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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逃难揭露笔名:太阳下的鲁迅与左翼文人

时间:2024-01-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鲁迅“骂”周木斋有两条,一条是大学生逃难问题,一条是“揭露”何家干即鲁迅问题。接着,鲁迅对周木斋要求大学生“赴难”问题进行了分析。鲁迅希望大学生能“踏上实地去”,经过“逃难”历程,能够有所历练,成为有韧性战斗精神的人。二鲁迅与周木斋的另一个“过节”,是所谓“揭露”问题。

大学生逃难揭露笔名:太阳下的鲁迅与左翼文人

——鲁迅与周木斋

周木斋(1910-1941),散文家、杂文家、学者。名周朴,号树瑜,笔名辨微、列御、吉光、犹太、振闻等,江苏常州人。1931年去上海,任大东书局编辑,同时为进步文艺报刊撰稿,经常发表触及时弊的杂文。1934年后在《大晚报》任职,并为该报编文艺副刊《火炬》。1936年参加中国文艺协会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所作杂文内容坚实,文笔精炼,说理性强。主要著作有:《郑成功》(传记)、《消长集》(杂文集)、《民主政治论》、《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等。

鲁迅“骂”周木斋有两条,一条是大学生逃难问题,一条是“揭露”何家干即鲁迅问题。

1933年1月21日,周木斋在《涛声》第2卷第4期发表《骂人与自骂》一文,其中说:“最近日军侵占榆关,北平的大学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纷纷自动离校。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论理日军侵榆……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又说:“写到这里,陡然的想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的锋芒,转眼之间,学风民气,两俱丕变,我要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了。”对此,鲁迅在《逃的辩护》、《论“赴难”和“逃难”》、《乘凉:两误一不同》等多篇文章中予以批评。

鲁迅说,他看了周木斋的文章,是“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指出自己“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逃难党’的”。(1)接着,鲁迅对周木斋要求大学生“赴难”问题进行了分析。

第一,鲁迅认为,周木斋是言行不一的人。“木斋先生……身居上海,而责北平的学生应该赴难,至少是不逃难之类”,(2)是欠妥当的。中国徒作豪言壮语者多,身体力行者少。当年周木斋也是年轻人,他要求大学生不应该逃难,要去抗战,这本意是好的,那周木斋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奔赴抗战前线呢?事实却不是这样,而是留在孤岛。自己做不到,或者自己不去做,却要求别人去做,而且,要求别人做的,近乎是送死的事,对这样的人,鲁迅是不以为然的。

第二,大学生“平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3)鲁迅认为,如果“打不过”,不能硬打,更不能叫学生去硬拼。他接着说:“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4)看来,从孔子到鲁迅,都是反对以不教之民战,反对无视生命地“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用血肉来筑成所谓的长城的。

大学生如果不“逃难”,假使敌人到了,该怎么办呢?鲁迅分析道:

大学生们将赤手空拳,骂贼而死呢,还是躲在屋里,以图幸免呢?我想,还是前一着堂皇些,将来也可以有一本烈士传。不过于大局依然无补,无论是一个或十万个,至多,也只能又向“国联”报告一声罢了。去年十九路军的某某英雄怎样杀敌,大家说得眉飞色舞,因此忘却了全线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国其实还是输了的。而况大学生们连武器也没有。(5)

鲁迅是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不是徒作大言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家。道理,鲁迅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连武器也没有的大学生,至多是“骂贼而死”,也许因此成了烈士,成了当局的“宣传材料”,到处演讲,但“于大局依然无补”。

第三,鲁迅认为,和日本人打仗,这主要应该是军人的事。“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鲁迅的意思是,大学生尚且不是中国“兵警”的对手,如何能对付得了如狼似虎的日本兵?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中国“兵警”对付学生很在行,屠杀了学生,却能开动宣传机器,说是“自行失足落水”了。可是,兵警在日本人面前,一般说来,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如果要责怪,周木斋应该责怪中国军人的不抗战,而对大学生则不应该如此苛责。

第四,鲁迅认为,对中国大学生要有实际的估计。鲁迅先是对中国教育进行了反思,他说: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6)

大学生是中国教育的长期接受者,中国教育基本上是奴化教育,开口闭口,教的都是怎样忠君,如何服从。谁,或是哪一个集团窃取了国家政权,都声称是人民的选择,而且绝对不允许人民的再次选择,他的政府就是国家,服从这个政府就是服从国家,忠于这个政府就是忠于这个国家。你要当爱国者吗?首先你得懂得爱专制统治者和统治集团……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鲁迅看来和兔子差不多,不跑,只有任人宰杀。所以,鲁迅说:“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7)鲁迅希望大学生能“踏上实地去”,经过“逃难”历程,能够有所历练,成为有韧性战斗精神的人。

