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国短篇传记发展史

（John Aubrey, 1626-1697）

17世纪英国短篇传记发展迅速，涌现了约翰·奥布莱、罗杰·诺斯（Roger North, 1653-1734）、托马斯·富勒、安东尼·伍德等一大批杰出的短篇传记作家。奥布莱是其中最出色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布莱作为英国皇家学会最初的成员之一，深受当时兴起的新科学影响，强调传记和历史写作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例如他的历史著作《威尔特郡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Wiltshire, 1656-1691）致力于客观地研究和认识各种现象。他的传记合集《奥布莱的传记》则与之前的圣徒传传统彻底决裂。在这部作品中，奥布莱不再根据道德教化目的组织、加工材料，而是通过细节刻画人物与众不同的个性并注重传记叙述的全面性，力求展现传主的私密生活，并在传记中展现出敏锐的观察力、理解力和栩栩如生的表现能力。在他的传记中，传主不再像之前的传记一样局限于名人，而是扩展到普通民众；传记的叙述也不再局限于传主的公众生活，而是兼顾到私密生活。因此，奥布莱被誉为“17世纪英国最具原创性的传记作家”（Pritchard 172）。

与圣徒传传统的决裂

奥布莱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结识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例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等，他对印刷术、天文学、历史、民俗、教育、数学、绘画也都颇有研究。在当时兴起的科学理性思潮的影响下，中世纪的神学研究逐渐向现代自然科学过渡，而科学的革命以及由此产生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吸引了奥布莱，他的思想被这种“培根式的、经验主义的新观点或自然哲学”所占据（Aubrey, 1972：xvii）。这不仅使他在传记中一反为帝王将相和神职人员立传的传统（传记中有关科学家的篇幅大大超过神职人员，仅数学家的传记就占约五分之一篇幅），而且使他意识到圣徒传中种种不实之处，因而不愿塑造片面的、典型的人物形象以实施教化作用。他力图将科学研究中的经验主义运用到传记中，全面、客观地再现传主的生平，体现出现代传记的意识。这一想法反映了当时新科学对于传记的冲击，即传者希望通过如实记录客观事实，表现出传主真实的面貌。这一思潮导致1660—1700年这一时期成为英国传记的分水岭和升华期，并为18世纪英国传记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经验主义、归纳法与‘新科学’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起来并应用于一系列著作中……它们就是传记。它们不仅精确、详细，而且还是关于人类的生动的、有说服力的绘卷”，奥布莱和德莱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de Sola Pinto 31）。

受新科学的影响，奥布莱在传记写作中十分反感之前的圣徒传传统，他竭力打破这一桎梏。圣徒传通常在写作之前根据道德教化的需要预设传主的人物性格，然后以此为框架，依照严格的规范和传统对传主的生平进行筛选和加工；为了刻画出模范的人物形象供读者模仿学习，甚至不惜刻意压制、隐瞒、篡改、捏造某些事实。奥布莱完全摒弃了这一传统。他首先反对德莱顿等人倡导的以道德教化作为传记写作的目的，认为这样做会忽视人物的各种细节，读之索然无味。其次他反对事先预设人物性格，而是力求通过对传主生平的叙述总结归纳出传主的人物形象。最后，他为了避免材料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受破坏，不惜打破作品严谨的结构并拒绝进行修饰加工，结果使其传记结构十分松散，成为“传记性的人物速写”（杨正润，1994: 245）。在传记中，奥布莱力图展现传主每个方面的细节，甚至对传主的性生活直言不讳。针对理查德·布莱克波恩博士（Dr. Richard Blackburne）为自己好友霍布斯所写的传记，奥布莱在写给安东尼·伍德的信中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现在我声明，赞歌手和历史学家的职责是十分不同的……我从来没听说哪位智者（除非他是一位考古学家）曾写过出色的墓志铭，此类文章让读者对这位逝者一无所知，仅仅是耳中充斥了歌功颂德之词”（转引自Prichard 174）。针对这一问题，奥布莱道出了自己恪守客观真实性的立传原则：“除了真实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赤裸裸、不加修饰的真实，这种真实毫无遮掩，即使是最隐秘之处也呈现出来，其中许多段落会让年轻的未婚姑娘羞赧不已”，其原因在于他不满现有的传记和历史中所缺乏的对客观事实的尊重：“在已出版的历史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什么不确定性呢？它们有些是不敢道出真相，有些是因为缺少信息（由于事件已经变得久远了）而使真相变得模糊甚至一片暗淡！我在此不会重复业已出版的内容（我将尽力挖掘我的回忆），而且我始终将自己想象成与你展开对话”（Kite 58）。由此可见，奥布莱的传记采用了同读者对话的方式将传主的全貌娓娓道来，他不仅在传记中表现出同时代人所无法实现的真实性和全面性，而且力图展开微小的细节描写以突出传主不同于他人的个性，避免隐瞒某些事实（包括传主令人生厌之处甚至他的性生活），这也是当时传记所罕见的。这种与传统彻底决裂、激进地追求传记写作中的客观性和全面性的做法，导致奥布莱的传记无法在他的有生之年出版。

