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约翰生：英国传记发展史

（Samuel Johnson, 1709-1784）

塞缪尔·约翰生是18世纪英国一位“才能卓绝，学识超群，德行高劭”的散文家、文艺批评家、词典编纂家和传记作家，是200多年来英国文人高山仰止的传奇。他出生于英格兰的斯塔福郡里奇菲尔德镇，父亲是当地的书商。约翰生从小就有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父亲藏书丰富的书店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便利。从家乡的文法学校毕业后，19岁的约翰生在牛津大学的彭布罗克学院就读了14个月，因父亲投资不利、家道破败而辍学回家。21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更为窘迫。25岁时，他用妻子800镑的嫁妆尝试办学以失败告终。为贫困所迫，他在既无经济资助又无权势朋友提携、无恩主施舍的境况下，只身来到伦敦，开始了他的闯荡生涯。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以卖文为生，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换得一日两餐，也曾因交不起房租和朋友一起整夜徘徊于伦敦街头。1759年母亲病重、去世期间，为了筹足医疗费、丧葬费用，他用了短短八个晚上的时间写成了“即使没有别的著作，这部书也足以使约翰生名垂千古”（鲍斯威尔语）的小说《拉塞拉斯王子的故事》（Rasselas, the Prince of Abissinia, 1759）。1762年，53岁的他因自己的著书立说得到英王乔治三世恩准的三百镑年薪，捉襟见肘的生活才略有改善。陶渊明所描述的“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的状态，恰是约翰生当时的生活写照。

与贫穷相伴的还有约翰生的疾病，抑郁症、弱视是其一生的痛苦。他过人的禀赋经过苦痛生活、勤奋笔耕的磨砺，终在而立之年后大放异彩。他为《漫游者》杂志和《环球纪事》（The Universal Chronicle）的“闲人”（“The Idler”）专栏所撰的精彩文章至今仍是美国大学课堂的必读材料。他影响了整个英国18世纪传记发展的思想大多出自其中。约翰生应出版商之约为五十二位诗人的选集写的一系列长序，被单独辑录成册，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批评文献《英国诗人评传》。他凭一己之力、七年之功编纂了历史上首部具有权威性的《英语辞典》（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而同等的任务，在法国却是动用了法兰西学院的40位院士，耗费55年才完成。《英语辞典》的问世进一步确立了约翰生在英国文坛的地位。他所制定的辞典编纂总旨，他开创的编纂方法，他对词语的定义、例句的选择，映照出他对英语语言的认识、他的道德观、政治立场和个性特质。有人说，早在鲍斯威尔出场前，约翰生博士已经在他的辞典深处描摹好了自画像。

约翰生的长篇讽刺诗机敏、雄辩却无剑拔弩张之气，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人生经验的沉思。有人甚至说，自约翰生以后，英国的讽刺诗再无可观者。他去世7年后，好友鲍斯威尔出版《约翰生博士传》，把他的传主引荐给阅读大众，使他的名声渗透到文学圈以外的各个角落。他的学问、趣味、善良、诚实、癖好、偏见，由是深入普通读者之心。有关这个可爱的怪人的奇闻轶事流传颇广。他的许多妙语应答已经成为英语中有名的趣言乃至格言警句。在其《拉塞拉斯王子的故事》一书中，约翰生曾说过：“矛盾双方不能同时都正确，可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可能都是正确的。总而言之，多样性并不矛盾”（约翰生，第24页）。这正好可以用来诠释他自己多重的性格和复杂的人性所表现出的矛盾性。

诚如鲍斯威尔在《约翰生博士传》的结尾处所言，“愈念及他的人品，他将受当代和千秋万代人们的尊重，钦佩与崇敬之情绵延不绝”（鲍斯威尔，第354页）。1784年约翰生病逝，葬于伦敦西敏寺的诗人角。

