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豪爽、大气个人风格

“自然、天足的白话文”是丁玲文学语言在新文学“代”际差异中的显现，“对心理描写语言的进一步探索”则是从某种艺术手法的变化中窥见丁玲语言实验的意义，但是对一个作家的研究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即就整个新文学而言，这个作家特殊的个人风格。从这个角度来说，丁玲小说的语言风格大致可以用“豪爽和大气”来概括。

丁玲所谓“豪爽、大气”的个人风格可以从创作风格与语言风格两个方面来说，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而创作风格又涵盖了其小说主题、题材和艺术形式等许多方面。关于丁玲的创作风格，杨义曾对她有一个定位，认为“她既是左翼文学发展的积极开拓者，又是女性文学狭小格局的有力突破者”。[17]

就女性文学的突破来说，丁玲的特点应当有两个方面。首先，丁玲小说体现了对传统的反叛和一种真正意义上女性意识的自觉。拿“五四”时期几个主要的女性作家相比较，冰心的叛逆是针对中国封建传统的叛逆，她提出的问题是女子受教育、女性应当与男性平权的问题；庐隐的思考则更多地纠结于人生中较抽象的问题，例如，“生命在我没有恩惠，只有仇怨呢！”“人心险恶，甚于蛇蝎！”“十年来读书，得来的只是烦恼与悲愁，究竟是知识误我？我误知识？”庐隐作品中当然也有反传统、反封建的思想，例如女子的婚姻应当自主，“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但是总体上说，并没有超出“五四”个性解放的思想，也可以说，没有超出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想象和要求。而丁玲则是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大胆袒露了女性对性爱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仅是理智上的爱情，还包括了赤裸裸的情欲。事实上《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最深层的冲突是灵与肉的冲突，即面对凌吉士的俊美，莎菲即便意识到他对自己不过是逢场作戏，而且这个人灵魂中充满了庸俗与卑污，但是莎菲仍然克制不住自己“肉体”的欲望。在中国文学史上，《莎菲女士的日记》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它提出了女性纯粹肉体欲望的合理性。封建社会数千年，女性肉体的欲望一直被压抑在一片黑暗之中；男性肉体的欲望是合法的，而女性肉体的欲望就被认为是淫荡和罪恶。《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不加掩饰地对女主人公性欲冲动的描写可以说是新文学中最早对女性肉体欲望合法性的呼唤和诉求。这个问题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说：

“这部日记是中国文学中的第一篇，也是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一篇有关一位中国妇女的自述。在传统文学中，有性行为的妇女总是由男作家来描写，要么被颂扬为贞洁的，要么被指责为淫荡的，根本不提及社会。她总是男人泄欲的对象，或者是家中的一种摆设品。但是在这篇作品中，一位中国妇女破天荒地描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并置它于深刻表现妇女所遭受的压迫和主要在性道德方面所受到的约束的社会环境中。”[18]

其次，在艺术形式上，丁玲也有着大胆的实验与创新。首先她突破了从外部刻画人物的惯例，实验了一种主要通过心理描写表现人物性格的方式。而在心理描写方面，如上所述，她又开创性地尝试了多方面、多角度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方式；既表现人物有意识活动，也充分挖掘了人物潜意识心理。丁玲实际上是在新文学在心理描写方面尚无充分准备，尚且没有惯例可以依循的情况下大胆闯入了一个相当陌生的领域，在这样一个艺术探索与实验中，丁玲表现了一种不拘成法、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勇气和魄力，她打破了小说写作中的许多被视为金科玉律的东西，宁愿粗糙与繁杂，也要按自己的理解表现生活。这个问题如丁玲自己所说：“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框，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绳规自己，也不顾虑文章的后果是受到欢迎或招来物议。……我只是任思绪的奔放而信笔之所之，我只要求保持我最初的、原有的心灵上的触动和不歪曲生活中我所爱恋与欣赏的人物就行了。”[19]