奥布莱传记中的真实性和全面性

如上文所述，奥布莱传记的特点是真实性和全面性，这在当时尚未经过科学理性彻底洗礼的时代中难能可贵。他之所以能够在传记中恪守客观真实性，是因为他能够通过与众多传主的友谊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对待历史事实坚持严谨求实的态度，以及他在传记写作中始终秉承公正中立的原则。

奥布莱身为贵族成员和皇家学会的早期成员，能够跻身上流社会，接触到显赫的人物；他为人随和，待人以诚，宽以待人，深受朋友的欢迎。因此他的好友都愿意向他吐露一些不为人知的轶闻趣事，这便于他收集传记素材。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解能力，奥布莱不懈地收集各种第一手事实材料，确保了传记的真实可靠，因而具有权威性。例如，当时有多位传记作家为哲学家霍布斯立传，但唯有奥布莱的传记是利用与传主亲密接触所获取的第一手素材写作而成的；他为解剖学家哈维写作传记而被誉为“第一位为这位圣贤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录的权威”（Keynes 3）。因此，他不像其他传记作家那样依赖于前人的书面资料，而是利用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展开原创活动，不辞劳苦地从与朋友的交谈中记录下各种内幕信息和爆料。但是，他传记中的客观性却常常被后人误解，甚至被认为是偏听偏信。这是因为奥布莱不仅是传记作家，还是民俗学家，他的传记著作直到1813年才得以出版，而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杂录集》（Miscellanies, 1696）中却充斥对怪力乱神的描写，这不禁使人误以为作者也相信迷信。殊不知奥布莱是为了抢救民间风俗与传说，在它们湮没在历史长河之前，将其收集保存以备后世研究所用，故而在《杂录集》中用大量篇幅叙述科学无法解释的奇闻怪谈。

与民俗著作相反，奥布莱在传记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质，体现出现代传记追求精确的考据精神。首先，他坚持质疑精神，绝不偏听偏信，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对待历史事实。由于奥布莱能够直接获取信息，因此他可以通过直接提问将信息补充完全。不仅如此，他在提供历史事实的同时，也给出了材料的出处以供读者进行评估，而且经常在叙述中告知读者是何人向他透露相关轶事的，以供读者求证。他的传记也绝非偏听偏信，虽然后人常指责他的传记中存在大量道听途说的内容，但他总是明确地在文中指出，并提醒读者这些并非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他认为信息可疑或不确切，他的叙述就十分谨慎并且在叙述中坦率地表明这一点。因此，即便奥布莱传记中存在不实之处，他“至少花费了大量精力寻找最可靠的信息来源”（Altick 16）。

其次，奥布莱力求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实现传记写作的精确性。其他传记作家常常会刻意掩饰自己对传主某些情况的无知，但奥布莱却毫不隐瞒自己未能掌握某些材料的事实。当他无法获取某些信息时，他就在传记中留出空白；而当某个历史事实存在争议时，他会将该事实的各个版本均收录文中。这充分证明奥布莱是一位认真负责、严谨准确的叙述者。但这也导致其传记因缺乏组织性和精巧完善的结构而成为传记速写并ë受诟病。他在短篇传记《弥尔顿传》中繁琐而详尽的注释就是一例。达比舒亚对此给出了中肯的评价：“任何愿意阅读奥布莱在弥尔顿传记中注释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他是费尽了心血从最好的资料来源获取了事实，并采用了系统的手法”（Darbishire xxxv）。

