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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精神:人类之所以为人

时间:2024-01-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十中国民族精神所在我常常说,除非过去数千年的中国人都白活了,如其还有他的贡献,那就是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就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年浸浸澌灭,今已不易得见外,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惟中国古人得脱于宗教之迷蔽而认取人类精神独早,其人生态度,其所有之价值判断,乃悉以此为中心。

中国民族精神:人类之所以为人

十 中国民族精神所在

我常常说,除非过去数千年的中国人都白活了,如其还有他的贡献,那就是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而恰恰相反地,自近代以至现代,欧美学术虽发达进步,远过前人,而独于此则幼稚。二十多年来我准备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以求教当世;书虽未成,而一年一年果然证实了我的见解。在学术发达,而人祸弥以严重之今日,西洋人已渐悟其一向皆务为物的研究,而太忽略于人。以致对于物所知道的虽多,而于人自己却所知甚少(1)。最近学者乃始转移视线,而致力乎此,似乎还谈不到什么成就。

何以敢说他们幼稚呢?在现代亦有好多门学问讲到人;特别是心理学,应当就是专来研究人的科学。但心理学应该如何研究法,心理学到底研究些什么(对象和范围),各家各说,至今莫衷一是。这比起其他科学来,岂不证明其幼稚!然而在各执一词的学者间,其对于人的认识,却几乎一致地与中国古人不合,而颇有合于他们的古人之处。西洋自希腊以来,似乎就不见有人性善的观念;而从基督教后,更像是人生来带着罪过。现在的心理学资借于种种科学方法,资借于种种科学所得,其所见亦正是人自身含着很多势力,不一定调谐。他们说:“现在需要解释者,不是人为什么生出许多不合理的行为,而是为什么人居然亦能行为合理。”(2)此自然不可与禁欲的宗教,或把人身体认为罪恶之源的玄学,视同一例;却是他们不期而然,前后似相符顺。

恰成一对照:中国古人却正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人自身是和谐的(所谓“无礼之礼,无声之乐”指此);人与人是和谐的(所谓“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在此);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所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等等)。儒家对于宇宙人生,总不胜其赞叹;对于人总看得十分可贵;特别是他实际上对于人总是信赖,而从来不曾把人当成问题,要寻觅什么办法。

此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对”之中,惟人类则以“有对”超进于“无对”。清明也,和谐也,皆得之于此。果然有见于此,自尔无疑。若其无见,寻求不到。盖清明不清明,和谐不和谐,都是生命自身的事。在人自见自知,自证自信,一寻求便向外去。而生命却不在外。今日科学家的方法,总无非本于生物有对态度向外寻求,止于看见生命的一些影子,而且偏于机械一面。和谐看不到,问题却看到了。其实,人绝不是不成问题。说问题都出在人身上,这话并没有错。但要晓得,问题在人,问题之解决仍在人自己,不能外求;不信赖人,又怎样?信赖神吗?信赖国家吗?或信赖……吗?西洋人如此;中国人不如此。

孔子态度平实,所以不表乐观(不倡言性善),惟处处教人用心回省(见前引录《论语》各条),即自己诉诸理性。孟子态度轩豁直抉出理性以示人。其所谓“心之官则思”,所谓“从其大体……从其小体”,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岂非皆明白指出心思作用要超于官体作用之上,勿为所掩蔽。其“理义悦心,刍豢悦口”之喻,及“怵隐”“恻隐”等说,更从心思作用之情的一面,直指理性之所在。最后则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何等斩截了当,使人当下豁然无疑。

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国家权力,并且亦不是多数人民。只有将这一些(天、神、君、国、多数),当作理性之一个代名词用时,儒家才尊崇它。这话是不错的。儒家假如亦有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

就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年浸浸澌灭,今已不易得见外,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

向上心,即不甘于错误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拥护正义的心,知耻要强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我们总称之曰“人生向上”。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见其所失。在中国古人,即谓之“义”,谓之“理”。这原是人所本有的;然当人类文化未进,全为禁忌(Taboo)、崇拜、迷信、习俗所蔽,各人意识未曾觉醒活动,虽有却不被发见。甚至就在文化已高的社会,如果宗教或其他权威强盛,宰制了人心,亦还不得发达。所以像欧洲中古之世,尚不足以语此。到近代欧洲人,诚然其个人意识觉醒活动了,却惜其意识只在求生存求幸福,一般都是功利思想,驰骛于外,又体认不到此。现代人生,在文化各方面靡不迈越前人,夫何待言;但在这一点上,却丝毫未见有进。惟中国古人得脱于宗教之迷蔽而认取人类精神独早,其人生态度,其所有之价值判断,乃悉以此为中心。虽因提出太早牵掣而不得行,然其风尚所在,固彰彰也。

