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政体实验之君主、议会和共和国

拉丁教廷瓦解后，罗马帝国也变得岌岌可危。16世纪，为了能够更好地应付新形势，欧洲各民族开始在黑暗中寻求新的治国政策。回顾古代历史，在悠长缓慢的岁月里，朝代不断更迭，被征服地区的民族文化和语言也在变更，但政府形式在君主或神庙的控制下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百姓的生活渐渐地稳定安宁下来。对16世纪开始的现代欧洲而言，朝代的变更已经不再重要，人们把目标转移到关注广泛、多样的政治与社会组织的实验上。

我们已提到过，16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史主要是一种努力，人类为了适应新情况，必须自发进行的一种让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更完善的努力。由于新情况本身就在不断地而且越来越快地变化，所以这种适应新情况的努力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态势。然而，这却是无意识的适应，通常是不情愿的适应（因为大多数人不喜欢自发的变化），一般情况下，这种适应落后于形式的变化。16世纪以后，政治和社会制度变得更加繁杂、更不平衡、更不安宁；这一时期以后的人类历史是人们面临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的需要和可能性，因而犹豫地、迟钝地实现人类社会整体模式改造的历史。这种改造的本身是有计划的、有意识的。

人类生活中的哪些变化打乱了存在于农民、商人、牧师和王国之间的平衡？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野蛮征服对人类生活的周期性更新，在旧世界1000多年的历史中，野蛮征服使人类的活动保持着某种特定的旋律。

人类事务本身就是十分复杂多样的，所有这种变化更是复杂多样的。可这些主要变化好像又都源于一个原因，即对事物本质认识的扩展和增加。这种认识萌发于一小批有才智的人，起初，它的传播速度很缓慢，但到了最近的500年，它迅速地传播到广大的民众之间。

在人类生活的变化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人类生活的精神变化引起的。这些变化与知识的扩展和增加并行，巧妙地和知识融合在一起。人们希望探求更广阔的空间，投入到更多的事务中，作出更多的贡献，而不仅仅局限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追求。这就是过去20多个世纪中，在全世界传播的主要宗教的共同特征，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佛教等。这些宗教处理人的精神问题的方法，是以往宗教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就效果和性质上而言，这些独特力量与以往的以教皇、神庙为中心的血祭宗教是截然不同的，是对早期宗教进行的改进和替换。它们激发了早期文明中人们从来没有过的个人自尊的发展，加快了人类事业的责任感、参与感的脚步。

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古代文字的简化和普及是第一个显著的变化，这推动了帝国范围的迅速扩展，各地之间的政治协定也因此得以更好地签订和实行。运输的工具的多样性是第二个显著的变化，起初是用马匹，然后有了骆驼，又发明了车辆，道路也不断拓宽，畅通无阻，后来又出现了铁，这更极大提高了军事效力。铸币的出现，引起了深刻的经济变革，这种危险而又方便的契约方式改变了交易、债务和债券的实质。在这种形势下，人类的思想不断发展，各帝国的疆域面积也越来越大。地方的神灵已经消失，人类历史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即诸神混合、世界性宗教交易主宰民主的时代。同时，人们开始重视对历史和地理书籍真实性的记载，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开始了对知识的系统研究。

由于种种原因，以希腊和亚历山大为起始点的灿烂的科学进程曾一度被切断。日耳曼人的入侵，蒙古民族对西方的侵袭，瘟疫的蔓延以及宗教改革引起的动乱，都大大地破坏了政治和社会秩序，在冲突和混乱压制下的文明重新崛起之际，经济生活的基础已经不再是奴隶制了。最早出现的造纸厂给印刷品提供了原材料，印刷品的使用，使信息得以迅速传播，让人们彼此间的合作更加密切。在不同的地方，又重新出现了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科学的系统研究。

自16世纪开始，作为系统思维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一系列的发明与设计应运而生了，对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有着很深的影响，这些发明与设计已不屑在小范围内发展，而是追求更广阔的活动范围，朝着更大的利害关系、更频繁合作的方向发展，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面对这种事情，人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到了20世纪初期，人们的思维变得灵敏起来。在此以前，史学家似乎不能给人们解释，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发明带来的新局面，人们该怎么去做。我们可以对过去4个世纪人类历史打这样一个比方：一个沉睡的囚犯，当他的牢房发生火灾的时候，他没有苏醒，而是认为这火焰的炙热和噼啪作响的燃烧声是过去的噩梦，他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危机和机遇。

历史是社会的记载而不是个人的故事，历史中那些能影响人们交流的发明才是最重要的发明。我们知道，在16世纪，印刷品和航海指南针的远洋航行是最主要的新发明。印刷品的出现，推动了教育、公共信息、探讨和政治活动的进程，使信息更加普及，因而引起革命性的变化；海航指南针远洋航行让人们环游世界的梦想成为可能。还有一点同样重要，那就是13世纪，蒙古人首次将枪支和火药带到了西方世界，后来枪支和火药得到了应用和改进。它们的出现，使躲在城堡里的贵族失去了安全感，使城墙围筑的城市变得危在旦夕，同时也扫荡了封建制度。秘鲁和墨西哥就是在西班牙枪炮的威胁下被摧垮的，君士坦丁堡也是在枪林弹雨中陷落的。