最后，奥布莱能够在处理材料时秉承公正中立的原则。他反对在传记中粉饰传主的生平，拒绝以自己的推断代替客观事实，力求在材料的处理中尽可能保证传记的真实性。因此，他不仅能避免为了某种目的需要塑造出传主的某一侧面而压制、修改事实，而且意识到了当时的传记叙述传统对真实性的破坏。当时传记写作中普遍存在的对事实的加工行为常常会掩盖真实性，意义在叙述过程中常常被扭曲、增减。而在奥布莱的传记中，他对材料的处理目的是让材料更加清晰，表现出其原本的意义，绝不将本人的臆断转化为事实写入传记。因此达比舒亚称“他认真的删除、更正行为使人们能够信任他的作品”，而且“他对于夸张做法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安”（Ibid. xxxviii）。

正因为奥布莱在传记中尊重事实，他的传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经得起后世的考证。例如，奥布莱同参与王政复辟的人物之间结下友谊，由此他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在传记中揭开了蒙克将军（George Monck, 1608-1670）在王政复辟中倒戈，协助查理二世复辟的真正动机。他的记载尽管令人难以置信，其真实性却在之后得以证实。由此可见他的传记作为历史文献所具有的准确性和价值。

奥布莱之所以能够在传记中做到尊重客观事实，在于他能够坚持公正中立的原则。17世纪政治局势动荡，宗教和政治纷争层出不穷，出版业的兴起更是让传记成为教派斗争或政治斗争的工具。传记经常为传主歌功颂德或对其横加诽谤，而以沃尔顿为代表的传记作家大多缺乏中立性，他们满怀热情地认同于某一宗教派别、政治体制或个人。因此，传记作家的个人立场经常影响传记写作，传记自然无法实现客观中立。在此语境中，奥布莱却能远离当时动荡的政治局面，坚持中立性。他蛰居于皇家学会这片躲避世俗和宗教纷争的净土中潜心写作，不受政治宗教派别或道德教化目的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纯粹性”传记作家所具有的品质^［10］（Nicolson, 1933: 9-12）。他虽然是英国国教教徒，但由于受好友霍布斯影响，对任何宗教都漠不关心，能够在宗教问题上不拘泥于教派之争，保持中立。他作为贵族成员，政治立场自然属于保皇派并同情保皇党人，但他从未参加过内战，也没有参与保皇派的任何阴谋活动。他在传记中对政见分歧泰然处之，目光始终未被政治立场所蒙蔽。因此，无论是描写他所敬佩的人物或受共和国迫害的保皇党人，还是叙述议会派人物（例如他高度评价了议会派成员亨利·马丁的爱国情怀），他都能确保叙述的中立，避免传记陷入政治纷争的泥淖，伤害传记的客观性。因此，他既没有利用传记证明或阐释某项理论，也摆脱了教化目的，如实地展现出传主的原貌，这是他超越当时时代的过人之处。

正因为奥布莱在传记中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因此他坚决反对英国传记中为纪念传主而立传的传统，并对“为尊者讳”的做法深恶痛绝。在此原则指导下，奥布莱的目光不局限于杰出个人，也不仅限于人物光辉的一面。他的传记中展现了英国国民的众生百态，只要人物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就可以成为他的传主，充分体现出传记的民主化发展趋势。正如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 1905-2000）所言：“这是一幅织锦绘，它刻画了英吉利民族中的智者和愚人、心怀坦荡的人和道貌岸然的人、举止乖张的人、精神忧郁的人和伟大的人”（Powell 13）。

