坑中最宝贵的是矿工。”这一种对人类生命的观点，是只有当人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深打动之后，才可能具有的。今天，当普通中国人抱怨数不胜数的生命灾难的时候，是否想起20世纪初那两场灭神运动了呢？谁不在其中呢？我相信这种判断：在基督出生之前，这星球上的人命是极为不值钱的。在受基督教影响之前，人的生命是可以被牺牲的。即使是今天，在末被基督或基督教打动的世界各地，生命都仍是极不值钱的。在信仰基督的社会，杀婴和弃婴的事件基本消失了。是教会在这地球上和中国开始设立弃婴之家、孤儿院、托儿所。基督教响应耶稣的教训（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马太福音19章 14节）让孩子在人的心中重新获得重视。透过祂的教会，耶稣终于了结了杀婴之事。祂解放了奴隶、尊重囚犯、残障者和妇女。祂在这世界上建立了医院、学校，慈善机构、和秩序。在受到基督教影响之前，女人的生命也是相当没有价值的。这些人是谁呢？她们就是我们的母亲、姐妹和女儿。可悲的是，今日拥护女权的人并不将之归功于基督和基督教，或者她们对此完全无知。中国人和日本人是比较尊敬老年人的民族，不过也是在基督教传入后，才开始有为老人家盖养老院的观念。在“黑暗”的中世纪，整个社会都在帮助穷人。1855年，“纽约观察者”(the New York Observer)报导道：“无信仰者大声疾呼它的博爱主义，但是却是由宗教在执行这项工作。” 是的，在基督来临之前，人命是十分卑贱的！没有基督就没有良善可言。

　　因此我们在鲁迅和胡适身上看不到爱。他们拥有的是深刻的仇恨和逻辑力量。鲁迅是中国的尼采，他与毛泽东在精神上是血脉相连的，这一点毛没有夸大或者说谎。“巨人”观念是一种精神病，但它是为人的骄傲服务的。它需要给人仰视超过需要别人的解放。他甚至可以贩卖抒情和苦难来赢得骄傲，但当这一切不能成就的时候则转化为巨人的孤独和仇恨。我们今天在鲁学的传人中都能看见这种精神病症。这种巨人妄想症从老子和孔子时代就成为中国心灵最大的精神枷锁。胡适代表了中国精神另外一种极端，其本质同样是骄傲，或致命的道德自负。胡适所为的“不朽”只有在有神论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只能解释为“我想不朽，我想故我在”这种语言游戏。胡适对中国非基运动的“贡献”不低于鲁迅，而且近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值得稍加分析。

　　尼采之于鲁迅，无过于杜威之于胡适。从杜威那里，胡适给中国人介绍了一个不真实或者歪曲的美国，而这种美国观念，今天仍然统治着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如果这个世界仍然是美国中心的，如果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建立美国式民主，那么胡适对中国心灵的影响要远超过只是到过日本的鲁迅。杜威是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的第一位会长。他是签署第一份人文主义者宣言的人，他不信基督；事实上，他觉得基督教是美国公立教育制度中最需要解决的一大困难。杜威的影响是很大的，他通过胡适等人对中国的影响更大。这有历史上的原因。杜威发挥影响的时候，正是中国第一轮“改革开放”的时候，在他之前和之后，中国人没有机会了解更多的与杜威思想完全对立的美国精神。人们也只知道杜威对教育的贡献。但他们不知道，在杜威之前，美国在二百多年间的基督化教育之下，全国只有百分之四的文盲比率，而今日公立和渐增的世俗化教育下，文盲比例是百分之卅二。杜威的美国，更准确地说，胡适的美国，不是真实的。或者不是主要的美国。

　　另外一位影响中国非基运动领袖人物的是罗素。罗素是一位反基督教人士，也是当代杰出的哲学家。他写了《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一书被非基人士反复引证。但是，人们可能不知道，罗素曾说：当你接受进化论科学思想时，生命就是无意义的。那么到底他为什么不相信神呢？是因为科学和哲学证明神的不存在吗？不，乃是因为神的道德观念和他的罪相抵触的缘故。罗素结过数次婚，也离了数次婚。一位判决允准他妻子求去的法官说，他是一名无赖，没有一个通奸者会做出那种通奸的行为。他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拒绝悔改，而神的道德观念和他的罪抵触。

　　但人们必须明白，那种专制主义心灵，或者说儒家传统给人的“致命的道德自负”，无论在鲁迅身上，还是在胡适身上，或者在“国学”身上，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方，政治自由的逻辑起源是人的的普遍原罪，有趣的是，在中国，各方非基人士反而把自由的根基建立在人的完善或者尊严上，这对于胡适等欧美派知识分子来说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鲁学、胡学和国学最近的争吵，这场文化界的三国演义通过“郑家栋事件”而颇具影响。

　　首先我们看到，郑家栋出事了，文化人兴奋了。换句话说，一个文化人出事了，千百个文化人站出来，这种现象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儒者气象”除了通过自我陶醉来表象以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对“堕落性事件”的高谈阔论和见猎心喜来显示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和智力优越感——谦卑及宽容，或者意识自己不过也是一个罪人（甚至在法律上或所谓舆论上），这种基本的宗教看见是从来没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与人民群众一样兴奋乐于用石头把抹大拉的玛利亚砸扁，她还要利用这种痛击或参与群众暴政，同时使自己在别人的尸体上跳舞，或者借着别人下落上升——我与群众比起来是多么的高屋建瓴，特别是我与那个墙倒众人推的可怜虫比起来多么的圣洁无暇。