约翰生的传记理论

约翰生从1738年为伦敦的《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写传记作品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传记的价值。在他看来，传记是文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鲍斯威尔说：“哲学和传记是他最大的追求”（Longaker 317）。约翰·霍金斯爵士认同道：“传记是他最喜欢的文类之一。它促发了他思想的权力，使他有机会思量人的生命和行为”（Longaker 317）。瓦尔特·雷利教授（Walter Raleigh, 1861-1922）精辟地总结了约翰生对人的兴趣：“他对人的兴趣给了他创作传记的热情。他对生活的熟谙给了他评判的理智和清晰”（Raleigh 156）。约翰生在1759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传记是各种叙述性作品中最容易读、也最易应用于抒写人生的写作方式”（转引自Stauffer, 1970: 388）。他的一生几乎读遍了当时所有的传记作品。鲍斯威尔曾记载的他对当时传记作品的评论就有二十多次。

约翰生的传记观改变了18世纪英国传记发展的路径。他衡量传记优秀与否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忠实于事实，他强调对细节的忠实，重视艺术的想象力的作用。约翰生的传记观在他写给《漫游者》杂志第60期和《闲游者》杂志第84期的文章中表现得最为全面。

1．传记与真实

当鲍斯威尔问及传记写作中绝对真实的必要性时，约翰生的回答既简单又直接：“任何故事的价值取决于其真实性。故事要么是对单个人的写照，要么是对基本人性的描述；如果不真实，就一无是处”（Ibid. 416）。正如他在自己编撰的《英语辞典》中这样界定传记的内容：传记是抒写“人的生命”的写作形式。在写作过程中，“有些作家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进行叙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人的生命”的写作形式，传记必须具备一定的真实性。他强调绝对的事实性是必要的，但保证绝对真实的前提是对重要细节的观察和记录，不管它有多么细碎。他认为好多看不见的情景或琐细的行为要比公共事务更有传记价值，因而传记作者应该重视而非鄙视那些给人物及其动机带来灵光的卑微的事实碎片。

在鲍斯威尔谈到“写传记时，应该突出一个人的个性，因为个性决定着他的性格”时，约翰生回答：“先生，突出个性没错。问题是一个人的恶习是否也该提到。比如艾迪生和帕尼儿（Parnel）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是否也该写上；人们读过书后很可能更容易放纵酗酒；所以说，完全讲真话产生的负面影响会比正面的多……”，但他接着解释道：“如果人们写的是颂文，那就得回避传主的恶习，但如果写的是人物的传记，他必须如实记录”（Longaker 319）。

传记作者首先应做到尊重事实真相，这是约翰生的信念。鲍斯威尔曾发文说过：“约翰生对事实真相坚持不懈的关注是他一生最显著的特征”（孙勇彬，第11页）。他对同时代诗人萨维奇的描述就是不错的例证。这位女伯爵的私生子是伦敦大街上身无分文的浪子、厚颜无耻的寄生虫，经常依附某个熟人为他管一顿饭或提供住宿的地方。在别的传记作者笔下，萨维奇很可能会被描述成一个闹剧或伤感淫秽故事的主角，然而约翰生却用尖刻和客观的眼光来审视这一人物。

他没有能和谁成为永久的朋友，大多数都不得不很快成为陌路。

他其实更有资格获取知识而非财富，因为他实际上很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并渴望从别人的言谈中获取某种信息，可惜他不太会利用这些机遇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能够经常坚持自己的观点，一旦拥有，很少放弃。这种品质并没有给他带来钱财。

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在于误解了对于道德操守的爱，从德性而言，他确实不是什么好人。

显然，至少此人的刚毅是值得言说的；不管有什么样的过错，他的忍耐本性不容忽视。埃皮克提图（Epictetus）曾说过：两种特质构成一个睿智的人：忍耐和克制。尽管这两种特质不均等地表现在萨维奇身上，但他对其中一种品质的需要迫使他经常去实践另一种品质。（转引自Altick 53）

