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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新史学与多元对话系列

时间:2024-01-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德国柏林出版《东方学之目录学》首刊于1888年,终结于1926年,由柏林的罗伊特与雷查德出版社出版。图四十七库恩七十岁庆寿文集中所收的照片《东方学之目录学》编委会包括许多国际知名东方学家。下面介绍一下《东方学之目录学》之结构与规模。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新史学与多元对话系列

德国柏林出版《东方学之目录学》(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首刊于1888年,终结于1926年,由柏林的罗伊特与雷查德出版社出版(33)。其间1888—1910年间其主要支持单位是德国东方学会(34),1899—1910年间由德国东方学会主办,巴伐利亚科学(35)和美国东方学会(AOS)协办,1904—1910年间英国印度事务部亦参与,1907—1910年协助单位又加上了普鲁士皇家教育(36)。1911年参与的单位为德国东方学会、普鲁士教育部、莱比锡萨克森科学院(37)、海德堡科学院(38)、普鲁士殖民事务署(39)、美国东方学会,出版社为柏林的罗伊特公司(Berlin:H.Reuther)。基本上这是一个德国各地学术团体、德国政府教育机构和美国东方学会联合资助的一项事业。此杂志每年将收集到的前一年新书、新书书评、学者讣告一总公布,有时也加入前两年的学术信息,使读者一册杂志在手,可极为便利地了解学界动态。而且支持这一杂志的单位来自欧美两个大陆,又同时在柏林、伦敦巴黎纽约等地发行,足见其有着广泛的世界影响。

图四十六 1888年德国出版的《东方学之目录学》封面

《东方学之目录学》主编先后换了三位,1887—1891年为缪勒(August Müller,1848—1892),1892—1894年为库恩(Ernst Kuhn,1846—1920),1895—1912、1926年为舍尔曼(Lucien Scherman,1864—1946),缪勒当时任教于柯尼斯大学,库恩和舍尔曼均在慕尼黑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该期刊在1912—1925年之间未出版。舍尔曼是库恩的弟子。他出生于德国波森,1882年进入布雷斯劳大学随斯坦茨勒(Adolf Friedrich Stenzler,1807—1887)学习梵文,1883年转到慕尼黑大学,并于1885年获得博士学位(40),导师便是库恩。他后来曾任慕尼黑民族学博物馆馆长(41),并任教于慕尼黑大学。1910—1911年他和妻子在锡兰、缅甸和印度等地进行调查研究。1928年,他请柏林的藏学教授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870—1930)和科尔贝(Hans Körber)将他们收集的于阗出土文物和文书捐入慕尼黑民族学博物馆,这批收集品虽然有一千多件,但都相当残破。弗兰克和科尔贝1914年前往中亚探险,在于阗附近收购了许多古物。他们将这些收集品暂时存放在喀什葛尔的瑞典传教士之家后,便前往拉达克旅行,结果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地的英—印军队将两人囚禁,并送往英属印度的战俘营。这批古物后来经历诸多故事到达柏林,并于1928年从柏林入藏慕尼黑民族学博物馆(42)

图四十七 库恩七十岁庆寿文集中所收的照片(43)

《东方学之目录学》编委会包括许多国际知名东方学家。1900年俄国学者巴托尔德加入编委会(44)。这一年开始编委会有所调整,主编仍为舍尔曼,编委会成员包括圣彼得堡的巴托尔德、柏林的费克(R.Fick)、普林斯顿的格雷(L.H.Gray)、喀山的卡塔诺夫(45)、慕尼黑的库恩、雅法的穆拉德(F.Murad)、柏林的努策尔(H.Nützel)、赫尔辛基的威奇曼(Y.Wichmann)、隆德的策特斯蒂安(46)科隆的普拉泽克(47)和柏林的斯特拉克(48)离职,接替他们的是巴托尔德、费克、穆拉德。