　　“郑家栋事件”首先当然是国学派的丑闻，但知识分子的反应尤其耐人寻味。徐友渔先生可以视为胡适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及时发表了《“郑家栋事件”与儒学无关》一文（原载世纪中国）。但这一评论属于“看上去很美”，想起来却可爱的那类。徐先生正确地告诉读者说，郑家栋事件本来不值得成为事件，因为个体性的事件或“私人问题”与学术批评无关。然而，对于这个不值得成为事件的事件，徐有渔先生还是把它写成了事件。这只能说明，徐有渔先生是高度重视“郑家栋事件”的“工具价值”的。在这种虚己的重视中，“私人郑家栋”与“私人徐友渔”被黑白分明地分割开了，“私人徐友渔”与“私人郑家栋”不仅在道德上高下立判，而且“公共知识分子徐友渔”还要告诉公共领域，对“郑家栋”这样道德堕落的私人（或者道德阶级敌人）进行关注，完全是不值得的。

　　相对来说，崔卫平的道德文章（《把儒学从儒学家手中解放出来》，原载《新京报》）可能属于鲁学范围内的文字（当然她自己肯定反对）。崔女士通篇文章重复了以哈维尔的名义鼓吹毛式“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习惯，那种道德上欲置人于死地、又踏上一只脚叫人永世不的翻身的气概，实在令人恐惧。当然，脚踏郑家栋是“不值得重视”的次问题，值得重视的主问题是，“我脚踏郑家栋”。换句话说，让评论家重视的永远不是郑家栋有多坏，而是崔卫平们有多好。

　　“崔卫平们有多好”是中国文人千古不变的理想，是儒家思想真正的利益追求。这种文人精神一方面需要通过文学抒情把自己想象为多好，因此它坚决反对基督教人人有罪，按本性人都该下地狱这种深刻的内省；另一方面，她有“道德堕落事件饥渴症”。也就是说，她需要甚至制造放大道德败坏事件，通过并只能通过把这些不道德事件对象化从而确证自身。儒家道德的荒谬之处在这个地方，为了证明自己是君子，就必须把别人论证为小人，或者说，它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特别需要小人的存在，而并非象她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它是为了培养君子的。儒家实在是制造他人道德丑闻的小人之学，而这种深刻的道德败坏又坚定地根植于资源的竞争，道德上的征战是为了捍卫食物利益和敌人意识的。

　　因此，“郑家栋事件”可以视为“郑家栋现象”，它确实显示了儒家文明在内的逻辑悲剧，只不过这种文化悲剧主要不是通过郑家栋们显示出来的，而主要是通过“徐友渔崔卫平”们表现出来的。这种现象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具有普遍性。文学派和自由派以道德文章毁人立身，这表明“三国”实为一族。是为非基一族。

　　如果中国的心灵仍然为非基主义的鲁迅精神和胡适思想占据的话，中国遭遇各种苦难、纷争和互相践踏，无法摆脱专制是不奇怪的。如果说西方正在为19世纪的非基运动在20世纪接受惩罚，那么中国正在为20世纪的非基运动在20世纪和21世纪接受惩罚。中国革命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与法国革命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何其相似。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天理直气壮的无神论呼喊，与十九世纪那些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喧嚣何其相似。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神在历史中，不仅表现在中国非基运动大潮兴起的现代，也主管着中国古代的历史。人们应该记得，康熙开始的百年禁教，这一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进一步拉大差距的一百年，中国在禁止福音的同时也禁止了科学和民主，整个国家处于全面危机之中。中国的历史就是不信者被惩罚的历史。最近网络上有一并篇被广泛转载的文章，《中国历史上的15次人口灭杀》，作者不清楚是何人。有意思的是，他在开篇处“复制”了《灾变论》中的一段话：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每一个心灵在皮鞭和饥饿的恐惧中颤抖——于是，每一个救世主先后揭干而起了。中国的专制主义诞生于中国的灾乱之中。仅以战争为例,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谈到，秦“统一大业”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秦皇既殁，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後，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之后，作者谈到中国十五次大规模杀人：（1）秦末十年战争，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2）汉武帝伐匈奴，50%的人死亡。 （3）西汉末年混战，人口死亡65%。（4）黄巾起义和三国鏖战，98.3%的人口死亡。（5）西晋八王之乱（数字不详）。（6）南北朝混战，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隋朝，人口由公元606年4602万人，减到639年1235万，损失率73%。 （8）安史之乱，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损失率68%。 （9）唐末宋初，唐武宗（841-846年）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10）金、元灭两宋 ，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11）元末混战 （未详）。（12）明末混战 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满清入关，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14）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中国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15）抗日战争与中国内战， 日本人屠杀3000多万中国人。1946-1949年国共内战，国军死亡341万，共军死亡150万，三年共有491万人战死。需要补充的是，最后这一统计不包括平民死亡，包括这一数据，中国至少有1100万人丧生。另外，人们普遍相信，中共建政以来，“非正常关系死亡人口”为8000万。

　　我们怎样理解这一灾变历史的血腥记录呢？以色列的伟大先知以賽亞曾预言说：

　　天哪、要聽、地阿、側耳而聽。因為耶和華說、我養育兒女、將他們養大、他們竟 悖逆我。（賽1：2）

　　犯罪的國民、擔著罪孽的百姓 、行惡的種類、敗壞的兒女。他們離棄耶和華、藐視以色列的聖者、與他生疏、往後退步。你們為甚麼屢次悖逆、還要受責打 麼。你們已經滿頭疼痛、全心發昏。從腳掌到頭頂、沒有一處完全的。盡是傷口、 青腫、與新打的傷痕。都沒有收口、沒有纏裹、也沒有用膏滋潤。你們的地土已經荒涼。你們的城邑被火焚燬。你們的田地、在你們眼前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傾覆、就成為荒涼。 （賽1：4-7）

　　你們這所多瑪的官長阿、要聽耶和華的話。你們這蛾摩拉的百姓阿、要側耳聽我們神的訓誨。若不聽從、反倒悖逆、必被刀劍吞滅。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賽1：10 、20 ）

　　你可以否认，说，耶和華只是以色列的神。 但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 （賽2：4）