鲁迅与周木斋的另一个“过节”,是所谓“揭露”问题。

1933年4月,周木斋在《涛声》第2卷第14期上,发表《第四种人》一文,对鲁迅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的《文人无文》提出自己的看法。

周木斋是针对鲁迅的观点,“不近人情”的并不是“文人无行”,而是“文人无文”。这里要指出的是,鲁迅并不完全否认张若谷在《恶癖》一文中列举的“文人无行”之种种,鲁迅在《文人无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但中国文人的‘恶癖’,其实并不在这些。”鲁迅只不过由“这些”——问题的一方面——引出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文人无文”(关于鲁迅与张若谷的关系,我要另文评说,这里就不多说什么了)。关于“文人无文”,鲁迅是这样描述的:

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是有的。进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8)

与鲁迅批评左联的“左而不作”一样,鲁迅是强调文人需要创作,作品是最为重要的。所以,鲁迅说,“除了……一部《子夜》而外,别的大作都没有出现”。我看不出鲁迅的话有什么不妥,鲁迅所抨击的文坛“恶癖”,即便今天也不过时。然而,周木斋却用挖苦的笔调,用鲁迅的话“这实在是对透了的”等等,对鲁迅加以嘲讽,把鲁迅称为是“第四种人”(什么是“第四种人”呢?为什么这类人是“第四种人”呢?周木斋对他提出的这一概念也没有进行规范,读者对此也只能含含糊糊)。他的《第四种人》一文,有实际内容的,是这样一段话:

中国文坛的充实而又空虚,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不过在矮子中间找长人,比较还是有的。我们企望先进比企图谁某总要深切些,正因熟田比荒地总要容易收获些。以鲁迅先生的素养及过去的造就,总还不失为中国的金钢钻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来又是怎样?单就他个人的发展而言,却中画了,现在不下一道罪己诏,顶倒置身事外,说些风凉话,这是“第四种人”了。名的成人!

虽然比较含蓄,但从周木斋这些半通不通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你鲁迅批评别人“无文”,你本人又做了什么呢?你也没有《子夜》一样的大作,自然也不怎么样。你不下“罪己诏”,还在说“风凉话”,你这“第四种人”是什么意思?对此,鲁迅在《两误一不同》一文中回答说:

第一是关于“文”的界说。我的这篇杂感,是由《大晚报》副刊上的《恶癖》而来的,而那篇中所举的文人,都是小说作者。这事木斋先生明明知道,现在混而言之者,大约因为作文要紧,顾不及这些了罢,《第四种人》这题目,也实在时新得很。(www.xing528.com)

第二是要我下“罪己诏”。我现在作一个无聊的声明:何家干诚然就是鲁迅,但并没有做皇帝。不过好在这样误解的人们也并不多。

这里,鲁迅指出,他的文章是针对小说作者的,而周木斋却“混而言之”;至于下“罪己诏”,这显然是周木斋未必妥当的比喻,词不达意而已,所以鲁迅也只是作了一下调侃,“何家干诚然就是鲁迅,但并没有做皇帝”——只有皇帝,才有所谓下“罪己诏”的问题。

在周木斋眼里,鲁迅也是属于“文人无文”一类。鲁迅说他是针对小说而言,可是,便是不只针对小说吧,鲁迅小说之外的“文”算不算“文”呢?再退一步说,就算鲁迅也“无文”吧,“无文”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批评文坛“无文”的现象?食客当然可以批评厨师,而厨师却不能说,你自己不会煮,你煮的还不如我,你怎么能批评我?

在《第四种人》的最后,周木斋虽然只是点到一笔,但应该说文章有所深化,引出了另外一层意思:

“不近人情”的固是“文人无文”,最要紧的还是“文人不行”(“行”为动词)。“进,吾往也!”