下面介绍一下《东方学之目录学》之结构与规模。第一卷出版于1888年,收入1887年的信息。全刊分成六大部分,这样的分类可以看出当时欧洲人的东方观和亚洲图景。此卷前69页是一个概要,70页是新书广告,第71页是介绍。以下看看全书的具体框架。第一部分总论,下面按学科分为十个部分:1、总目、杂纂和全集;2、学术史(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学会(Gelehrt Gesellschaften)、人物,其中也列入了苏格兰教士、圣安德鲁斯大学圣经学教授克朗别(Frederick Crombie,1827—1889)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为法国圣经学者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1638—1712)撰写的词条(49);还收了一些杂志如《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刊出的讣告、纪念文。第20条记录了理雅各(James Legge)为1887年2月去世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所写的纪念文;第23条记录了《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登出的吉布斯(James Gibbs)以及葛罗特(Arthur Grote,1814—1886)的讣告;第27条记录了德国印度学家斯坦茨勒的讣告。斯坦茨勒是德国东方学家波普(Franz Bopp,1791—1861)和施勒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的弟子,1829年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游学巴黎,后在伦敦东印度公司图书馆任职,1833年开始在布雷斯劳大学任教,教授东方语言,特别是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文等语言。他出版于1868年的《梵文基础读本》由季羡林及其学生译成中文(50),广为流传;3、地理学;4、人类学与民族学,当时这两个学科关系非常密切,早期民族学几乎被视为文化人类学同义词,如第41条为安德烈(Richard Andree)所著《人类学:一个民族学研究》一书(51);5、宗教学(Religionswissenschaften);6、历史总论与文化史,其中比较重要的是87条李白特(Julius Lippert,1839—1909)的两卷本《有机结构中的人类文化史》一书,1886—1887年在斯图加特出版,这部书实际上已不限于东方学范围;7、艺术与工艺(Kunst und Gewerbe);8、语言学(Sprachwissenschaften),同时附录了人工语言(künstliche Sprachen)和万国语(Pasigraphie),第107条是缪勒1887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多卷本《语言学纲要》第三卷(52),第四卷是最后一卷,出版于1888年,当时尚未收入;9、文学史(Litteraturgeschichte);10、钱币学。然后是评论。

图四十八 斯坦茨勒

宗教学部分稍微多说几句,因为本书前面第三章讲了欧洲现代宗教学和佛学的兴起。这一部分收入了二十五种论著,其中包括近代宗教史研究奠基人之一提勒(Cornelis Petrus Tiele,1830—1902)的《宗教史概要》(53)。提勒1877年被莱顿大学聘为新设立的宗教史教授,1896—1898年他被爱丁堡大学选为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主讲人,主讲《论宗教科学之诸要素》(54),后来由该校结集出版。当代荷兰学者莫楞戴克(Arie L.Molendijk)通过仔细考察荷兰近代思想史之后,指出提勒的思想来源并非出自达尔文主义,而是德国唯心主义。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理论主要出自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他在《古代社会》中描述了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历程。早期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接受了这一理论,尤其以泰勒(Edward B.Tylor,1832—1917)与弗雷泽(James G.Frazer,1854—1941)等人为代表。这一理论也影响了当时人对宗教的看法,认为宗教的发展也存在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早期是万物有灵说和拜物教,后来从粗疏的多神论发展到精致的一神论。但有些人却不以为然,例如泰勒的弟子安特路朗(Andrew Lang,1844—1912)便对此持退化论的看法(55)

第二部分题为北、中亚、欧罗巴。1、北亚和欧罗巴,下分两小节:1)土地和人民,2)历史、语言、文学,其中2)下面又分满、蒙语言,芬、乌诸语言,乌拉尔诸语,奥斯曼诸语;2、中亚,主要包括突厥斯坦和西藏。这部分记录了一些地理探险书籍,其实真正严肃的学术论著并不多。

第三部分为东亚和大洋洲,第一小节为中国,下分土地与人民、宗教与哲学、历史(56)、语言文字和文学,其中以语言文字和文学所收录的书目最多,如197条为艾约瑟之《中文语言之进化》、208条为理雅各所撰《弥勒菩萨之图像》、214条为曾纪泽所译傅澧兰(W.H.Freeland)一首诗的中文版。第二小节为高丽(Korea),只有三条。第三小节为日本,下分杂纂、艺术与工艺、语言文学,附录有关虾夷(Aino)文化两条书目,即日本帝国大学文学部纪要登载的虾夷语语法和书目,以及萨默尔斯(J.Summers)所撰《虾夷语—英语词汇表》。第四小节为印度支那,下分总论、安南和北部湾、交趾支那和柬埔寨、暹罗、缅甸,其中251条是外交官兼学者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所编辑发表在《英国皇家文会海峡分会会刊》的暹罗研究论著目录(57)。第五小节为大洋洲部分,下分总论、波利尼西亚、澳洲、米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第六小节为马来,下分菲律宾、荷属印度。第七小节为马达加斯加。最后是评论部分,其中提及了理雅各翻译的法显《佛国记》以及收入《东方圣书》系列丛书的《中国圣书》。(www.xing528.com)

第四部分为印欧语。第一小节照例是总论。第二小节为印度,下分总论、土地和人民、宗教哲学风俗民俗和权利(358条为德邻写的《密教:无神论的新福音》(58)、377条为神智学协会创始人奥尔科特《佛教宣教手册》的德译本(59))、艺术和工艺、历史、语言文学(达罗毗荼语、梵语、新印度雅利安语,如28页452条为钢和泰老师皮舍尔的印度学论文)、锡兰、吉普赛。第三小节为伊朗、高加索、小亚细亚,下面又分1)波斯,分为总论、宗教、艺术和工艺、语言文学(古代波斯语、中古波斯语、新波斯语)、钱币学;2)阿富汗;3)亚美尼亚;4)高加索和跨高加索地区;5)小亚,包括赫梯、塞浦路斯。其中收入的书目以英、法、德、拉丁语出版的论著为主,偶尔也包括一些俄文和希腊文论著。