　　三、没有信仰就没有自由——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

　　更新胡适的美国观念应该是中国当下“启蒙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这点不仅对无神论知识分子是重要的，对一些信徒同样重要，因为双方以不同的立场在曲解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两者同时在片面理解耶稣关于“上帝和凯撒”的二元论。基督教是高度关注社会生活的，“上帝和凯撒”的二元论首先是耶稣本人教导的，正如“我的国不在这世界上”，这一真理是由“我”这个绝对主体向世人宣告的那样。其次它统一于上帝是上帝、而上帝无所不在这一基本信仰之上。

　　关于基督教与政治自由之间的联系，人们可能过于关注经验领域，即政教分离的欧洲历史给政治提供了多元框架。事实上这是极为次要的方面。信仰对自由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心灵方面。第一，原罪观念使宪政安排成为必要。第二、顺服神不顺服人的观念，一方面高扬个体自由，另一方面使人敬畏秩序。没有信仰，社会没有能力在自由和秩序之间获得均衡，能够制定善法并敬守之。美国宪法签署人之一，麦亨利(James McHeny)说：圣经“可以独立保障社会秩序和和平，并给予我们公正的法院、政府的宪法一份纯洁、安定和有所助益的安全感。没有圣经，我们只会徒劳无功地在宪法之外制订越来越多的法律规章。”第三、上帝就是爱，它使理性自由主义获得了生命根基。没有爱，个人理性或利益选择更可能支持专制主义。这一点正是中国自由派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一方面，他们苦口婆心地在理论上批评中国的专制权力按理性是不合法的，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政客们在实践中，正在一丝不苟地按经济人理性维护着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没有信仰就没有自由，这个命题是我犹豫多年今天可以公开宣布的。人们以台湾和韩国（甚至日本）的例子来反驳我。但那里的自由正是基督教自由影响的结果（两个地方的信徒比例都很高），而其民主缺陷，也正是因为基督化的程度还不高。至少对于美国式民主来说，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如果没有耶稣，永远不会有这样一个美国。华伦（Earl Warren），1954年时的加州州长，后来还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说：我认为一个人若不明白圣经和救主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守护神，他就无法明白我们国家的历史。不论是维吉尼亚的宪章或新英格兰的宪章，都在说明同样的目标，无疑地，这是一块蒙受基督教达见所赐福的土地。

　　这个国家真正的立基者是耶稣基督和祂的教训。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说：“加尔文是美国真正的立基者。”法国历史学家论到加尔文派的教徒时说道：“这些人是英国真正的英雄。……他们建立了苏格兰；他们建立了美国。”另一位法国学者和历史学家杜奇尼(D'Augibne)说：“加尔文是最伟大的共和国家的立基者。”他把美国列为是共和国家之一。十九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称加尔文就是“美国之父”，并补述道：“不尊敬这份回忆和尊重加尔文之影响的人，就是不知道美国自由之来源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加尔文不仅影响了长老会的信徒，还有所有的天路客，如英国国教或圣公会、公理教会、浸信会、清教徒、改革的荷兰、德国、瑞士和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教徒。而这些信徒，是美国大陆的第一批居民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者。

　　美国共和制首先直接得益于长老制教会。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军队里超过半数以上的士兵和军官都是长老教会的。长老教会反对独裁与所有形式的君主制度。就如詹姆斯一世说过：“长老会反对君主制度，就如神对魔鬼的态度一样。”长老教会扩展到的每一个角落，便随即产生一个共和国。世上存在的每一个共和政府，都是受到长老教会和加尔文主义影响所产生的。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形成美国精神的那些法律文件，其次，我们重新认识一下那些作为美国理想的代言人的一些伟大人物。我相信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两百多年来，我们认识的美国是一个被精心策划过的“去基督化”的美国。

　　一个美国人这样记述美国的自由历史：

　　哥伦布视他的航行是为了成就以赛亚预言到有关异教徒将转向真神的事情。他在远征大约十年后写道：“是神把航行到印度群岛的心意放在我心里的（我能感受到祂的手在我的身上）。所有听到我计划的人都嗤之以鼻地嘲笑我。但无疑地，这是圣灵的启示，因为祂用圣经的话语奇妙地安慰了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渴望在驶往印度群岛的航行上，施行一个非常明显的神迹。”如果没有耶稣，美国人极有可能永远不会来到这块大陆。

　　当第一批人在登陆普利茅斯之前，曾一同坐在舰长室所写下的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这份著名的文件同时被称为是“美国的出生证明”。他们断言是为了“荣耀神和拓展基督教的信仰”而前来的，是出于对这份信念的了解才出发的。这就是「开国祖宗」(Pilgrims，又译「天路客」)远走他乡的原因。

　　在1636年他们又用此作为根基订立了一套完整而详尽的宪法。以此形成1776年时一百个根据圣经所立的约、协议和宪法，为这个拥有独特自由和基督化的美国奠定了根基。

　　1730 年至 40年间，一个重大的复兴横扫了许多的殖民地，这场大觉醒帮忙把这些不同的殖民地连系在一起，并使他们合而为一。

　　美国独立宣言的书面宣言是“没有王，只有耶稣是王！”(No Kings but King Jesus!)。当时五十五个聚集在费城制宪大会撰写美国宪法的人士中，其中有五十名，或是五十二名无疑是基督徒。在那个时候，百分之九十八的美国人是新教徒；百分之一点八是天主教教徒；百分之零点二是犹太教教徒。(www.xing528.com)

　　历史学家威尔斯（H. G. Wells）宣称美国的宪法“无疑是基督化的”，因为绝大部份立宪者是基督徒，他们的政治哲学来自圣经和其它的基督教来源。宪法是基于依据法律，而不是人的政府；是基于公民和代表公民的公共官员们必须受到一个基本的，并合乎神的律法之管理概念。宪法是基于法律之下人人平等而制定的。圣经说：“神不偏待人。”（徒10章 34节）所有的人都“被造物主赐予某些不能夺取的权利”。这些权利最早在那里表明的呢？就在十诫里。宪法被赋予保护个人自由的义务。身为基督徒，立宪者相信：“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得以自由。”（林后3章 17 节）。宪法是基于开国者了解人是有罪的而制定。因此，他们分散权力，行政和立法分开，立法和司法分开，以致没有一个团体在另一个之上。麦迪逊在联邦党章五十一条中写道：“什么才是最能反映人本质的政府呢？如果人们是天使，就不需要有政府了。如果天使来管理人，那么从内或从外来控制政府亦都无所需要，在形成人来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存于：你必须先使政府控制管理者；其次再强迫它控制它自己。”基督教里有关人的罪性的教训是导致美国宪法权利分立的主因。