在人生态度上,通常所见好像不外两边。譬如在印度,各种出世的宗教为一边,顺世外道为一边。又如在欧洲,中古宗教为一边,近代以至现代人生为一边。前者否定现世人生,要出世而禁欲;后者肯定现世人生,就以为人生不外乎种种欲望之满足。谁曾看见更有真正的第三条路?但中国人就特辟中间一路(这确乎很难),而殊非斟酌折中于两边(此须认清)。中国人肯定人生而一心于现世;这就与宗教出世而禁欲者,绝不相涉。然而他不看重现世幸福,尤其贬斥了欲望。他自有其全副精神倾注之所在: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以上均见《论语》)

试翻看全部《论语》,全部《孟子》,处处表见,如此者不一而足,引证不胜其引证。其后“理”“欲”之争,“义”“利”之辨,延二千余年未已,为中国思想史之所特有,无非反复辨析其间之问题,而坚持其态度。语其影响,则中国社会经济亘二千余年停滞不进者,未始不在此。一直到近代西洋潮流输入中国,而后风气乃变。

儒家盖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宽泛言之,人生向上有多途;严格地讲,惟此为真向上。此须分两步来说明:第一,人类凡有所创造,皆为向上。盖惟以人类生活不同乎物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也,其前途乃有无限地开展。有见于外之开展,则为人类文化之迁进无已;古今一切文物制度之发明创造,以致今后理想社会之实现,皆属之。有存乎内之开展,则为人心日造乎开大通透深细敏活而映现之理亦无尽。此自通常所见教育上之成就,以致古今东西各学派各宗教之修养功夫(如其非妄)所成就者,皆属之。前者之创造在身外;后者之创造,在生命本身上。其间一点一滴,莫不由向上努力而得,故有一于此,即向上矣。第二,当下一念向上,别无所取,乃为真向上。偏乎身外之创造者遗漏其生命本身;务为其本身生命之创造者(特如某些宗教中人),置世事于不顾。此其意皆有所取,不能无得失之心;衡以向上之义犹不尽符合。惟此所谓“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其理存于我与人世相关系之上;“看到”即看到我在此应如何;“向上实践”即看到而力行之。念念不离当下,惟义所在,无所取求。古语所谓圣人“人伦之至”者,正以此理不外伦理也。此与下面“相与之情厚”相连,试详下文。

人类生命廓然与物同体,其情无所不到。所以昔人说:

(上略)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www.xing528.com)

前曾言: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对”之中,惟人类则以“有对”超进于“无对”,盖指此。辗转不出乎利用与反抗,是曰“有对”;“无对”则超于利用与反抗,而恍若其为一体也。此一体之情,发乎理性;不可与高等动物之情爱视同一例。高等动物在其亲子间、两性间、乃至同类间,亦颇有相关切之情可见。但那是附于本能之情绪,不出乎其生活(种族繁衍、个体生存)所需要,一本于其先天之规定。到人类,此种本能犹未尽泯,却也大为减弱。是故,笃于夫妇间者,在人不必人人皆然;而在某一鸟类,则个个不稍异,代代不稍改。其他鸟兽笃于亲子之间者,亦然。而人间慈父母固多,却有溺女杀婴之事。情之可厚可薄者,与其厚则厚,薄则薄,固定不易者,显非同物也。动物之情,因本能而始见;人类情感之发达,则从本能之减弱而来,是岂可以无辨?

理智把本能松开,松开的空隙愈大,愈能通风透气。这风就是人的感情,人的感情就是这风。而人心恰是一无往不通之窍。所以人的感情丰啬,视乎其生命中机械成分之轻重而为反比例(机械成分愈轻,感情愈丰厚),不同乎物类感情,仅随附于其求生机械之上。人类生命通乎天地万物而无隔,不同乎物类生命之锢于其求生机械之中。

前曾说,人在欲望中恒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反之,人在感情中,往往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见第五章(3))。实则,此时对方就是自己。凡痛痒亲切处,就是自己,何必区区数尺之躯。普泛地关情,即不啻普泛地负担了任务在身上,如同母亲要为他儿子服务一样。所以昔人说“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陆象山先生语)人类理性,原如是也。

然此无所不到之情,却自有其发端之处,即家庭骨肉之间是。爱伦凯(Ellen Key)《母性论》中说,小儿爱母为情绪发达之本,由是扩充以及远;此一顺序,犹树根不可朝天。中国古语“孝弟为仁之本”,又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间先后、远近、厚薄自是天然的。“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这是由近以及远。“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这是更引远而入近,惟恐其情之不厚。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之形成,无疑地,是旨向于“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虽因提出太早,牵掣而不得行(关于此两点提出太早,牵掣不得行之故,在后面第十三章(4)有说明),然其精神所在,固不得而否认也。