这里的“行”,我理解的是“作为”,文人不作为。从“文人无行”,鲁迅引出了“文人无文”的问题,周木斋再从“文人无文”提出了文人的不作为。这里,我感受到了智慧的愉悦,张若谷、鲁迅和周木斋的思辨,给人峰回路转之感。

周木斋特别强调,他的“行”用作动词,是行动的“行”。细细思之,周木斋的观点与鲁迅并不矛盾。鲁迅不仅反对文人无文,也反对“文人无行”(周木斋表述的作为动词的“行”)。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写道: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鲁迅强调了“行”的意义,而没有把不会作文太当一回事。这是鲁迅一贯的思想。

其实,以上也只是思辨问题,在我看来,无关宏旨。最让鲁迅不满的是周木斋说的“听说‘何家干’就是鲁迅先生的笔名”,认为是一种“揭露”行为。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说:“……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并且将其与当年陈源的行为联系起来考察,陈源当年指出“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暗示当局,对鲁迅要有所处置(有类似劣行的还有梁实秋,他说鲁迅领了俄国人的卢布,暗示当局应予处罚)。鲁迅似乎是想把周木斋和陈源捆在一起,把他们看作是一种类型的人。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鲁迅的笔名。鲁迅一生用笔名之多,被称为“文史上第一人”。鲁迅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笔名呢?原因有多条,但其中一条是为了战斗的需要,这是没有疑义的。当然,也为了发表文章的方便。有一段时间,鲁迅的文章是被禁止发表的,很多文章就是靠着不断变换笔名,才得以公开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鲁迅众多的笔名,使得当年那些负责宣传工作的“专靠嗅觉”的狗,疑神疑鬼,“呜呜不已”。

被周木斋“揭露”的鲁迅笔名“何家干”,在鲁迅众多笔名中有其特殊的意义。“何家干”首次用于杂文《逃的辩护》(这篇文章是针对周木斋的,也许因为这,才引起了周木斋的强烈关注?),鲁迅以“何家干”为署名,发表了二十四篇文章,《逃的辩护》除外,还有:《观斗》、《崇实》、《电的利弊》、《航空救国三愿》、《不通两种》、《战略关系》、《颂萧》、《对于战争的祈祷》、《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文学上的折扣》、《“光明所到……”》、《止哭文学》、《“人话”》、《文人无文》、《现代史》、《推背图》、《〈杀错了人〉异议》、《中国人的生命圈》、《“以夷制夷”》、《言论自由的界限》、《文章与题目》、《不负责任的坦克车》。此外,瞿秋白作,后由鲁迅收入《伪自由书》的《王道诗话》等七篇文章,发表时亦借署此名,均刊登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这些文章,集中揭露并猛烈抨击了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还说:他的这些杂文,其特点在于“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这几十篇文章,在鲁迅作品中属于最富战斗性的一类,是投枪匕首式的短评。这类文章是为兼具特务功能的宣传当局最为头痛也最为痛恨的。

曹聚仁说,鲁迅以为周木斋是他某论敌的化名,所以反应比较强烈。当知道是周木斋本人时,鲁迅平和了许多。对于这段小不愉快,曹聚仁追忆说:“鲁迅的确有点误会,认为周木斋乃是某君的‘化名’,意在讽刺鲁迅。后来,我告诉鲁迅,周木斋另有其人,并非‘化名’;那段杂文,只是主张一个作家着重在‘作’,并无讽刺之意。过了一些日子,鲁迅在我家中吃饭,周木斋也在座,相见倾谈,彼此释然了。”(9)此后,鲁迅还多次赞扬过周木斋的杂文。

1945年5月26日《西安正报》发表《〈大晚报〉发行人不受威胁》的文章,其中有一段介绍了抗战期间周木斋在孤岛的作为:

大晚报原为时事新报之姊妹报,同属于时事新报股份有限公司,当时事新报停刊时,大晚报主持人为供给孤岛上人士精神食粮起见,故忍辱负重,继续出版,但被迫将一切稿件送往南京路哈同大楼日寇所设之新闻检查所检查。该报编辑周木斋等因反对此事提出辞职,其向馆方辞职理由,即为“势不与敌人妥协”,此为沪市记者第一次正气之表现,周君嗣即加入导报,担任副刊编辑,后因乃父关系而脱离报界,未几逝世,识者惜之。

这段史料表明,周木斋反日的倾向是十分明确的,不仅有言论,而且切实地付诸行动,这实践了他自己所言:“不近人情”的固是“文人无文”,最要紧的还是“文人不行”(“行”为动词)。“进,吾往也!”他“行”了,他为抗日做出了自己所能做的贡献。

注释

(1)(3)(4)(5)(6)(7)《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

(2)《鲁迅全集·伪自由书·两误一不同》。

(8)《鲁迅全集·伪自由书·文人无文》。

(9)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史料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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