　　《美国的神和国家》(America's God and Country)的编辑费德拉(William Federer)对撰写宪法的人作了一番统计：“属于圣公会的人有廿九名，属于加尔文派约有十六到十八名，两名是循道会，两名是路德派，两名罗马天主教徒，一名游走在贵格会和圣公会之间，一名是公开的自然神论派——这位是富兰克林博士，他参加各式各样的基督徒崇拜，当众公开祷告，并对所有的教派做出许多贡献。”

　　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就宗教方面规定：“国会不应制订任何有关设立或禁止某个宗教的法律。”该修正案存在很多误解。一方面，教会和国家的功能是分开的，但这不意谓着要把神或基督教和国家分开。另一方面，第一修正案真正的目的不是用来鼓励推翻基督教，更不是为了促进回教或犹太教或不信者的兴盛；而是要排除（当时）基督教教派之间的对抗，并防止任何教会国家化所引发的成就，以免造成教会国家化所带出的排他阶级制度的产生。十九世纪最高法院法官斯托里指出“第一修正案”能够解决几世纪迫害基督徒的问题，“它(第一修正案)因此除去了宗教迫害的手段，以及从使徒时代至今都被践踏的宗教意识权利。”

　　事实上被自由主义视为人类第一部人权法案的英国《自由大宪章》，首先是一份基督教文献。1215 年总主教兰顿（Stephen Langton）使用以圣经为基础的英国法律，拟成了英国大宪章——也就是美国宪法的始祖，它维护了神所赋予英国百姓以及基督教会的权利，在今日它则被记念为是一本对促进法律保护下之自由有极大贡献的著作。从摩西到查士丁尼(Justinian)，从阿尔弗烈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到布莱克史东(William Blackstone)和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et Pacis)。在法律的历史中，圣经思想一直是所有法律的基础。

　　路兹和韩门（Donald S. Lutz & Charles S. Hyneman）两位教授回顾了1760和1805年之间大约一万五千件政治文献，他们发现，最常被开国元祖们引用的是圣经，占所有引文的百分之卅四。最常被引证的思想家不是自然神教信仰者和哲学家，而是保守的法律和政治思想家，他们全都是基督徒。

　　自由的历史向人们证实的正相反，并不是所谓政教分离或无神论能保障自由，而是只有在正确地把信仰放在政治之上，才能拥有自由。对美国人来说，“抵挡专制就是顺服神”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的一些著名人物是怎样说的——他们与杜威不同，但显然，他们更有理由成为美国理想的解释者。

　　美国革命之父亚当斯(Samuel Adams)是一位基督徒。他写道：“乃是借着阅读和仔细查考伟大的律法颁布者，和基督教会的头所颁布的理论而有的，而这些都清楚地记载并公布在新约里，人们可以从当中了解到这些权利。”当 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时，亚当斯宣告道：“我们把这一天交还给掌权者，所有的人都应该顺服祂。祂掌管天地，从日出到日落，愿祂的国度降临。” “独立宣言第一次以救赎主在世上的使命为基础，组织了社会的协议，也是将人类政府的房角石立基于基督教的训言上。”

　　派崔克-亨利（Patrick Henry）宣告说：“不自由，毋宁死！” 作为一位基督徒，亨利说：“我们不可能不强调这个伟大国家的建基，乃是根源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因着福音而兴盛的！为了这个原因，其它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亦能在这里享受被保护和敬拜的自由。”

　　约翰威瑟斯庞牧师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曾任纽泽西大学(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对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编按：美国第四届总统，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有很大影响。麦迪逊在立宪运动中说：“我们没有把美国文明的未来下注在政府的权利上，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根据神的十诫管理我们自己的能力上。”

　　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是一位被“遗忘”的基督徒。华盛顿是一位在圣公会地位很高的教区代表，他以他属神的情操和他热切的祷告生活出名。华盛顿在1778年 8 月 20 日写信给纳尔逊（Thomas Nelson）时说道：“全能者的手对这一切的带领是这么地显著，如果人们不够感恩到知道自己的责任的话，他一定比缺乏信心的异教徒更糟、更邪恶。”当华盛顿离职时，他在告别辞中说：所有导致政治兴盛的性质和习惯之因素，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其中支柱。如果某人企图推翻这些，而认为人类仍能获得伟大和快乐的支柱，那么这人自称爱国是徒然的……。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耽迷于某种以为离了宗教和道德还能维持的假设里面。”

　　约翰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亚当斯之子，美国第六届总统）说：“美国革命的最高荣誉，是它连结了一项永远不变的原则，亦即公民政府连结基督教的原则。”这与所谓的「政教分离」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远。

　　林肯总统是美国精神另一位代表人物。他说：“邦国和人的责任是要依靠神掌管的大能……，并认识圣经所宣告与历史所证明的崇高真理，那就是认识耶和华是神的，那邦国是有福的。”林肯对圣经作了一项令人难忘的告白： “关于这本伟大的书，无庸我再置喙了！它是神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救主给予这个世界所有的美事尽在于斯，没有它，人类将浑然不知是非对错。” “我们认为，在这位被触犯的全能者面前谦卑我们自己。坦承我们国家有罪，以及祈求仁慈和赦免是恰当的。”他所下达的最后一个法案是，硬币上必须刻着“我们相信神”(In God We Trust)的字样。被暗杀那一夜，他和他的妻子玛丽前往福特戏院(Ford's Theater)。他向前靠近，对玛丽说出了他在世间最后的留言：“你知道我现在想做什么吗？我想带你到中东去旅行。」”“我们要去祂诞生的伯利恒。”当凶手布斯静静地走进总统包厢时，林肯继续说：“我们要拜访伯大尼，随着那条圣洁脚踪所行过的路途走。”布斯举起枪，朝着林肯的头部——林肯的话在继续：“然后我们上耶路……”