到了17世纪，系统的科学出版物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尽管还是很浅显，但对以后的新时代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出现一位最杰出的人物——弗兰西斯·培根爵士（156l—1626年），也就是后来的维鲁拉姆勋爵，英国的大法官。他不仅是考彻斯特的实验哲学家吉尔伯特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他的代言人。他大加宣扬观察和实验，他写了一本《新大西洋岛》，用极富想象力和说服力的语言，表达出他发誓要为科学研究献身的伟大志向。

后来，又出现了很多学会，如伦敦皇家学会、佛罗伦萨学习会等，别的国家为了鼓励学术研究，也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出版和交流的国家机构。在这些欧洲学术团体中，有很多发明家涌现出来，对那些禁锢和破坏人类思维的怪异神学史来说，这些发明家的出现无疑给它们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17、18世纪中，虽然没有哪项发明能像纸张和远洋航船那样对人类状况变革的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却一直进行着知识和科学的积累。到了19世纪，这种积累已经硕果累累了。这期间，勘探地形和绘制世界地图的实验还在进行着。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区域出现在地图上，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岛。19世纪，英国开始用焦炭制作铁，这比以往用木炭炼铁有着很大的优势，铁的成本降低了，还能铸造出更大的铁块。这预示着近代机械业时代即将到来。

科学就像天国里的树木一样，在发芽、开花乃至结果。自19世纪以来，科学的果实不断增多，这种发展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开启先河的是蒸汽、钢铁和铁路，然后是桥梁、建筑和巨大的油轮、以及各种机器的出现。这所有的发明和创新很有可能使人们的物质需求都得到满足。更不可思议的是，深藏的知识宝库——电子科学也向人们敞开了大门。(www.xing528.com)

我们在前面曾打过一个比方，把16世纪以来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比作一个不知牢房失火仍在做梦的囚犯。事实上，16世纪欧洲人仍在继续做着一个梦，即他们信仰的天主教会统一罗马帝国的梦。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某些不可控制的因素，它便常常进入我们的睡梦中，并作出极不合理并且是充满破坏性的解释，当然，在天主教的统一被英国的亨利八世和德国的路德撕得粉碎之际，查理五世昏睡的面孔和贪吃的胃，就闯入这梦境之中。

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这个梦演变成独裁的君主拥有的权力。这个时期，几乎欧洲的每个国家都在为巩固政权、为加强政权的专制忙碌着，并试图将其势力范围延伸到弱小国家中。此外，人们也在为反抗苛税进行不断的斗争，也对王侯们滥用权力极为不满。最先出来反抗的是土地所有者，然后是把持海外贸易和国内工业的商人，以及有产阶级。但双方都没有取得全面的胜利。这里是国王占了优势，那里是有产阶级占了上风。那个时代经常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时，在这个国家，国王是太阳和中心，而在它的邻国，资产阶级才是掌控国家实权者。

在这些国家舞台上，国王的宰相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角色，倘若是天主教的国家，那么宰相通常是位居高位的圣职者。他们是站在国王身后的人，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为国王服务，同时也控制着国王。

限于篇幅，我们不能细述这些国家舞台上上演的所有戏剧。荷兰的商人们加入了新教，并开始拥护共和政体，还挣脱了查理五世之子、西班牙王菲利普二世的统治。在英国，亨利八世与其大臣沃尔西，伊丽莎白女皇与其大臣伯利，为君主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然而，却因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愚行而告失败。1649年，查理一世因为叛国罪而被斩首，这在欧洲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其后到1660年的10多年里，英国实行了共和政体，皇权屡次受到议会的压制，权力变得很不稳定。到了乔治三世（1760 —1820年）时代，他为了恢复皇权，做了巨大努力，终于取得了部分成功。反之，在欧洲国王里，在完善君主制方面，法国国王是最成功的。黎塞留（1585—1642年）和马扎兰（1602—1661年）这两位伟大的大臣，为国家建立起皇权的巨大威严。此外，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大君主”，他的杰出的才能和长期统治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欧洲最典型的君主的确是路易十四。就时代的限制而言，他的才干十分罕见。他有着勃勃的野心，运用灵活的外交政策，以及一种迄今仍令人惊叹的气魄，将他的国家带到了破产的边缘。在巩固法国的基础上，将其势力扩展到莱茵河和比利牛斯山，并吞并西班牙的荷兰，这是他的直接愿望；他还有一个长远打算，就是要看到在重建的罗马帝国里，法国国王成为查理曼大帝的接班人。路易十四把贿赂当做比战争更重要的治国政策，他曾贿赂过英国的查理二世，也贿赂过波兰的很多贵族，我们将会在下面讲到这些。与其说是路易十四的钱，倒不如说是法国纳税阶级的钱被送到了四面八方。他心目中压倒一切的是皇室的显赫。在凡尔赛，他的规模宏大且华丽的宫殿中，客厅、回廊、花园、喷泉、庭院、挂镜以及打造精美的景致等，都受到全世界的羡慕和嫉妒。