奥布莱不仅为普通大众立传，而且在传记中将传主的全貌如实展现在读者眼前。以往的传记通常强调传主功成名就的时期而忽视童年时期，这其中尤以圣徒传为甚，但奥布莱却认识到童年时期的重要性。尽管他的传记篇幅较短，却依然突出了传主年幼时的情形。他不仅意识到传主童年时期的天赋对之后人生的影响，而且注重描写传主早年的人物性格和个性，这体现了他立传的超前意识。在刻画人物方面，奥布莱从各个方面突出人物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之处，例如人物的外貌、衣着、言谈、举止、嗜好、怪癖。他的视野也进入了传主个人的隐私生活，以前所未有的坦诚展现传主私下里亲密的一面，努力展现传主作为人的各个方面。因此，有研究在将奥布莱与同时代的克拉兰顿伯爵（Edward Hyde, Earl of Clarendon, 1609-1674）做比较后发现，克拉兰顿更注重伦理，更注重理想化的描写，其传记更像是在写英雄人物而不是人，而奥布莱则更为坦率，他像一位新闻记者一样报导传主的生平（Kite 132）。因此，他的传记具有同时代其他传记不可比拟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反传统性。但由于当时的传记传统主张塑造传主受人敬仰的光辉形象，因此奥氏传记中许多内容是不入主流的，甚至对传主大为不敬。正因为奥布莱奉行这种过于直言不讳的立传原则，他的传记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而无法付梓，也正因为奥布莱不打算出版这部传记，他才能够在写作中畅所欲言。他在前言中指出：“现在这些隐秘之事还不适合公之于世，这要等到大约30年后；届时笔者与其中的人物都会（像树上的果子一样）不在人间”（Aubrey, 1898：I-12）。

奥布莱传记的艺术性

奥布莱的过人之处不仅体现于力求传记的客观全面，而且表现出出色的艺术性，使传记向文学迈进了一大步。这主要体现在通过轶事和个性化的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以及通过生动的描写实现传记的娱乐功用。

奥布莱在新科学的影响下，在传记中不仅力求客观公正，而且竭力追求传记的艺术性。在奥布莱的时代，由于普鲁塔克的影响，许多传记作家已经意识到轶事对刻画人物性格的作用。约翰·德莱顿认为，传记应当描述“细致入微的环境以及生活中的琐碎细节”（Dryden, 1971: 275）；而威廉·温斯坦利（William Winstanley）则认为“传记作家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要描绘伟人琐碎、私密的一面”，他进而指出，只有如实展示人物各方面才能实现真相。因此，应当“扯去伟人的加法和伪装，展现他们本来的面目”，让他们“在私下里抛开表现出来的习惯，显露出自己的本性”（转引自Barker 149）。奥布莱同样如此，凡是能够突出人物性格的细微之处，他都不遗余力地将其表现出来。为了表现人物真实的一面，奥布莱善于抓住最具说服力的轶事，通过两三件轶事揭示人物真实的一面。奥布莱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于突出人物个性，力求细节细致入微，强调人物私密方面上。

奥布莱传记艺术的过人之处是通过细节描写突出人物个性。法国作家马塞尔·施沃布（Marcel Schwob, 1867-1905）区分了艺术与历史的写作手法，即历史科学让人们不了解个人；与此相反，艺术应当描绘个体，表现出特殊性（Schwob 10）。传记作家作为艺术家，其责任并非记录事实，而是要塑造出比现实世界更新、更好的现实（Ibid. 20）。奥布莱正是以艺术家的眼光对待传记写作，他对人物个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传记中努力探索人物的个性和生活，极为重视传主区别于他人的个体差异性。因此他拒绝遵循圣徒传传统塑造千篇一律的人物形象，不愿意选取规范认可且能够强化规范的人物共性，而是遴选出最能体现传主人物个性的细节，甚至通过衣着、发型、声音这些前人较少涉足的侧面，着力展现出人物与众不同的个性。在他看来，各种各样的人物个性要比人物的成就更具吸引力，因此他的立传范围扩大到普罗大众，其中许多人物是第一次成为传主。例如他为一个无名之辈马丁·莱维林（Martin Lluelyn）立传，原因仅仅是他的父亲在几个兄弟中排行第七，而马丁本人也在兄弟中排行第七而已。在他的笔下，无论是政治家、将军、文人、手工匠都表现出不同于他人的特质，绝不会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这也使他的传记具有高度的独创性。法国传记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 1885-1967）对此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他发现“奥布莱和鲍斯威尔的长处就在于他们对细节的喜好”，而奥布莱竭力付诸笔端的就是传主身上显著的个性化细节特征（Mauris 66）。W. H. 奥登也认为奥布莱对特殊性的嗜好使他的传记成为最出色的历史文献和艺术作品（Auden 130-134）。(https://www.xing528.com)