就语言风格来说，丁玲也同样显示了豪爽、大气的特点。作家的语言能力一般能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就是语言的丰富与贫乏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个词汇量多与少的问题。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说，语言与生活不可分离，没有足够的语言其实就意味着作家没有深入了解、把握相应的生活。这对语言来说是一个“量”的问题。其次，就是一个作家能找到什么样的语言反映生活。有的作家只言片语就能通过隐喻和暗示唤起读者充分的想象与感觉，这对语言来说是一个“质”的问题。相对这两个评价标准来说，有的作家语汇贫乏，不能将自己对生活的感触形诸于充沛、丰富的语言，这样就是生活积累再丰富的作家也只能是一个拙劣与蹩脚的作家。另外还有一种作家语汇足够丰富，但是俗词套语连篇，不能引起读者的回味与想象，这样的作家同样也是拙劣与蹩脚的。

如果用这样两个标准来衡量丁玲，那么，在第一个方面，即就语言的丰富与贫乏方面说，丁玲语言一直有着大容量、大气度的特点，信息量大、涵盖面广，她能大密度地、大幅度地调动语言，将方方面面的意绪、意象都条分缕析、舒卷自如地收入自己的作品中。而就语言的质量来说，丁玲也有不凡的表现。她虽然不如鲁迅文学语言的蕴藉与深刻，但是，就传达生活精确与细密来说，她的语言也一直是比较出色的。

丁玲在运思行文的时候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她语言的大信息量与大密度，她似乎能够一次性地捕捉到大量的意绪、意念，将纷纷扬扬的感觉、印象用语言的形式收容在大脑中，然后经过整理，舒徐吐出，往往能够将一种情思、对一个人物或场景的印象包容殆尽，所含的信息量非常饱满。丁玲小说语言的这种容量与气度在同类作家中是出类拔萃的。

例如，在《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中，玛丽放不下望微的爱情来到上海，但是经过几天的恩爱缱绻以后，望微因为革命事物缠身，一天早上还是离开了玛丽出去工作，那天玛丽一人在家，作品以玛丽的思绪为线索有一大段心理描写。这段描写首先有一段是玛丽对自己的分析，她为自己的年轻美貌而骄傲，她要“永远保持着这王位”，不愿“让任何人攫去”。其后是对一个女人正常生活道路的设想，即做贤妇良母，相夫教子了其一生，但她随即否定了这种可能。最后是回忆自己的情爱生活，从一个骄傲的公主，到被望微感动，几经犹豫徘徊，终于从北京到上海，投入他的怀抱。

这段话从玛丽的自我评价开始，到接受了望微的爱情终止，一段话就写了近1500字，把一个美貌、富有、自视甚高的女孩，渴望得到爱情，又总是待价而沽的心态写得纷纷扬扬、淋漓尽致。从语言分析角度讲，这段话的个案意义在于，丁玲语意的丰富与充沛被非常充分地凸显出来。作者像一个女高音歌唱家，一展歌喉，就能听出其音色的浑厚，音域的宽广。这与那种气量狭小，语汇艰涩的作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杨义在分析丁玲小说时，曾高度评价了她“笔酣墨饱”的功夫，认为没有这一套笔墨，作者就“难以写出这种错综复杂的心理和开阔起伏的场面”。就丁玲的语言能力和修养来说，杨义曾用“水之积也不厚，负大舟也无力”予以形容。[20]

司马长风在其《中国新文学史》中指出：“丁玲这位以小说成名的作家，散文也相当出色。她直抒胸臆的风格，有几分象徐志摩和郁达夫，但没有郁的委婉和徐的蕴藉，反之她更有男子气，长风破浪的豪放。”[21]这个评价所涉及的同样是丁玲豪放、大气的个人风格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学语言的进步，而这个进步并非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得力于几代作家的薪火相传，是通过许多作家个人的探索累积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丁玲有着相当突出的贡献，这是我们从文学史角度研究丁玲所不应忽略的一个问题。

[1]陈明编：《丁玲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99—502页。

[2]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65页。

[3]同上书，第269页。

[4]同上书，第265页。

[5]李辉主编：《丁玲自述》，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www.xing528.com)

[6]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7]陈明编：《丁玲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8]同上书，第573页。

[9]黄海霞：《丁玲“左联”时期文学语言的“味道”》，《福建论坛》（社会教育版）2008年第12期。

[10]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11]同上书，第72页。

[12]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295页。

[13]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页。

[14]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5页。

[15]《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16]《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1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页。

[18]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页。

[19]陈明编：《丁玲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73页。

[20]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21]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