但路易十四这种奢侈并没有给欧洲的王国和王侯们带来好的影响，他们都学着路易十四的做法，建立自己的豪华宫殿，完全不顾其国力和财产。贵族们也都将自己的别墅建成或扩建成新的款式。精致的针织品以及家具等轻工业逐渐得到发展，一时间，奢华的工艺品广泛流行，其中包括彩色的陶器、印花皮革、雪花石膏、金属制品、镀金木雕、美丽的印刷品、动听而大量的乐曲、壮丽的绘画等，以及上等的葡萄酒、美味的烹饪。而精美的家具与大挂镜之间，有一些奇怪的“绅士”走动其间，他们将厚重的洒了粉的假发戴在头上，穿着镶有花边的绸袍，脚上穿着红色的高跟鞋，手中还拿着令人诧异的用以掌握平衡的大手杖。那些所谓的“贵妇”们的穿着也让人感到惊讶，她们梳着高耸的发髻，身上穿着用金属架子支撑起来的绸裙。而路易十四则在其中装模作样，自视为世界的太阳。但他却没有注意到，那些下层社会中，瘦骨嶙峋、愤懑的人们正在怒视着他。

在君主政体下的德意志民族，以及其他政体的实验时代，政治上仍然处于分裂的状态。很多王侯贵族模仿凡尔赛宫的奢华。1618到1648年间，为了争夺政治优势，德国人和瑞典人、波西米亚人进行了长达30年的毁灭性战争，德国的国力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根据这一和约，德意志被瓜分得体无完肤，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地图上看出来。我们可以在1648年的地图中看出，公国、公爵领地和自由国等缠结在一起，甚至有的一部分属于帝国，一部分又脱离帝国。也能够看到，瑞典的军队已经抵达了德国内部，除了帝国境内的少数岛屿外，法国与莱茵河的距离还很远。在补丁般的地图上，1701年，普鲁士王国成立，并渐渐地崛起，在几次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弗里德里希（1740—1786年），即普鲁士大君主在波茨坦建造了宫殿，大臣们说法语，读法国文学，可以和法国在文化方面一争高下。

1714年，汉诺威选帝侯当上了英国的统治者。于是，又增加了一个横跨帝国内外的王国。

查理五世后代中，在奥地利的那一支派依然在当皇帝；西班牙分支也一直掌管着西班牙的大权。这期间，东方又有了一个皇帝。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在这以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声称自己是拜占庭帝国的王位接班人，并将拜占庭的双头鹰作为武器的徽章。他的孙子伊凡四世（即暴君伊凡雷帝，1533—1584年）改用沙皇的称号。到了17世纪下半叶，俄国人才不被欧洲人看成是遥远地带的亚洲国家。俄国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时，把俄罗斯带入欧洲战场，并在涅瓦河畔创建了帝国的新首都彼得堡，可以说，彼得堡是欧洲和俄国之间的窗口。此外，彼得大帝又在距新都彼得堡18英里处的彼德霍夫，聘请了法国建筑师为自己建造了宫殿，阳台、小瀑布、画廊喷泉以及花园都被装饰一新，大君主国该有的东西应有尽有。正如在普鲁士，法语成了俄国的宫廷语言。

然而，波兰夹在奥地力、普鲁士和俄国之间，它由大土地所有者控制，其国家的秩序极为混乱，贵族地主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只给被他们选出来的国王很少的权力。虽然法国想尽办法要让波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度，但波兰还是被上述这三个邻国瓜分了。瑞士在当时是由很多共和州组成的联邦；威尼斯是一个共和国；与德国一样，意大利也处于被各个王侯割据的状态。因为教皇害怕引起天主教各国的叛乱，所以不敢再干涉国王与他们部属间的纠纷，也不敢提出世界基督教界的公益问题。整个欧洲，根本没有什么统一的政治观念，完全处于混乱和分裂之中。

这些掌控君主国、共和国的人，一心只想扩大自己的领土范围，他们追求的外交政策，不过是向邻国入侵和结成侵略性联盟。到了今天，欧洲人仍然生活在这种复杂君主国时代的阴影之下，也一直被那个时代所引发的敌意、仇恨和猜疑而困扰着。对近代知识分子而言，越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就越发觉得那一时代发生的事，像是一种无聊又令人厌倦的闲话。关于那一时期的历史战争，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是哪位王妃引起了这次的战争，又是哪个大臣因为嫉妒另一个大臣而发动了战争。有头脑的人会对这些有关争斗的废话感到厌烦。当然，那个时代也出现了一个对后代有意义的事实，就是虽然当时诸侯割据，国界林立，但知识和科学的发展不但没有停滞不前，反而更加进步，发明也不断增加。到了18世纪，出现这样一种比较进步的现象——人们开始对宫廷及其政治的文学作品有了怀疑和批判。阅读过伏尔泰的《老实人》的读者，就能体会出作者对欧洲世界那种无休止的混乱的极端倦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