为了凸显人物个性，奥布莱在刻画人物时力求细节细致入微。他的传记篇幅虽短，却能够有力地通过琐碎的轶事刻画人物个性，这使他从同时代的传记作家中脱颖而出。在17世纪的传记中，作家遵循传统的立传手法，将传记视为宣扬道德模范人物的载体，以为人物歌功颂德为己任。因此，他们普遍注重人物的模范品德、忽视人物的琐碎细微之处，因而通常模糊地再现人物形象。例如伯尔奈特虽成功刻画出传主高大威严的形象，但他未能展开细腻的描写，导致人物形象模糊。与此相反，奥布莱善于通过细节产生出色的效果。例如他在对培根作肖像描写时，称“他有一双灵巧、充满生气的淡褐色眼睛，哈维博士告诉我这宛如一双蝰蛇的眼睛”（Aubrey, 1898：I-72）；他在描写托马斯·摩根爵士（Sir Thomas Morgan, 1604-1679）时提到，“他们拜访了他（托马斯·摩根）。他们以为他身材魁梧，就像阿喀琉斯一般，结果发现他五短身材，比侏儒也高不了多少……他抽着大约3英寸长的烟斗，头戴一顶绿帽子。他的声音非常细，而且当他对士兵们恼火时向他们吼着‘小鬼，看我不打破你们的脑袋！’这声音就像太监发出来的一样”（Ibid. I-87）。由此可见，奥布莱并非树立传主光辉的正面形象，而是从具有代表性的细节着手，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传主的与众不同之处。

奥布莱在传记中更注重人物的私密生活而非其成就或公众生活。他的传记短小精悍，不可能对传主的成就或学术作品展开深入分析，因而他对此只是笼统地介绍。施沃布认为“他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不要认为他错误地评价了霍布斯或笛卡尔作为哲学家的价值。他只不过对此不感兴趣”（Schwob 18）。他感兴趣的是人物在私密生活中所展示的“真我”，并且采用与伍德对话的口吻娓娓道来，使其传记具有高度的亲密性。这种亲密传记的手法虽然已被与他同时代的沃尔顿等人运用于传记中，但沃尔顿等人的目的是为了在私密生活中将传主神圣化，塑造理想的人物形象，以更好地体现传主的模范性供读者模仿；而奥布莱笔下赫赫有名的人物在私密生活中与普通人并无显著不同，他们同样有七情六欲和各种瑕疵，也随时会做出不体面的举动。例如他在为自己好友、著名哲学家霍布斯所作的传记中指出：“和谐的灵魂是不会憎恨女性的，（霍布斯）也不会对一瓶美酒产生厌恶之情……会豪饮到呕吐不已，这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Aubrey, 1898：I-350）。他甚至将传主的床笫生活写入传记，这些都与根深蒂固的英国传记传统格格不入。实际上，奥布莱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一脉相承，他一反之前基督教对于人性的桎梏以及灵肉二元对立，抵制圣徒传宣扬禁欲主义和扼杀人性。他对于传主私人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种种离经叛道之举和人性的弱点非但没有批判，反而持容忍态度。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何对外表的艳丽可人和常人的七情六欲津津乐道，也对培根奢华的排场艳羡不已。

奥布莱的传记之所以大胆地背离传统，是由其立传目的所决定的。他并不打算出版传记，而是要将传记用作后世研究的历史资料和自娱自乐，以满足自己对他人生活的好奇心，因此他传记中的娱乐性功用十分突出。一方面，奥布莱的传记中充满了有趣的志人志怪内容。他在《杂录集》等民俗作品中就收集了许多匪夷所思的神异鬼怪故事，在传记中则将大量篇幅用于叙述人物的趣事，因此探险家、作家、科学家等各类人物的故事都能深深吸引读者。斯托弗肯定了奥布莱传记的娱乐性，他指出“富勒与奥布莱都强调有趣轶事的价值”（Stauffer, 1930: 280）；另一方面，他擅长生动、戏剧性的描述，重视栩栩如生地表现人物，使读者身临其境地观察人物。通过他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人物不再是一幅静止的肖像画，而是多幅的动态的画卷。传记中除了有大量生动、鲜明的人物素描之外，还通过生动活泼的语言、恰到好处的幽默和反讽手法令读者爱不释手。因此，“在鲍斯威尔精妙地再现约翰生的外貌、衣着、仪态之前，英国无人能在此方面（肖像描写）与奥布莱媲美”（Pritchard 183）。