　　在美国始终有一群基督徒反对蓄奴 。威伯福士(William Wilberiorcc)终生反对奴隶制度，并坚决反对大英帝国贩卖奴隶，其主要动机根源来自圣经。1835 年废奴社团的成员里，有三分之二的会员是牧师。《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的作者斯托小姐(Harriet Beecher Stowe)是一位牧师之女，斯托在整个故事结尾时说：“不管是南方或是北方，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有罪；教会对于响应这个问题，已是责无旁贷！”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是另外一位著名的基督徒。

　　富兰克林在起草美国宪法的时候，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 “阁下，我已年迈，但当我活得越久，我越相信一项真理——神掌管人类的事务。如同麻雀一般，若没有祂的许可是绝对不会落地的，一个国家的兴起能够缺少祂的帮助吗？阁下，我们坚信圣经所言：‘非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便枉然劳力。’”

　　爱因斯坦说，相对论应该是用在物理世界中，而非伦理情境里。人不能活在道德或文化相对论中。在二次大战后的纽伦堡大审中，纳粹领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们并没有作错任何事情，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文化、道德和法律行事，他们说犹太人该杀。而你们是谁，胆敢从另一个文化、社会的角度把你们的道德强加在我们身上？”爱因斯坦说：“科学只能确定怎样，而不能确定该怎样。其范畴之外，各种价值的判断仍是必需的。最美丽的东西是神秘的。它是艺术与科学的根源。我们对生命只有两种看法：全非神迹，或都是神迹。我相信后者。”

　　 ……

　　四、不知道感恩和内省的评论

　　最后我们可以谈谈谈所谓政教分离的问题，并简单分析一下基督教历史上的罪恶。

　　有些无神论知识分子坚持他们的二元论，他们认为宗教无权越界讨论政治。我不知道他们这样说是根据康德的壁垒还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如果是后者，他们误读了美国宪法。如果是前者，他们不了解康德是怎样在休谟的绝境中为宗教划出地盘，并勉为其难地阐述他的实践理性的。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不理性”的，它的绝对命令不过是自然神论中的的上帝的哲学化装而已。没有上帝的命令，康德的实践理性一步也走不动。这种二元论的逻辑也不能面对这样的质问：你不要批评北京的专制，因为他们也不信仰你所信仰的自由。没有绝对标准就不存在任何对话的可能性。所以说，相对主义是一种精神自杀。他们宣称，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但同时又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这一判断是绝对的。

　　坚决要民主和科学却拒绝上帝的观念，是一种不知道感恩的观念。一方面，他们不清楚美国式民主或科学是基督教之根上结出的果实，另一方面，他们在拒绝上帝的同时也必然将拒绝民主和科学。中国20世纪没有证明别的，不过是一个只想享受福利却不想倾听福音的民族再次跌到的记录而已。他们在自由中，在妇女解放中，在儿童中心主义中，大学教育中，却不纪念这一切是怎样来的。他们妄想，这一切现在没有基督也行。事实否定了这种傲慢。

　　反对宗教和政治的相关性，更主要是一些信徒的观点。著名的甘－雅各 (D.James Kennedy）牧师的就此批评说：有人认为，圣经和基督教只谈属灵的事务。吉斯特梅克(Simon Kistemaker)曾指出，教会体制里只能讨论某些议题，然而圣经所谈论的范围却是无限，其中政治正是范围之内的课题之一。 加尔文强调，三位一体的真神超越普天之下万事万物以及所有人间王国——不仅是教会，也涵盖生命中每一个层面。政治更是不能自外于基督了，因为神是一切政治力量的来源。圣经上说，所有的权能来自神。人所行使的权力是神所委托于人的。了解这一点是相当要紧的，因为历史明白地告诉我们，任何独揽大权，管理国家、人民的人本主义国家，或是非基督教国家，最终的结局便是极权主义。从神是政治权力来源的角度，神限定了国家的权威和权力。限制意味着一旦执政掌权者逾越他们的权限时，基督徒自有义务予以抵抗。如果国家命令基督徒从事和神话语教导相反的事情时，基督徒所要顺从的是神，不是人(徒五 29)。“我相信教会和国家之间必须有所区隔，如同加尔文所教导的那样。但是，教会和国家的区隔并不意味着，神和国家分开……圣经清楚地指出，‘忘记神的国家，都必归到阴间(诗九 17)’。美国建国者无意建立一个与神分离的国家。独立宣言承认神赋予人类不可剥夺的人权。”主张信徒远离政治的人，实际上是真正的私意解经，而且狂妄地给神的无所不在划定了一个界限，那个界限是他们给法老留下的自治领地。

　　关于基督教历史上的罪恶，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前不久刘晓波先生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基督教历史上的迫害异端》。坦率地说，除了一些神学概念上的错误（如“基督教对人文主义的贡献”等词语），他所罗列的一些案例并非不是事实。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评论与刘晓波先生一贯的立场有一种矛盾。刘的政论文章很多具有论战性，论战的主要对象是“爱国贼”，论战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美国也有缺点”这种犬儒论调。晓波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常说：“美国当然有缺点，但这用不着你说，美国的媒体天天在说！相对来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更值得中国学习和尊敬！”“不能利用美国也有缺点拒绝美国式民主”。“中国尤其没有资格指责美国，美国有缺点，而中国的缺点则是罪恶了。”（大意）然而，我们发现，晓波在美国式民主和美国式宗教信仰的问题上“采取了两个标准”。

