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海、王九思之后，杂剧又衰落下来，演唱者极少，而熟谙者更稀，到万历年间已成绝响。据沈德符说：嘉靖、隆庆间，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所唱俱北词，尚得金元遗风”（《顾曲杂言》）。又有南教坊顿仁“尽传北方遗音，独步东南”（《顾曲杂言》）。还有张野塘以“北曲擅场”和马四娘带其家女郎演化西厢等。但是，他们大都流落、死亡或秘不传授，以致“北词几废”。北剧衰亡的原因，在于它已成为文人案头之作，不能上演，脱离了群众，又兼体制过严，腔调古奥，不能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不得不为新兴的以优美的昆腔演唱能反映现实生活的传奇所压倒。但是，杂剧并不甘于死亡，它内部正酝酿着变化，它突破了自己许多局限，吸收了南曲的许多优点，以适应现实的要求。这种变化在曲调方面始于王骥德，吕天成谓王骥德“自尔作祖，一变剧坛”（《曲律》卷四）。王骥德完全用南曲作杂剧，确是一项创造。在其他方面也有变化，如打破了杂剧的成规定律，可以南北合套，像叶宪祖的《团花扇》；突破杂剧每本四折的体制，每本可以一二折至六七折不拘，像徐渭的《四声猿》等；“楔子”的功用也不作为故事情节的补充，而犹如传奇中的“家门”，用以概括全剧的剧情，像汪道昆的《大雅堂》。经过演变后的杂剧，确是呈现出一个新面貌，使南北曲更趋向合流，把即将衰亡的杂剧挽救回来，并向前推进，使这种文学体裁还能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徐渭。
徐渭字文长，号青藤，又号天池，浙江山阴人，生于正德十六年（1521），卒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活了七十二岁。他工诗文、善书画，性格狂傲，行为偏激，壮年在浙江总督胡宗宪幕下做书记，但不以总督为尊，戴敝乌巾，穿褴褛衫，直闯入门，奋袖纵谈。胡宗宪被杀，他怕被牵累而逃遁。后因杀害妻子下狱，承同乡张允忭救出，回乡后与世绝交，以卖诗文糊口，困顿老死。所作杂剧四种，名《四声猿》，又有曲学著作一种，即《南词叙录》，对戏曲理论研究有参考价值。
《四声猿》即《狂鼓史》、《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
《狂鼓史》写祢衡骂曹的故事。从曹操逼献帝迁都杀死伏后，直骂到筑铜雀台分香卖履，把他的罪恶一层层地揭示出来，慷慨激昂，痛快淋漓。祢衡那种凛冽的性格表现得十分突出，如：
〔葫芦草混〕你害生灵呵，有百万来的还添上七八。杀公卿呵，那里查借厫仓的大斗来斛芝麻。恶心肝生就在刀枪上挂，狠规模描不出丹青的画，狡机关我也拈不尽仓猝里骂。……
祢衡对曹操的辱骂，实际上是作者对当朝显贵权奸的辱骂。作者在处理这个题材时，把它放在冥府里，最后让祢衡升天，曹操入狱，更显示出其鲜明的思想倾向。全剧仅一折，而戏剧冲突表现得特别尖锐和集中。这出戏对后代的影响，有昆曲《骂曹》和京剧《击鼓骂曹》。(https://www.xing528.com)
《玉禅师》写玉通和尚因未去参见新任府尹柳宣教，为柳宣教所忌恨，便派妓女红莲去诱惑他破了戒。他悔恨之极，要报仇，遂托生为柳宣教的女儿，也做娼妓，以破坏他的家风。后来又为月明和尚点化，出家成了正果。这本戏是糅和元杂剧《月明和尚度柳翠》和张邦畿《侍儿小名录》中之红莲故事而成。其中有意义的是揭露府尹的凶恶面貌和卑劣企图，其他便没有什么价值。结构前后分两折，前一折写和尚被妓女破戒，后一折写和尚度妓女，重点突出月明和尚向柳翠说法一段哑剧，这段描写很有意义，可以使我们看到明代哑剧的表演样式。
《雌木兰》写木兰从军，《女状元》写黄崇嘏状元及第。两本戏的共同思想倾向是歌颂女子的非凡才能、武艺、智慧和力量。她们虽是女流，却能干一番有益国家的大事，像花木兰之为国立功，黄崇嘏之善理朝政，都为女流吐气。这种对女子的赞扬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两本戏都有浓厚的才子佳人气味，现实性不强。
徐渭的《四声猿》，以《狂鼓史》成就最高，其他三本虽然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生活，但不深刻。在艺术上，结构都很完整，题材处理也集中，曲词奔放，幻想离奇，诙谐成趣。用曲或南，如《女状元》；或北，如《雌木兰》，挥洒自由。但情节处理不够自然合理，许多关节令人有捏合之感。前人对他的剧作评价很高，如王骥德颂扬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曲律》卷四），陈栋评其曲词“如怒龙挟雨，腾跃霄汉。千古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关泷舆中偶忆编》）。这都是过誉之词，不足凭信。
《四声猿》对后代的影响，有洪昇的《四婵娟》出现，又桂馥的《后四声猿》则是对它的摹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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