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

◆文化发展的标准是人民性

究竟什么是糟粕，什么是优秀？这必须有一个客观标准。在谈到文艺的时候，周恩来经常提出一个“人民性”的概念，这就是一个客观标准。文艺的标准也是文化的标准。1955年，周恩来说：

“但是你演的东西人家也能理解，这首先是因为它包含着人民性，是人民的艺术。全世界的人民中，尽管有一部分人没有参加劳动，但是他们同情劳动人民，具有劳动人民那种善良性格，所以他们也能够理解。反对剥削同情被剥削，反对压迫同情被压迫，反对残暴同情被欺凌，反对侵略同情抵抗，这些人民性格历史上就有，一直流传下来，不然，古典戏、民间故事戏、神话戏等有历史内容的戏剧为什么都受欢迎呢？就是因为这里面具有人民性。这样的艺术外国同样也有，不论是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还是今天仍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人民， 同样喜欢这些东西。比如印度的三部电影，在座的不少同志看过了，在电影周是很受欢迎的。为什么？因为这几部电影里面也具有人民性，有的片子还很成功。如从《两亩地》 中我们看到了农民热爱土地，失掉土地的痛苦， 以及土地被抢走，被迫地离开乡村的悲惨遭遇， 因此受到广大农民的同情。”^[35]

同时周恩来说：

“拿日本的三个戏来说，像《双碟道成寺》，也反映了人民性、人民的理想。我们的《白蛇传》，最令人高兴的是雷峰塔倒了这件事，连鲁迅都大书而特书，这也是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梁祝》更代表了人民的理想。我们有《秋江》，^[36] 日本就有《双碟道成寺》，这不就是人民思想中的共同性吗？人民喜欢什么，憎恨什么，要推翻什么，我们就应该把人民喜欢的东西表现出来。要认识到人民性是共同的，这样我们拿出去的东西，就能获得人家的称赞，人家来的东西我们才懂得欣赏，才能理解、学习。^[37]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印度这三个片子，尽管内容、思想性方面还有很多缺点，但是因为有一定的人民性，又配合上适当的音乐和歌曲，所以给人的印象就非常深刻，使我们看后，到现在还时常可以回忆起来。”^[38]

1956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说：“我们搞艺术，不要只是搞一种单调的东西，要善于吸收，对外国的也是这样。一个民族和国家，其所以能够存在，总有它的一些长处。尽管以往的社会制度一再改变，但人民是永生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民总是有自己的优秀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别人的东西，但要防止盲目性。只有学到了家，才能说是吸收。”^[39]通过以上几次谈话，可以大致看清楚周恩来人民性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代表人民利益、群众中大多数人利益的就具有人民性，代表善良、弱势一方、底层立场的就是人民性。人民性是与统治者对立的。1961年，周恩来说：“最近知道有许多戏被禁演，也是按习惯势力去看问题，例如《秦香莲》，有人认为也不能演，真是岂有此理！批判陈世美杀妻灭子，他的行为是很恶毒的，为何不能演？”^[40]秦香莲批判陈世美喜新厌旧、忘恩负义、杀妻灭子的恶德，这是各个阶级都蔑视的行为，而它的反面是人类的公德。这些无产阶级难道不应该批判吗？因为这出戏具有人民性，是代表了弱势群体，代表了底层立场。

同时，人民性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周恩来说了这样一大段话：(www.xing528.com)

对《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 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想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41]

这里，人民性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人类共同的感情，指的是“人性”的东西，不是一个阶级专有的，不是底层专有的，也不是统治阶级专有的。既然有人类就有一个“类”的共同性的东西，这些也是文艺工作者应该注意发掘的。文艺作品超出国界、超出民族的畛域、超出阶级的局限，就在于它的人民性，而它美好的人性的东西非常激动人心。

1962年，周恩来说：“列宁评托尔斯泰，一方面指出托尔斯泰的不足之处，一方面肯定托尔斯泰。指出托尔斯泰有人道主义，那在当时就是有人道主义，托尔斯泰还是时代的镜子。”^[42]