《萨维奇传》为英国传记史提供了第一个非正统的诗人的形象。约翰生富有同情且温婉的笔触，把一个游手好闲、奢侈放纵，但又“激情四射、见多识广、睿智诙谐”的人才描写得惟妙惟肖。他对这位“既没有做过令人称颂的伟大事迹，也没有科学上值得记载的成就，更没有任何特殊事件值得众人评述”（Hawkin 154-155）的人的关注，除了两人私交的原因，更揭示了约翰生所关注的是生活本身，而非生活中人们所取得的成就。这一点与现代传记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处。正如他在《萨维奇传》开篇所写的那样：“文学中的英雄，和历史中的英雄一样，常常不是因为他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而变得伟大，而是因为他们比常人忍受了更多的痛苦和折磨”（Stauffer, 1970: 398）。约翰生用同情但公平的笔触描写朋友臭名昭著的行为，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写作的范式，这种范式将对此后的几个世纪的传记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Wendorf 90）。难怪瓦尔特·雷利说：“约翰生的天才在于他对生活真实的永恒的直觉……他在叙述中对绝对事实性的关注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不是为了名声，而是为了追求真实，出于对人类生命科学的强烈的兴趣。”雷利接着感叹道：“如果人们都能够如实地记录他们的感觉和体验，那么人类生命科学将会被推进一大步”（Raleigh 70）。约翰生写给朋友伯尼（Burney）博士的信中这样说：“人们不该停止对故事真实性的判断。有些人讲的是自己不知道或似乎不知道的故事，而有些人则干脆不在乎真实。说真的，也不是所有的真实同等重要，但是如果容许有小小的偏离，那么每一种小小的偏离最终都被视作无关紧要；作者应该从一开始就警惕忽略或懒惰的诱惑”（转引自Stauffer, 1970: 420）。约翰生对文学真实的重视和提倡可见一斑。

2．传记与道德功效

约翰生认为传记艺术是为实用道德服务的，但他认为这一道德作用不会从所写的具体人物身上自发地流露出来。所以他从来没停止过对某一人物或其行为做出客观评价和解读。“历史、悲剧和浪漫剧都不能轻易地感动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但传记对我们来说既有用又好玩（讨人喜欢）。历史对个人来说益处并不大，但对个人生活的记述对我们却很有裨益，因为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是相通的”（Ibid. 388）。

约翰生也是个道德家，这一点毋庸置疑。他认为对任何一种文学形式价值的判断均基于其对渴望更好生活的人的贡献。他确信，“没有哪一个文类比传记更值得去耕作。因为没有哪一个更能让人快乐或更有用，没有哪一个能更引人入胜或更广泛地针对每一种情势传播出教益”（Ibid. 425）。传记比历史或小说包括的实例都要多，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些事例不仅清晰易懂，更可以直接满足其私人的道德需要。传记中到处都是实用的经验教训。不管传主是迂腐还是德惠，张扬还是谦卑，对读者都会有道德意义，因为“我们都受同样道德的驱使，同样谬误的欺骗，同样希望的激励，同样危险的阻滞、欲望的纠缠和性欲的诱惑”。毕竟，“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形式能够像传记这样令读者有所收获，也没有哪一种形式可以凭借其不可抗拒的魅力将人们的心完全锁住”（Ibid. 428）。约翰生在1779年《诗人传》中说过：它“只是给每个诗人做广告，指出几个重要日期，粗描一下诗人的性格；但我最重要的目的在于：真诚地希望这部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愉悦和裨益”（Boulton 252）。所以他坚持认为“写作的唯一目的是令读者能够更好地享受生活，或更有效地去忍受苦痛”（Seraphin 176）。

3．传记与想象力

传记是一个颇具个人色彩的题材，传记作者与传主的关系以及作者自己的个性表达意识都无不影响到传记的“真”。约翰生在对传记定义时所说的“有些作者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进行描述”，其实隐藏着自己对纯粹按时间罗列事件的手法的不满。