第五部分为闪米特,下分1)总论;2)亚述巴比伦;3)叙利亚与米索不达米亚,下分杂纂、阿拉米语言和文学(犹太以外部分)、钱币;4)巴勒斯坦、以色列、犹太(包括巴勒斯坦风俗、古代希伯来语、《旧约文献;《旧约》文献下又分总论、单本书如《六卷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圣徒传记》;后《圣经》犹太文化,也分语言、历史、文学);5)腓尼基;6)阿拉伯与伊斯兰,下分杂纂、埃及印刷的阿拉伯语文献、阿拉伯与伊斯兰(政治与宗教史)、钱币学;7)埃塞俄比亚语言与文学,但空缺,注明参见以后的非洲部分。

第六部分为非洲。第一小节为埃及,下分土地与人民、语言文字历史。第二小节为埃及以外的北非,下分土地和人民、语言文学。第三小节为西北非,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地。第四小节为非洲其他地区。

奥古斯特·缪勒于1887—1891年间担任主编。1888年4月26日在柯尼斯堡为第一卷写了后记(60),提到这一卷从准备到出版只有不到七个月的时间,因为时间短,准备仓促,有些书单未能列入此书,如伊斯坦布尔和喀山出版的图书,前者是因为君士坦丁堡书局虽承诺提供书目却在最后时刻放弃,后者是因为沙俄东方部1887年度《通讯》在考古学会会长罗森男爵刚获任命的情况下迟至1888年尾才出版(61),未及收入,但将收入下一卷。除了缺失之外,他也请读者原谅,书中存在一些错误和重复的地方。随后他介绍了全书收藏的重点和不足。他坦承,德国、俄国、意大利的书目收录较全,法国和英国的书目欠缺较多。法文书参考了法国出版的Polybiblion杂志,但要么没有出版时间,要么出版地不明。最后作者感谢了那些为收集书目做出贡献的人士(62)

法国Polybiblion杂志系法国书目学会机关刊物(63),1868年开始发行。Polybiblion第一卷的分类如下:神学(下分教会学、《圣经》学、公会、礼仪、神学、异端神学)、法学(下分民法刑法、经典法)、科学与人文(百科全书、哲学、道德、政治、政治经济学化学自然科学、医学、农业园艺美术)、美文(下分语言学、中世纪诗学、现代诗学、当代诗学、浪漫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杂集、全能作家)、历史(地理学、旅行、教会史、古代史、中世纪史、法国史、外国史、骑士与贵族、考古学、传记、目录学),后面还附有作者人名索引、年表、通讯。

图四十九 1889年出版的Polybiblion 书影

如果以法国这个目录与《东方学之目录学》的分类来比较,可知法国的目录继承了欧洲中世纪学术的分野,仍然将神学和法学置于全书之首。而德国的《东方学之目录学》已经出现一些19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如宗教学(Religionswissenschaften)、人类学(Anthropologie)、民族学(Ethnologie)。法国语言学(Linguistics)收在美文(Belles-lettres)之下,强调语言形式特别是语法结构的研究;而德国的语言学(Sprachwissenschaft)单独列出,语文学(Philologie)在其中占据中心位置。

法国书目学会乃是西方书目学界较早的学术团体,英国直至1892年才成立自己的书目学会。而美国则迟至1904年才成立全美书目学会,1906年开始出版其机关刊物《全美书目学会会议通讯及论文集》(64),杂志在纽约出版,首印三百份。后来该杂志改为《美国书目学会论文集》(65)。德国柏林的德意志目录学会在1902年成立(66),很快在1904年开始出版其机关刊物(67),主编为伯尔尼的瓦尔策尔(Oskar Franz Walzel,1864—1944)和柏林的霍本(Heinrich Hubert Houben,1875—1935)。瓦尔策尔是研究德国浪漫主义的名家。霍本则参与了德国目录学会的创建,并在1902—1907年间担任秘书一职。他是著名的文献编辑和出版家以及目录学家,尤其精通19世纪以前的欧洲禁书史,因而在1924—1928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古今禁书录》(68);他也编辑出版了《海涅谈话录》(69);他后来参与了很多旅行志的编辑和出版,比如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旅行志即在他帮助下出版。

最后要说明的是,接替《东方学语文学文献杂志》的刊物还有一个附属于德国东方学会的《东方学文献杂志》(70),创刊于1898年(71)。1921年出版的《德国东方学会会刊》(ZDMG)将这个杂志列为附属于东方学会的出版物,而《东方学之目录学》(Die 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则是和东方学会密切合作的杂志(72)。大概后来OLZ的影响也逐渐超过了《东方学之目录学》,所以《东方学之目录学》也走向衰落,甚至最后于1926年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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