　　我们首先必须说明，关于基督教历史的罪恶，教会自己做了最充分的反省。刘晓波所引用的材料，相当部分是教会作家公布的。当然，另一方面，中共的历史学家关于教会的罪恶，材料更是“充分”。其次，所有指责教会历史上罪恶的人，他们所秉承的正义观念，无一不是基督教提供的理念。换言之，他们不过是在用基督教贡献给人类的观念在批评教会。最后，关于基督教历史的罪恶，这些批评完全缺乏历史感，他把当代的人权观念用来指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而在同样的历史时期，没有一个团体有教会那样进步，那样文明，那样为人类作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当我们阅读下文教会的罪恶的时候，请想想同一时间，当时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国家和人民在干什么。我们不能对人提出超越时空的天使般的要求）。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套用上面的话，无神论知识分子根本没有资格指责教会历史上的缺点。你当然可以批评特蕾莎修女的缺点，而且她肯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觉得这种指责（尽管同时也赞美了特蕾莎的优点），让人感到是非常不公平和诚实的。

　　但是，基督徒将欢迎这种批评。这种批评是一种祝福。他们非常清楚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不同，这点世俗论者不明白。信徒犯罪不等于他所信的是错的，正如犹大不能代表后来的十二使徒一样。基督教的信仰是基督，不是基督徒。教会的一些罪恰恰反证了基督教关于“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并因着信”这些真理。没有人是无罪的，没有神人完全没有指望。英国史学家保罗强森(Paul Johnson)说：“在这样的历史中，每一页都可见到基督教领袖的愚行和邪恶，但是在我阅读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我渐渐地了解到，人们不是因为他们信了基督教才去做恶事，而是应该说，尽管他们有基督教信仰，可是仍旧在犯罪。基督教不是犯罪的源头，反倒是约束人们犯罪的最高力量（且往往是唯一的力量）。‘有’基督教的约束，人类的记录就已经是那么可怕了；更何况若‘没有’基督教的约束力，那么过去2000年的历史一定是更加恐怖了！” “过去2000年的历史一定是更加恐怖了！”这一更加恐怖的历史，我们已经领教过了。

　　甘－雅各说：“我们反倒是一再地被提醒（到了近乎令人受不了的地步）有关教会的一些丑行——如十字军东征、异教裁判所(Inquisition)、滥杀巫师等等——仿佛这些恶行就是整个基督教的历史。我认为说这话的这人实在很无知，有太多人根本搞不清楚历史真象。其实是传福音的基督徒受到了异教裁判所的迫害，而不是他们去迫害别人。”这位牧教简单疏理了世俗论者所不厌其烦地批判基督教的几个著名的“事实”：

　　1、十字军。十字军的形成是为了对抗回教。七世纪时，穆罕默德的信仰被用刀剑大力地广传，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迫改信宗教，或者被杀。属基督教国度的拜占庭王亚历克赛(Alexius)试图驱逐突厥人，却末能成功，于是向教皇请求协助。1095年法国的乌尔班二世(UrbanⅡ)发表了历史上最动人的演说之一，成千上万的战士、武士便动员起来组成了大军，前往驱逐圣城的异教徒。“十字架士兵”到达耶路撒冷后，就大开杀诫屠杀了当地居民，当时的战争都是如此野蛮。五十年后，第二次的十字军东征。这次的征召的成员除了少数例外，绝大多数是极其邪恶、不敬虔的人，还有亵渎神的人、杀人犯、作伪证者等，他们根本不是基督徒。后来的十字军东征更糟糕。好战的回教徒有可兰经的支持与认可——可以用武力传教(可兰经第九章29节)，但是基督徒用作战传教则与基督信仰不符。

　　2、异教裁判所。异教裁判所成立于 1233年，其作用就是达到法庭的效用；目的是为判决被控为异端的基督徒是否真的有罪。亨利李博士(Dr. Henry Charles Lea)在 1888年写了一套三册的书，书名是《中古世纪异教裁判史》(A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the Middle Ages)。他说，要认识异教裁判所就得先知道当时教会的腐败情形；圣职买卖盛行，主教、神父，有时甚至连教皇的职位都是买卖得来的。简而言之，在那时候，教会的各个阶级有许多“不神圣”的人。巴瑞特(David Barrett)博士说在西班牙异教裁判所就烧死了一万二千人。拉克尔(Herbert Lockyer)估算在各国异教裁判所被判死刑的总人数有三万人。异教裁判所的作为绝对是错误的，找不到任何为它辩护的理由，至今仍无人为这段基督教史上最残酷黑暗的一页撰文作为辩解。但是，异教裁判所的成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它所迫害的绝大部分是真正的基督徒。西班牙异教裁判所尤其值得一提，在十五世纪末，腓德南国王(King Ferdinand)和伊莎贝拉皇后(Queen Isabella)正忙着把四分五裂的土地(当今的西班牙)统合起来，西班牙异教裁判所之建立，目的之一“是为了推动国家的统一”。

　　3、塞勒姆女巫的审判。中古世纪时期，有许多人以基督之名将成千上万的女巫冠上罪名处死。但这种歇斯底里的现象最后是在教会的协助下才终止的。马特(Increase Mather)和他的儿子科顿(Cotton)带领时的清教徒牧师们出面公然反对。马赛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良心的个案》(Cases of Conscience)，文中极力呼求众人回归圣经的教导，如此才将这种以扣帽子杀人的情形止住。诚如学者贝理米勒(Perry Miller)所作的结论：“马塞——独自地——结束了这场谋杀事件。”我很欣赏刘晓波为美国虐囚事件的辩护，他说，那毕竟是美国记者披露的，是美国自由的表现。我以为这个逻辑也可以用在上面的事件上。与此相关，包括刘晓波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加尔文的概念，基本上都受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一书的影响。一方面，这本书同样没有考虑加尔文时代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宗教法律状况，而用当代的人权观念苛求历史; 另一方面，对加尔文这位美国的精神之父缺乏了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督教在历史上的贡献无与伦比。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但基督徒相对来说贡献最大。我们不能在这世界上找到天使和鬼魔的对立，只能在较小的恶和较大的恶之间作出划分。当那些较大的恶攻击较小的恶的时候，对于小恶是一种祝福，以便让他们做得更好。但这种批评对于大恶来说，则是伪善的，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恶，其罪滔天，并因从不反省而未能止息。在一世纪以前，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代表美国国务院出使英国，在一个晚宴上，有一些人嘲笑攻击基督教（特别是宣教工作），他大声说：“我挑战任何一位怀疑论者，让他在这地球上找出一个十平方哩的地方，在那儿人们可以平安而有尊严地生活，妇女受重视，婴儿和老人受尊敬，人们可以在那儿教育子女；而这个地方尚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先去铺路开先锋。如果怀疑论者可以找到这么一个地方，我鼓励他移民过去，到那儿去传讲他们的‘不信’”。