他曾说过：传记作者“去校准文学史中某一微不足道的细节是非常无聊而且是自找麻烦的举动；这种工作不需要作家具备任何对于生活的深邃理解力”（Boswell, 1917: 8），不过“如果这些信息像雨点一样从天而降，我会伸手去接；但是我不会费尽心思地去寻找，这无异于给自己找麻烦”（Boswell, 1934: 334）。这种不屑于单纯记录事实的态度一方面表明了约翰生强调“真实”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对传记真实性的反作用力——文学想象力——的欣赏和赞叹。《诗人传》前四卷出版时约翰生已经69岁高龄。他在搜寻第一手资料方面所表现的懈怠情有可原。他曾说过，（关于德莱顿）“要确认文学史中的小事件既乏味又麻烦，它需要的不是很强的理解力，而须依赖一些没法调查的、取材于不在手边的书和小册子”（Altick 54）。所以对于他无法确认的、有争议的事情，他不希望被当作事实真相。他在为罗斯考曼（Roscommon）作传时写到：“人物就是这样写就的，我们了解一些，其余全靠想象”（Altick 58）。

约翰生在《诗人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单纯的记录和收集信息并不会令真实重现。所以在《艾迪生传》中，他这样说：“我写就的文章没有大的错误，但并不能宣称所有的都是真实的”（陈茵，第145页），因为他清楚“人物生平中的生活和那个人真正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Boswell, II：125）。

4．传记与艺术性(https://www.xing528.com)

约翰生虽然未曾讲过对传记艺术性的重视，但他把这一思想践行于自己所有的传记作品中。《诗人传》语言简洁、精炼、干净、利落，不像人们想象的“笨拙的句子中充满了大量对称的从句和先行词、分号及冗长的拉丁词汇”。他在句子转换方面有着奇才大智，往往几个简单的词汇就可以构建成一个道德的世界；一个个抽象的语词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充满了诱惑力。他的评论很少局限于理论或形而上学式的空谈，但却毋庸置疑受其写作经历的影响和印证。在《萨维奇传》中，作者在结尾处用精炼的言语动情地告诉读者：“这就是理查德·萨维奇的生与死，一个善良和邪恶并举，瑕疵与能力皆不寻常的人”（鲍斯威尔，第329页）。约翰生看到了传主的生活，更理解了他的生命。他用如椽之笔描绘出一幅幅富有诗意的肖像画，让人觉得美不仅在于真实，更在于作者对语言的想象的驾驭。

约翰生的传记

约翰生对传记的兴趣非同寻常。1738到1756年间，他就写过不少传记性的故事，但均属于雇佣文人笔下的产物，从中看不到《诗人传》（完成于1777-1781年间）中凸显的主题、隽永的词语和深刻的人物分析，但他生动的智慧、开阔的思想、机敏的才情都从中显露出来。

在鲍斯威尔认识他之前，他计划要写国王阿尔弗莱德传、一些哲学家的传记，并编辑有关普鲁塔克和沃尔顿的传记，很遗憾都没有完成。他来伦敦之初，就开始为杂志撰写一些风格各异的传记文章。从年轻的学者到伟人弗雷德里克·威廉姆斯（Frederick William），从意大利历史学家神父保罗（Father Paul）到荷兰的科学家博哈武（Boerhaave），从冒险家兼诗人萨维奇到文学隐士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从海上的船长布雷克（Blake）到书商爱德华·科威（Edward Cave），无不成了他的传主。他以实际的事例告诉人们，尽管传记记录的是事实，但也不能忽略文体的巧妙作用。其中罗杰·阿斯科姆的贫穷让他联想到世上的公平和运气：“现在我们无法说清他的贫穷是出自他的过错还是他人的过错。但可以肯定的是很多富人确实没有长处。”“阿斯科姆在53岁辞世，……谁又能说得请他是死于长处还是被营救出灾难？”（转引自Stauffer, 1970: 397）

1740年，约翰生为《绅士杂志》写的《海军上将布莱克传》（“Life of Admiral Blake”），被公认为他早期传记作品的代表。他这样评说写这篇传记的目的：“在一个国家卷入复仇的战争的时候，撰写一个值得后人敬佩的指挥官为了自己国家的荣誉和权力而战的故事，似乎很适合读者。因此我将简明扼要地叙述海军将领布莱克的故事和行为，公正地表现他的勇敢和事迹”（Longaker 322）。在故事结尾，约翰生以自己惯有的风格写道：“我不得不带着遗憾告诉大家，王位复辟一年后，他的遗体被下令埋进圣玛格丽特墓地的一个坑里。如果他杀死查尔斯一世有罪，这样侮辱他的身体是个不善的报复；然而，他是无辜的，这样做就太没人性，或者太忘恩负义了。古人云：‘不要让任何人用胡须去拉一头死狮’”（Ibid. 324）。