周恩来说的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就是人类的共同性。无产阶级感情流露出来的哭泣，与统治阶级感情流露出来的哭泣都是“人性”的表现。刘备的哭、林黛玉的哭，也是“人性”的表现。当时文艺界写英雄人物不能哭，就是没有写好“人性”，是不可能感人的。周恩来说：“英雄人物不许犯错误，是新的教条。不是不能写缺点，问题是怎么写，是写缺点多，还是写正确的东西多。关于感情和理智的问题，说是英雄不能哭，也是新的教条。能不能哭，要看是什么时候，在艰苦的时候，同志牺牲了，要控制情感，不是牺牲一个哭一个。”^[43]爱情也是“人性”的一种表现。不写爱情，也是当时的主流观点。周恩来说：“大革命时期，广州起义中的赤卫队总司令周文雍，认识了一个女同志陈铁军，两人有了爱情，因为革命工作忙，不能很快结合。广州起义失败后，来不及撤退，两人被捕了，在国民党法庭上被判死刑。两人在堂上觉得总算恋爱了一场，周文雍把围巾从自己脖子上解下来，围到陈铁军的脖子上，亲了她一下，就双双走向刑场，同赴死难。把这个场面写成一场戏是很动人的。这样的举动是不是动摇呢？不是的。”^[44]情爱、爱情都是人类的共同性，荒淫无耻的皇帝有，平民百姓有，概莫能外。所以周恩来一针见血地说：“革命者是有人情的，是革命的人情。为什么不要这样优秀的品质呢？我当时在上海听到这消息，很感动，就想把它写成一个剧本，但一直没有写成。”^[45]那种把什么都看做是阶级性的表现就是一种可笑的教条。1963年，周恩来说：“阶级性与人民性能不能画等号？我认为讲阶级性、人民性必须与当时的时代联系起来。人民，这是指绝大多数人。在奴隶社会，奴隶是绝大多数；封建社会，广大农民是绝大多数。同情奴隶解放，同情农奴，刻画出‘卑贱者’的形象，这就是人民性，也就是当时的阶级性。在今天，我们讲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但无产阶级又必须与农民结成联盟，工农联盟要长期存在下去，最后使农民得到最彻底的解放，所以今天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也可以说是今天的人民性。”^[46]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非常复杂，有时候二者是一致的，有时候二者是有部分联系的，有时候二者是对立的。周恩来举例证明，有时候二者是一致的。周恩来说：“我国的古典作品中有许多正义的、人民性的作品，这是很大的特点，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是地方戏曲里，很多表现了‘卑贱者’是最值得同情和具有正义感的人。如川剧《芙奴传》，称赞了最卑贱的人。神话剧里，是美化人间，表现人间生活比天上好，表现了正义的力量。”^[47]这里，人民性与阶级性就趋于一致了。周恩来还举了人民性与阶级性的一致性的实例，说：“对于我们来说，阶级性也就是人民性。当年封建社会的时候，阶级性就是要站在农民方面，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这才能表示出当时的人民性。”^[48]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异化”的大讨论，笔者身临其境，整天读着惊心动魄的文字。笔者认为，这些思想解放，为周恩来当年的观点作了更加深入的展开与解读，这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贡献功莫大焉！

在周恩来看来，人民性还包括自由和理想。周恩来说：“我们拿出去的作品，表演出来的东西，人民性要完满一些，就不能够那样粗制滥造或者缺点很多。因为你是胜利了的中国，能自由发展嘛！”^[49]又说：“为什么我们古典的传说最受欢迎的是《梁祝》呢？因为它不仅写了悲剧，而且写了理想，这就表示中国人民是有理想的、有希望的，并为之奋斗的。现在理想变成现实了，人家就感觉到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一个鼓舞人的、向上的力量，它推动着中华民族生存下去，强大起来。所以，我们的《梁祝》就超过了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它那个悲剧里没有理想，而《梁祝》则化为双蝶，还能够双宿双飞，到新社会这个理想又变成了现实。这个古典的民间故事戏，就有了活力，人民性就完满了，历史传说也就流传至今。《白蛇传》上的雷峰塔倒了，这一倒，就表明中国人民有一个理想在。”^[50]自由与理想是艺术的生命力，是艺术的永恒主题。没有理想的艺术，没有自由精神的艺术，都只能是昙花一现。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追求的是自由，追求的是理想。他们不是追求简单的物欲、情欲。雷峰塔倒了，白娘子才能够自由。《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是追求自由的作品，在欧洲长盛不衰的演出，因为是人们追求自由的表白。罗密欧与朱丽叶个人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观看戏剧的人往往失望，但是，人们会痛恨当时的社会环境，会创作一个自由理想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