　　五、教会的种子

　　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人物还没有从文化义和团中彻底出走。他们所说的上帝不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他们所说的美国也不是华盛顿、林肯和布什的美国。他们说的科学不是牛顿和帕斯卡尔的科学，他们说的民主不是托克维尔和阿克顿所说的民主。被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正确地奉为自由主义大师级人物的托克维尔在考察过美国民主之后说：“当一个民族还缺乏宗教所熏陶出来的自我驾驽能力的时候，这个民族就还没有为自由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另外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说：“除了依靠法律，自由还需要宗教和良心的支持。那些对神或对人格神或对哪怕是恶魔一样的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词典里，孟德斯鸠、柏克、洛克等自由派大师也受到了同等的尊重，尽管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说过同样的教训。所以我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倒底尊敬他们什么。

　　中国仍然是非基的政府、非基的知识分子和非基的人民的政治联合体，尽管他们也彼此为仇。这种对立从来没有超越过上个世纪文化义和团运动建立的共同基础。相对来说，似乎政府方面对自由的宗教根基更为敏感，他们将蔡卓华等仆人投入监狱，有它深刻的政治上的焦虑。当然，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诚实地、激烈地寻求自由，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民族就还没有为自由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变化，而这一点，先知以塞亚早就预言了——

　　“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济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是约〕；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净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怜恤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原文是希尼〕国来。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赛 49:8-13）

　　这些变化的信息特别通过蔡卓华等人的遭遇显示出来了，中国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福音复兴运动之中。因为，“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而教会，是整个社会文明的种子，信徒是社会的光和盐。

　　遗憾的是，世俗统治者并不真正不了解自由，更不了解信仰。自由的历史，首先是基督徒追求心灵自由的历史，是苦难和逼迫中蒙恩的历史。根据使徒行传记载，苦难的经历与圣灵的经历是不可分离的。有教牧说：在使徒行传中，二章五旬节圣灵充满降临马可楼，在三章使徒受官府的逼迫，而在四章又重新得到圣灵充满。在五章因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欺哄圣灵一事而受试炼，在六章选出七位被圣灵充满的执事，而后发展成为坚强的教会组织，又在七章出现了司提反执事殉道事件。初期教会从一世纪开始到四世纪 ——再具体说就是到主历313年的米兰赦令(教会解放宣言)，圣灵的能力在迫害、试炼和痛苦中强有力地表现出来了。通过亲自经历耶稣的十字架，亲自体验充满活力的信仰，教会得以活泼地成长发展起来。因此，初期教会的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教父说：“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在教会成长中发挥种子作用的正是殉道式的信仰。

　　国家为什么迫害基督徒呢？罗马帝国的皇帝迫害基督教和基督徒的直接动机是政治上的原因。基督徒认为除耶稣以外，不能称任何人为主，惟有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Κυριο?)，他们无法称罗马皇帝为主，无法尊敬和敬拜他。基督徒被迫害，也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构成威胁。例如基督徒信主后，将他们拥有的奴隶释放；这行动在当时的人看来，真是大逆不道。而且，未经政府批准而释放奴隶，是可以被处死的。但基督徒却遵行爱弟兄的命令，冒死释放奴隶，这样更造成其他人对他们的敌视。 这种情况在20世纪是一脉相承的，卡尔-巴特在第三帝国中公开宣布，上帝是上帝，这是希特勒所不能容忍的。这种状况可以解释635年以来，中国信徒在任何历史时期所遭遇迫害的主要理由。基督徒强烈抗议把人视为神，而把（某些）人视为神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精髓。

　　现在×××正在中国遭遇迫害。基督徒当然同情他们。但是，无论是在中国（从唐朝景教明清到今天），还是在欧洲，基督徒所遭遇的迫害要更加残酷。在农民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至少23200多信主的人被杀害，在一些教案中，中国的“正统裁判所”不经审判就将他们投入监狱或处死。在文革中，中国教会至少在表面上全军覆没，信徒的生命被杀害和凌辱，财产被抢劫。而他们的反应方式与存在根本的区别。基督教受逼迫的历史永远是世俗权力和暴民甚至知识精英合作的历史，也永远是在逼迫中更茁壮成长的历史。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段历史，而这段历史让很多人感到陌生，至少远远没有“基督徒教历史上的罪恶”更让他们记忆犹新。正是在这些惨绝人寰的苦难中，孕育出了西方社会的人道精神、自由民主和科学。

　　基督教在最初的二百多年中，经历了无数次政府颁谕的禁制、逼迫与及民众暴力的对待，不少基督徒因此而殉道。主历64年，尼禄皇帝（Nero， 约37-68 A.D.）在罗马城纵火，却向基督徒追究责任。按当时罗马史学家塔西图(Tacitus,约56-120 A.D.)的记述，在罗马城大火之后，罗马的居民普遍相信是尼禄皇帝纵火，为了消除百姓对他的怀疑，他便将纵火的罪推到基督徒的身上，并用极残忍的方法来惩治他们。在竞技场内，不少基督徒被迫穿上兽皮，使他们看起来像野兽一样，然后放出一群猎犬，将他们活生生地撕裂咬死。这一群在竞技场殉道的，已算是比较幸运的一群；其余的，尼禄皇帝吩咐部下把他们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排列在花园中，然后在入夜时燃烧，以照亮尼禄皇帝的园游会。按教父革利免的记述，保罗与彼得便是在尼禄的迫害中殉道的。