到了1744年，约翰生作为传记家的天赋达到顶峰。他仅用36小时就完成了《萨维奇传》，后被收录在《诗人传》中。这篇传记成了英国传记发展中的里程碑，为18世纪前半叶的传记及其结构形式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从传记的角度来说，它位居52个诗人传之首（Ibid. 325）。

1777年复活节的前一天，一位来自伦敦的出版商找到了约翰生，就其在爱丁堡出版、伦敦已经有销售的、打印错误很多的《诗人传》进行协商，期望出一版更标准的版本，即每一位诗人前写一篇传记性质的批评性文章。68岁的约翰生这时已颇有名气。他以200几尼（英国旧金币）要价和出版商追加的100几尼签订了合同。这是一次激发他兴趣的机会，属于“文学中的传记部分”——他最最钟爱的事。在英国除了德莱顿曾在《普鲁塔克传》（英文译本）中学究式地简要讨论过普鲁塔克的生活之外，约翰生成了第一位严肃对待传记的英国批评家。

1777年，当长篇传记迅速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学形式时，约翰生的《诗人传》问世。18世纪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这本书一样受读者和评论家们的热议和钟爱。他本想4年内完成，但结果并不乐观。他说，《诗人传》是“用我最惯常的方法，详尽而仓促而成。常常不想工作，但工作起来又充满活力和草率。”用鲍斯威尔的话说，“这是约翰生所有作品中最为广泛阅读、趣味性最强的作品”（Altick 50）。

一位署名为“W. R”的人这样评论《诗人传》：“世人都应该感谢有着一颗诚实的心、机敏的思想和非凡才情的约翰生博士在传记方面的贡献。他所描绘的传记人物个性鲜明、真实，让我们觉得他们好像自己的家人一样”（Stauffer, 1970: 393）。《诗人传》中更是充满了丰富成熟的思想。他在评价约瑟夫·艾迪生时说道：“我用批评的眼光观照人生的重要内容，从计谋深处到情感表层把玩人的心灵。”这种来之不易的生命知识弥散于整个传记文本的每一页。他的风趣和智谋似乎永远用之不竭。尽管他的行为有时刻薄尖酸、冷峻，但作品读起来却让人心旷神怡。看看他写的下面一段话：

据了解，（Waller的）妻子因他的诗歌而获胜。尽管关于她一概没有提过，但她确实为他生过很多孩子。毫无疑问，他歌颂了那些他不敢与之结婚的女人，或许却与他羞于歌颂的女人结了婚。很多特质构成家庭的幸福，但诗词却并没饰其以颜色。很多的氛围和妙语可以愉悦想像，但那些吹嘘它的人却永远得不到。魅力只存在于远距离的赞美。再没有比火焰更宏伟的奇观了。（Altick 51）

谈到诗人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ns）时，约翰生说他，“构思过很多书，但他最大的毛病是优柔寡断或是经常出现的对其计划的随时打断。因而他苦于没有一个固定的追求目标。一个连自己的晚餐都不能确定或看见债权人就颤抖的人是不会习惯于抽象思维或远虑的人”（Altick 52）。

谈到斯波兰特（Sprat）对于早期诗人的素描，他说，“他对待友谊的热情或雄辩的志向所创造出的不是历史，而是葬礼上的演讲：他对诗人考利（Cowley）除了长篇的颂文之外，几乎看不到他生活中的任何细节描写”（Altick 54）。而在他的《诗人传》中，我们看到的自然不是颂辞，而是公正。