评　价

奥布莱的传记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它摆脱了历史和宗教的束缚，更具现代传记特点。奥布莱在传记中追求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并恪守公正中立的原则，这打破了英国圣徒传传统，即传记的目的是为宣扬宗教教义提供神圣光辉的模范。他还力求通过轶事和个性化的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通过生动的描写实现传记的娱乐功用，使传记成为优秀的艺术作品，这打破了英国传记中围绕人物叙述其成就和公众生活的历史叙述传统。奥布莱很清楚自己离经叛道的传记创作手法无法为当时所接受，他没有打算在有生之年出版传记，而是预见到自己的立传手法将在一百年后盛行于世。他的价值被同样力图打破传统桎梏的20世纪作家斯特拉奇发现。斯特拉奇十分欣赏奥布莱的传记风格，他发现了奥布莱竭力展示真实面貌的特点与现代“揭丑派（debunker）”之间的密切联系，并欣赏他传记中的“准确性”和“趣味性”，他提出“传记应当像鲍斯威尔的一样长，或是像奥布莱的一样短”，因为奥布莱的传记扬弃了多余的部分，只保留其中的精华，因而使“我们获得纯粹的本质”（Strachey, 1931: 28-29）。

奥布莱之所以能革新当时的传记手法，创作出一部传世之作，是因为他未将传记付诸出版，因而能逃避当时传统对传记的规训。遗憾的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由于他的传记直到19世纪才公之于世，因此他未能用自己的才华对当时的英国传记发展做出贡献。诚如美国学者理查德·D·阿尔提克（Richard D. Altick）所言，奥布莱的天赋本可以在17世纪末对英国传记发展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结果却“未对他当时的传记艺术产生任何影响”，只得“等待手法更为系统化的詹姆斯·鲍斯威尔将此发扬光大”（Altick 27）。

注释

［1］古罗马文学分为共和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3个时期。进入白银时期后，古罗马文学已度过了黄金时期的辉煌，此时罗马统治日渐式微，权力斗争激烈，该阶段的主要成就为讽刺文学与传记的兴盛。

［2］早期的小说普遍采用传记、回忆录、书信、游记等各类传记体，18世纪最杰出的四大小说家亦不例外，如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传》、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与《一个骑士的回忆录》、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与《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理查逊的《帕米拉》与《克拉丽莎》等。理查逊在《克拉丽莎》中甚至公然声称这是真实的书信，并对沃伯顿主教（Bishop Warburton, 1698-1779）在所作前言中称其为小说而大为不满，并在第二版中删去了沃伯顿主教的前言（Wallace 58）。

［3］哈贝马斯借鉴康德的研究指出，公共空间是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公共国家与私人公民之间思想自由交流的接触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商业的发展，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后期出现公共空间（McRae 14）。

［4］英国1641年取消出版审查，克伦威尔执政后又恢复了出版审查，此后1679年再度取消出版审查，直到1695年才永远取消出版审查制度。

［5］英国平均识字率在17世纪大幅提高，全国男性文盲由1640年的70％下降为1715年的55％，女性文盲由90％下降为75％（Knights 17）。伦敦的文盲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6］当时在伦敦出现了职业写手聚集地格拉布街（Grub Street），潦倒文人在此等候雇佣。

［7］许多学者将Samuel Johnson译为塞缪尔·约翰逊。也有学者认为译作“约翰生”更具区别意义。本书除引用中译本《约翰逊博士传》外，一律采用“约翰生”译名。

［8］当时的宗教传记为神职人员或神学家撰写，例如《殉教者书》（Book of Martyrs, 1563）的作者约翰·福克斯（John Foxe）担任教会执事；《亨利·哈蒙德传》（The Life of Henry Hammond, 1661）的作者约翰·费尔（John Fell）为牛津主教；《马修·黑尔爵士传》（The Life and Death of Sir Matthew Hale, 1682）的作者吉尔伯特·伯尔奈特为萨利斯伯里主教（Drabble 365; 343; 148）。

［9］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均只注页码。

［10］尼柯尔森认为，保持独立、中立和客观立场不受其他因素干扰、不为其他目的服务的传记是“纯粹性传记（pure bi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