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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左翼文人:太阳下的革命与文学

时间:2024-01-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三角恋爱”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此外,鲁迅还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嘲讽了张资平,送给他一顶“革命的文学家”的桂冠,等候着张氏写出类似《九尾龟》一类的“近作”。不过,鲁迅对张资平之类的“革命文学家”,可谓是看透了五脏六腑。

鲁迅与左翼文人:太阳下的革命与文学

——鲁迅与张资平

张资平(1893-1959),小说家,地质学家。原名张星仪,又名张声,笔名秉声、维祖、古梅等。广东梅县人。创造社发起者之一。1926年北伐军到武汉后,任总政治部国际宣传局少校翻译。抗战爆发后赴广西大学矿冶系任教。1940年出任南京汪精卫政府农矿部技正。他不仅参与创办亲日刊物《新科学》、《文学研究》,而且担任汉奸组织“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文化委员会主席。更有甚者,他还著文鼓吹“东亚共荣”。1941年任《中日文化》主编。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司法当局关押、起诉,后交保释放。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编译工作,修订《实用矿物岩石学》、《化工大全》等自然科学著作。1955年被治以汉奸叛国罪,于1959年病故于安徽劳改农场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有相对优秀的作品。例如,1920年起陆续发表的《约檀河之水》、《爱的焦点》、《冲积期化石》等,表现出写实主义倾向和人道主义色彩。然而,他也写有许多描写三角与多角关系的恋爱小说,格调低下。

鲁迅的批评张资平,为文坛所熟知的就是一个“△”的符号。他说:“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1)这个“△”符号,带有某种程度的嘲讽,也幽默。然而,我以为,只是以“三角恋爱”来论张资平,未必切中张氏小说的要害。张氏的小说也未必就如此单调。小说不是不可以写“三角恋爱”的。《红楼梦》中宝玉和黛玉,宝玉和宝钗,就是一个“△”;《家》的觉新和梅,和瑞珏,也是一个“△”。“三角恋爱”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客观地说,张资平的小说之所以讨鲁迅的嫌,“△”只是一种外在的形象,根本在于他写滥了,他的格调低下。鲁迅说:“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作家,并且看见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她来找男人,贱人呀贱人,该吃苦。”(2)性欲强弱,因具体人而异,且这是生理学范畴的问题,把生理学的东西,搬进了艺术作品中,这就使艺术作品无聊了。这是一种低级趣味。

不过,应该说鲁迅对张资平的批评,不是来自于张氏作品本身,鲁迅也没有具体地批评他的某一作品,而是来自间接材料——报刊的介绍之类——的感受。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说:“……但以前的‘腰斩张资平’,却的确不是我的意见。这位作家的大作,我自己是不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里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倘有青年来问我可看与否,我是劝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脑子里也不必三角四角的那许多角。”

所谓“腰斩张资平”,是指他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的事。这部小说自1932年12月1日起在《申报·自由谈》连载,次年4月22日,《自由谈》刊出编辑部启事说:“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创作《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当时上海小报对这件事多有传播。《自由谈》的编辑与读者一样,对张资平作品表现出了“倦意”,鲁迅与他们不过是有了同感。当然,鲁迅不只是“倦意”,而是表现了直露的厌恶。鲁迅对三角之类厌恶,故而对张氏小说厌恶,这正是鲁迅个性的表现。若以鲁迅所不以为然的公允的眼光看,对没有读过的作品,加以抨击,至少是不够理性的。我以为,鲁迅似乎性急了一点。

不过,倘若细细琢磨起来,鲁迅的性急根本的倒不在于三角还是四角,不在于鲁迅自己不曾读过的那些小说。根本的在于像张资平这样写言情小说的作家,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也自称“转换方向”,摇身一变,居然也成了“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1929年12月,张资平在他自己主编的《乐群》月刊第2卷第12期的《编后》中,攻击《拓荒者》、《萌芽月刊》等刊物,其中说:“有人还自谦‘拓荒’‘萌芽’,或许觉得那样的探求嫌过早,但你们不要因为自己脚小便叫别人在路上停下来等你,我们要勉力跑快一点了,不要‘收获’回到‘拓荒’,回到‘萌芽’,甚而至于回到‘下种’呀!不要自己跟不上,便厌人家太早太快,望着人家走去。”对此,鲁迅反唇相讥道:“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这就是进步,拔步飞跑,望尘莫及。”(3)此外,鲁迅还在《流氓的变迁》(4)一文中嘲讽了张资平,送给他一顶“革命的文学家”的桂冠,等候着张氏写出类似《九尾龟》一类的“近作”。

张资平与革命连在一起,看起来也不知是张资平有趣,还是这一类的“革命”滑稽。不过,鲁迅对张资平之类的“革命文学家”,可谓是看透了五脏六腑。他说:

“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5)(www.xing528.com)

我以为,鲁迅厌恶的是张资平的善变,而不只是三角四角之类,三角四角不过是可供攻击的一个话题而已。

到了1933年,又有了张资平影射《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姐妹嫁作商人妾”的丑闻。张资平在1933年7月6日《时事新报》上刊登启事,说黎烈文以资本家为后援,又以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为自豪。对此,鲁迅在1933年7月8日致黎烈文的信中说:“吾乡之下劣无赖,与人打架,好用粪帚,足令勇士却步,张公资平之战法,实亦此类也……”7月14日,鲁迅在致黎烈文的另一封信中,则结合了张资平的历史——1928年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时,他曾翻译一些日本无产阶级文学;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当局提倡所谓“三民主义”文学,他又宣传“民主主义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再次指出了张的善变:“至于张公,则伎俩高出万倍,即使加以猛烈之攻击,也决不会倒,他方法甚多,变化如意,近四年中,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尚在人记忆中,然此反复,于彼何损。文章的战斗,大家用笔,始有胜负可分,倘一面另用阴谋,即不成为战斗,而况专持粪帚乎?然此公实已道尽途穷,此后非带些叭儿与无赖气息,殊不足以再有刊物上(刊物上耳,非文学上也)的生命。”如此善变之人,无定见,则无可信赖之根据,谁还愿意与之往来?鲁迅甚至预见到了张资平未来之境遇。

鲁迅的眼光毕竟是锐利的,鲁迅死后,张资平仍然变来变去,结果成了一个汉奸,殊为可叹!

注释

(1)(2)(3)《鲁迅全集·二心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4)《鲁迅全集·三闲集》。

(5)《鲁迅全集·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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