然而，约翰生也有出错的时候。信息不全、误读资料和他的政治、宗教偏见（特别是对弥尔顿的误读）影响了他对一些事件和动机的公正把握。因为手头占有资料的不均衡，叙述缺少平衡。某些传主的重要事件缺乏必要的信息，而有些不太重要的事件却因为占有资料的富足而占据了很大的空间。这成了《诗人传》最大的缺陷。约翰生喜欢事实的杂陈胜过连贯的描述，他的笔触不停地在各大要点间跳动，喜欢随意停留于自己偏爱或同情或意欲讽刺的人物特点或史料上面，毫不吝惜地泼墨挥洒。不过这种随意性所造成的不均衡有时也是作者有意为之，比如德莱顿的生平故事，尽管占据的资料不会少，但记叙他的篇幅并不多。

同时，《诗人传》的结构显然没有像它的内容一样精彩。像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传记作品一样，作者简单地将资料按时间、年代挂靠在一起，长短比例的分配与布局不够精当契合。而也许正因为还没有像新古典主义美学在建筑、绘画和音乐等方面主张的那样必须有某种结构上的逻辑对应关系，传记才没有被纳入文学艺术的行列。

总之，《诗人传》的经典性不在于它的精神启示，而在于其丰富的见解。《诗人传》具备一切优秀的传记应有的特质：孜孜不倦地探求传主的本真；传记作者用自己的社会经历来解读叙述中的道德和伦理；作者惯有的怀疑主义精神；等等。约翰生的名字，和他伟大的传记作品一起，为这一文学形式增添了尊贵和荣耀，增强了这一时代的人们对传记的兴趣。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世纪、哪一部作品能使人意识到传记的可能性和价值。约翰生的《诗人传》向后来的文人学者、批评家、传记作家们提出了挑战。它是约翰生投入“已经涟漪四起的传记池塘里的一块巨石，水花开始溅散向更有趣味性和重要性的地方”（Longaker 404）。

鲍斯威尔曾经预言，“这是一部可能会被广泛传阅和喜闻乐见的作品”。人物分析的紧凑、敏锐和透彻，18世纪评判生命和作品的标准和观念，作者的文学个性和人格魅力等都是《诗人传》留给真正的传记读者们的厚重的精神遗产。

约翰生的文学圈

随着约翰生经济条件的逐渐改善、学术上的声名鹊起——都柏林和牛津两所大学都授予他博士学位，他的身边聚拢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其中大多为伦敦的文人墨客。不必再为每日的面包奔忙，约翰生便喜欢同朋友们聚会聊天，而他雄辩的口才在每日的运用中得以极致地发挥。1764年约翰生建立了著名的文学俱乐部（Literary Club）。画家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 1723-1792）、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著名演员加里克（David Garrick, 1717-1779）、剧作家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1751-1816）、文坛多才多艺的怪人哥德史密斯等都是俱乐部的成员。他以自己的广博学识和人格魅力影响着周围的每一个人。雷诺兹观察到：“他们所有人都以热爱真实和准确为荣，如果他们不与约翰生相识的话，他们不会爱好到如此程度”（Boswell, 1934: 278）。

这段时期的约翰生以广博风趣的谈话闻名，他睿智敏捷的辩论尤为精当。作为当时文坛的一代盟主，他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即使片言只语，也被众口相传，当作屑金碎玉。他学识广博，谈吐诙谐机智，措辞优雅，声音洪亮，发表意见或反驳别人时铿锵有力，滔滔不绝。他在许多场合垄断话题，对在场的许多人进行调侃，能就任何话题进行深刻和令人难忘的谈论。他的文学圈内人士对他连续几小时的高谈阔论从不厌倦，总显得兴致勃勃，全神贯注。不少人当场受他的嘲讽也不生气。第二天约翰生的一些“名言”就会传遍全伦敦。到了傍晚，听众们又会聚集在他身边，渴望听到更多的精言妙句。

约翰生把谈话视作是对自己知性活力和应变技巧的试验，因此是无法容忍辩论中的劣势地位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约翰生的文学圈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温暖港湾，这里人们最易看到的不是文人们的和平相处，而是约翰生时不时的偏激、他的愤世嫉俗、他对真的追求、他保守的政治观念和不畏强势的勇气和信心。