　　多米提安皇帝(Domitian: A.D.81-96)要求他人称自己为“主和神”(Κυριο? και Δευ?)，他把拒绝如此称呼他的基督徒当做国家的判逆者或无神论者。庇推尼(Bithynia)总督普林尼(Pliny)上谕皇帝说：“这偶像宗教(基督教)在迅速发展，不仅充斥城市，甚至发展到小亚西亚村落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导致圣殿(向罗马神敬拜的地方)衰败，牺牲的祭物滞销”。为了阻止这种情况，普林尼向皇帝呼吁处死基督徒。皇帝下令处死基督徒，但若有人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并向罗马神献祭则被释放。一百二十岁高龄的耶路撒冷主教西门(Symeon)被钉十字架(A.D.107)。同年，著名的安提阿主教依纳爵(Ignatius)被押送到罗马，在圆形大剧场(竞技场)的众观众面前死于狮子之口。瞬时间狮子将他血肉吞噬，只剩几块残骨。

　　哈德良皇帝(Hadrian: A.D.117-138)作为献身于罗马国家宗教的皇帝，对基督教和犹太教同时进行逼迫。他在犹太教圣殿遗址建希腊之神丘比特神庙，在十字架受苦之地高高树立希腊神比诺斯之像来侮辱犹太教徒和基督徒。

　　主后一百六十一年奥勒留流皇帝（Marcus Aurelius）在位。按史学家沙夫（Schaff）的描述："殉道者的尸首，满布街头；那些尸首被肢解后焚烧，余下的骨灰则散入河中，以免这些“神的仇敌”沾污大地。

　　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 A.D.284-305)要求他人称他为神，他还自称为世界的主人(Master and Lord)，无论何人都必须在他面前下跪，还要磕头触地。他在原形剧场把信徒投入狮子之口。

　　那么在这种大逼迫中，基督徒是如何“迎战”的呢？

　　当时小亚西亚的总督卡德拉特斯(Statius Quadratus)对士每拿著名的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的信仰进行考验。裁判官说若他指着皇帝的名起誓咒诅基督就释放他，但波利卡普告白说：“八十年来，我侍奉我的王、我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他从来没有丢弃过我，我又岂能否认拯救我、爱我、满有慈悲怜悯的我的主呢？”。巡抚严厉的说：“那我便不能不将你丢给野兽吃。” 波利卡普回答说：“放你的野兽来吧！”巡抚说：“你若轻视野兽，那我把你焚烧。” 波利卡普平静地回答说：“你想以火吓我，那火充其量不过燃烧一小时罢了，你却忘记那永不熄灭的地狱的火。”巡抚大声的向群众说：“波利卡普说他是基督徒！”暴民于是一涌而上，将他烧死。波利卡普以喜乐的心登上了火刑场，在烈火中他高声赞美主说：“赞美主，感谢主，因您使我被纳入殉道者的行列，使我尝耶稣苦难的杯，使我借圣灵得永不朽坏的灵魂与身体而享永生”。

　　迦太基(Carthage)主教奚普里安(Cyprian)的殉道同样震撼人心。他在众多的观众面前，自己脱下衣服，遮住双眼，让一位平信徒长老把双手捆绑，付给执行官黄金二十五两作为让他得到永不朽坏的黄金冠冕的酬金，而后慷慨就义。奚普里安高喊“慈爱的神”，直到断气前也不忘祷告。历史学家吉本(Gibbon)评价说：“他的殉道是最有礼节，最郑重的一次”。

　　波朗迪娜(Blandina)是位奴隶出身的少女，在最残酷的拷打中显现出超人的毅力和非人的坚强。最终，她被掷入网，成为狮子的食物(A.D.177)。普塔米爱娜(Potamiaena)是位纯洁的绝妙美女，她受到的比死更残忍的、更可怕的猛兽的威胁，又在严刑拷打后，与她母亲一同被煮死于沸滚的铁锅里(A.D.202)。给这母女执刑的军人叫波希利德斯(Basilides)，他被这一美丽的殉道场面所深深地感动，怜悯之极最终成为一名基督徒，后来他也被斩首，成了馨香的祭物。据说他临死之前普塔米爱娜(Potamiaena)在夜晚与基督一起显现，给他戴上殉道者的冠冕。奴隶腓利西塔斯(Felicitas)和她的孩子一同被下在监里，但她怀着在天国见面的盼望，与孩子热吻而别，最终被猛兽撕碎吞噬。

　　有作者总结说：基督徒们在三个世纪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暴动和革命活动，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被动，单单以殉道来厮守真理、保持信仰。然而殉道是比暴动、比革命更有价值的，是更大的挑战。基督徒在历史当中不仅获得了超越历史的胜利，而且也经历了最后胜利。他们在苦难之中创造了荣耀，因着与基督同行坚险苦难的路，也与基督一同在历史中享受荣耀。大概在二百五十多年之久的漫长的逼迫当中，初期教会的圣徒们将信仰的气节坚持到底，保持了教会的生命力，并且在苦难中宣扬福音。终于在A.D.313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us)颁布的米兰赦令，使基督徒从地下走出了地面。在两千年教会历史中，再也找不到象这一时期教会如此有生命力又充满活力的教会形象。那些逼迫教会、逼人喊万岁和主的皇帝都死了，而耶稣仍然活着——这个在世界上只拥有一套外衣并在钉十字架是被抓阄瓜分的拿撒勒木匠，今天在全世界拥有20亿信徒，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死和复活，将整个世界都更新了。

　　当代中国基督徒遭遇的逼迫，不过是罗马帝国时期那些灾难的重演。我们有充分的圣经根据相信，中国的福音复兴运动，也将加倍的重复出现。这必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的特别祝福，并通过这些苦难怜悯和呼召“秦国”的人民。神以自己的计划在从事拆毁和重建的工作。在这一福音复兴运动中，我们有理由期待自由的中国，将从各种形式的义和团运动中被释放出来，并慢慢地，坚固地降临。

　　2005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