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形成于礼俗之上,多由儒家之倡导而来,这是事实。现在我们说明儒家之所以出此,正因其有见于理性,有见于人类生命,一个人天然与他前后左右的人,与他的世界不可分离。所以前章(5)“安排伦理组织社会”一段,我说孔子最初所着眼的,倒不在社会组织,而宁在一个人如何完成他自己。

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义,实践此情义。其间“向上之心”,“相与之情”,有不可分析言之者已。不断有所看到,不断地实践,则卒成所谓圣贤。中国之所尚,在圣贤;西洋之所尚,在伟人;印度之所尚,在仙佛。社会风尚民族精神各方不同,未尝不可于此识别。

人莫不有理性,而人心之振靡,人情之厚薄,则人人不同;同一人而时时不同。无见于理性之心理学家,其难为测验者在此。有见于理性之中国古人,其不能不兢兢勉励者在此。惟中国古人之有见于理性也,以为“是天之所予我者”,人生之意义价值在焉。外是而求之,无有也已!不此之求,奚择予禽兽?在他看去,所谓学问,应当就是讲求这个的;舍是无学问。所谓教育,应当就是教导培养这个的;舍是无教育。乃至政治,亦不能舍是。所以他纳国家于伦理,合法律道德,而以教化代政治(或政教合一)。自周孔以来二三千年,中国文化趋重在此,几乎集全力以倾注于一点。假如中国人有其长处,其长处不能舍是而他求。假如中国人有其所短,其所短亦必坐此而致。中国人而食福,食此之福;中国人而被祸,被此之祸。总之,其长短得失,祸福利害,举不能外乎是。

凡是一种风尚,每每有其扩衍太过之处,尤其是日久不免机械化,原意浸失,只余形式。这些就不再是一种可贵的精神,然而却是当初有这种精神的证据。若以此来观察中国社会,那么,沿着“向上心强”“相与情厚”而余留于习俗中之机械形式,就最多。譬如中国人一说话,便易有“请教”“赐教”等词,顺口而出。此即由古人谦德所余下之机械形式,源出于当初之向上心理。又譬如西洋朋友两个人同在咖啡馆吃茶,可以各自付茶资。中国人便不肯如此,总觉各自付钱,太分彼此,好难为情。此又从当初相与之情厚而有之余习也。这些尚不足为病。更有不止失去原意,而且演成笑话,滋生弊端者,其事亦甚多。今举其中关系最大之一事,此事即中国历代登庸人才之制度。中国古代封建之世,亦传有选贤制度,如《周礼》、《礼记》所记载者,是否事实,不敢说。从两汉选举,魏晋九品中正,隋唐考试,这些制度上说,都是用人惟贤,意在破除阶级,立法精神彰然而不可掩。除考试以文章才学为准外,其乡举里选,九品中正,一贯相沿以人品行谊为准。例如“孝廉”、“孝弟”、“贤良”、“方正”、“敦厚”、“逊让”、“忠恪”、“信义”、“劳谦”等等,皆为其选取之目。这在外国人不免引以为异,却是熟悉中国精神之人,自然懂得。尽管后来,有名无实,笑话百出,却总不能否认其当初有此一番用意。由魏晋以讫隋唐,族姓门第之见特著,在社会上俨然一高贵之阶级,而不免与权势结托不分。然溯其观念(族姓门第观念)所由形成,则本在人品家风为众矜式,固非肇兴于权势,抑且到后来仍自有其价值地位,非权势所能倾。唐文宗对人叹息,李唐数百年天子之家尚所不及者,即此也。以意在破除阶级者,而卒演出阶级来,这自然是大笑话大弊病;却是其笑话其偏弊,不出于他而出于此;则其趣尚所在,不重可识乎!

一般都知道,世界各处,在各时代中,恒不免有其社会阶级之形成。其间或则起于宗教,或则起于强权,或则起于资产,或则起于革命。一时一地,各著色彩,纷然异趣,独中国以理性早得开发,不为成见之固执,不作势力之对抗,其形成阶级之机会最少。顾不料其竟有渊源于理性之阶级发生,如上之所说。此其色彩又自不同,殆可以为世界所有阶级中添多一格。——这虽近于笑谈,亦未尝不可资比较文化者之一助。

【注释】

(1)《观察周刊》第一卷二期,潘光旦著《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一文,说目前的学术与教育,已经把人忘记得一干二净;人至今未得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落在三不管地带。美国嘉瑞尔(Alexis Carrel)著《未了知之人类》(Man, the Unknown)一书,亦有慨乎此而作也。

(2)语出心理学家麦独孤,McDougall氏擅说本能,亦被玄学之讥。

(3)见《中国文化要义》第五章《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编者注

(4)见《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三章《文化早熟后之中国》。——编者注

(5)见《中国文化要义》第六章《以道德代宗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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