约翰生一生都鄙视喜剧演员，包括和他关系非同寻常的演员加里克和谢里丹，他极端地把演员比作“在桌子上或凳子上做鬼脸以逗人的狗”。加里克是约翰生的学生，是和他一道来伦敦谋生的伙伴。尽管学识和天资与约翰生相比都要逊色，但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名利双收，成了伦敦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后来做了德鲁瑞剧院的经理后，他提出把约翰生一直被演艺界拒之门外的《艾琳》搬上舞台。但固执的约翰生坚决反对对其剧本做任何修改以利于舞台剧演出，两人就此发生不少争辩和冲突。约翰生经常以不失时机地纠正他的错误挫其锐气为荣。对于演员谢里丹的演出，约翰生这样说：“我认为他没有能力担当值得尊敬或具有优雅品格的角色，他两者都不具备。一些过着平常生活的人却能够在舞台上表演。他说话时的声嘶力竭很令人讨厌，小声说话时别人又根本听不见……”（Boswell, 1934: 260）。听说谢里丹也获得200镑年金时，他觉得自己很受辱，声称自己想要放弃。这些话大大刺激了一直很崇敬他的谢里丹，后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借机把他描述为“在小人横行的日子里有着巨大声望的作家”，两位文人的水火不容不能不说是文学圈里的一个遗憾。约翰生的怀才不遇和落魄强化了他对世态炎凉的敏锐和审视，演艺界人士的轻易成功固然是他无法接受的。

哥德史密斯是约翰生文学圈内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他与约翰生关系的亲密连鲍斯威尔也难以望其项背，被认为是当时约翰生最亮丽的“装饰”之一。约翰生对哥德史密斯在每一个场合都试图炫耀自己的个性颇为不满，两人因此而时有冲突，但这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关系。哥德史密斯出于对约翰生的崇敬，也把《屈身求爱》题献给约翰生，以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把这本小小的剧本赠与您并不足以表达我对您的敬意，但我确实无比荣幸地向公众宣告我曾经和您有着多年的亲密关系。这也可以满足人们的兴趣，使他们了解在一个人物身上也可以发现最伟大的智慧，但又无须损害最真挚的虔诚”（Boswell-II, 1934: 6）。

其实在约翰生的文学圈子内，我们看到的并非全都是他的机智和咄咄逼人。他与鲍斯威尔之间的关系就相对平和了许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约翰生对鲍斯威尔起到了父亲的作用。波特尔写到：“他敞开了心扉，向约翰生讲述了自己跌宕生活的全部故事：他的宗教信仰变化，他与父亲的争执，他的风流韵事。他把自己交给了约翰生，恳求指点”（Pottle 117）。约翰生虽然对苏格兰存有偏见，但他却特别看中鲍斯威尔的亲切、勤奋的个性、开放的爱心和他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他们共同生活的465天内，鲍斯威尔提了成千上万个问题，引导这位博学的怪才有机会在一个忠实而聪明的听众面前恣意博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促使他进一步思考和运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而面对约翰生的奚落和嘲讽，鲍斯威尔曾经信心受挫，但约翰生的善良和伟大的人格魅力让他克服了一切心理的障碍和年龄、性格、兴趣、爱好诸多方面的不同，最终两人结成师生兼朋友的深厚友谊。约翰生鼓励他坚持真实，告诉他准确的、真实的家庭琐事是传记的本质。鲍斯威尔融会贯通了约翰生思想的点点滴滴，并将其汇集成连贯的传记模式。而《约翰生博士传》就是阐释鲍斯威尔传记主张和理论的最好蓝本。很难说是鲍斯威尔的睿智和巧慧成全了约翰生，还是约翰生的生命光辉激发了鲍斯威尔的灵感和观察，总之，18世纪的英国乃至整个传记史绝对不可或缺的一页正是鲍斯威尔的《约翰生博士传》。

约翰生的文学圈慰藉了他惯常孤独的灵魂，激发了他的才情和思维，历练了他的思辨和胆识。这里鸿儒满座，智者思想激扬。18世纪理性的力量张扬的正是人类自己的进一步独立和生命个体更充分的自由，而理性的思想养料也因此孕育成文学中自由人性的灿烂之花。英国18世纪传记文学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从这里迸发出的思想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