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家庭，预防腐败-预防腐败60招

第46招　珍惜家庭

家庭是幸福的港湾和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关系着社会的和谐与安宁。纵观不少领导干部之所以发生腐败问题，常与“后院”起火有关。如山东省供销社原党组书记矫智仁在法庭上忏悔:“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

一

据报载，克林顿刚当选美国总统时，曾向前总统里根求教治国良策。里根忠告之:今后，你必须加倍地注意你的家庭，管好亲属，过好家庭生活。在这里，里根所传授的并非治国安邦、从政理朝的诀窍，而是一句看似微不足道的家常琐语。据说，从美国的历史上看，许多届总统心神不宁，精殚力竭，其实并非为国事所烦，为政敌所困，而是因为他们的“后院”频频失火，警报不断。难怪世界上许多政治家、思想家、伦理学家都纷纷告诫掌权者:从政莫忘治家。

古人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驰骋疆场，横刀挥戟，所向披靡，但却偏偏就过不了老婆孩子这一关。明朝宰相张居正就是一例。他在万历年间实行重大改革，裁冗治吏，加固边防，颇有些作为。为了治国，他公开提出“立贤无名，唯才是举”，并张榜规定:“大臣子弟，不宜与塞士争进。”但当他的长子张敬修落榜时，张居正竟勃然大怒，下令停止这一科的“馆选”。次子张嗣修参加考试，张居正命自己的亲信任考官，又派兄弟张居直去做“临川才子”汤显祖的“思想工作”，遭到汤的拒绝。结果，汤显祖落第，张嗣修以“探花”及第。到了万历八年，张居正居然亲自为第三个儿子替考，终于使其当上了状元。由于身居要职的张居正为三个儿子得举谋官带头走后门，结果上行下效，大小官吏纷纷不择手段使子孙“相继得举”，甚至出现了“儿子不与试，则录其婿，其他私弊不乏闻”的丑事，引起朝野哗然，败坏了科举风气。等张居正一死，立遭削籍抄没，子弟戍边。他苦心实行的改革也随之付诸东流。

“古镜今鉴，少出祸患”。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重蹈覆辙者却不乏其人。现实不断昭示，一些有着光荣革命经历、为党和人民作过突出贡献的党员干部，就是因为过不了妻子儿女关、顶不住“枕头风”，当了金钱的俘虏，有的甚至夫妻双双成了“阶下囚”。山东省日照市委原书记王树文曾是一位拒收礼品、查案不留情面的人，但在短短几年之后却蜕变成了坦然受贿、包庇犯罪分子的罪人。分析他蜕化变质的过程就会发现，他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放任妻子作威作福，使其在背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

四川省纪委曾印发过一位县级领导干部的妻子就当前愈演愈烈的色情腐败写给省委领导的信。信中，这位妻子反映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及对丈夫“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的忧虑。

这封署名“一名共产党员”的信，其主要内容如下:

我是一名基层政法干部，20余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丈夫是一名县级领导。我受党教育多年，本着对党的忠诚，向领导反映情况和谈一点肤浅的看法。现代社会，基层领导的妻子一般都是职业女性，受着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丈夫生病我们要忙前忙后服侍，而一旦我们生病，由于丈夫工作忙，不敢奢望春风里、夕阳下夫妻并肩散步。如果说这些先生们是全力为了工作，我想，当妻子的应该理解和支持，但现实社会中有很多现象使人困惑。

现代信息社会，人们交往增多，担任领导职务的先生们应酬频繁，常常出入酒家宾馆，有的先生酒足饭饱后，再到卡拉OK请三陪小姐陪玩或桑拿，接受异性按摩，有的在玩耍中嫖娼，有的进行赌博，常常深更半夜回家，当妻子的想管也管不了。他们有的是理由，不是陪上级领导就是陪客人。的确，现在有些上级部门的领导包括办事人员到基层检查工作，首先要接待到“位”，他们要玩什么，就要满足什么，个别人要小姐后，连小费都是基层的陪同人员支付。若在嫖娼中被抓获，就动用各种关系疏通，找种种理由降低定性。国家公务员进娱乐场所嫖娼现象已非常严重，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与三陪小姐有过一次寻欢后，为长期苟合，租房或买房，买通讯工具、首饰等送小姐，将小姐长期包养成为其情妇。这些都需要钱，而工资是远远不能够满足挥霍的。掌握人民权力的他们，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以博红颜的欢心。

媒体最近曝光的湖北省荆门市原市委书记焦俊贤，将其情人、原三陪小姐陈丽安排至荆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任工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丽出任宣传部副部长之职后，焦俊贤常常带她出入宾馆请客吃饭，焦与陈的关系在荆门市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且不说焦重权在握，有一帮阿谀奉承的小人为其“抬轿子”，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上级领导、组织部门、纪委，难道就听不见人们的议论、群众的呼声?领导干部养情人，为情人安排工作或提拔重用的情况，虽不普遍但也很严重。

由于有这样的领导，有的女人不是用自己的真才实学去赢得社会的认同，而是整天揣摩领导心理，投其所好，不惜“献身”，以赢得领导“好感”，得到提拔重用或安排工作。这些人虽然是少数但影响很坏，以至现在提拔使用素质好、作风正、有能力的年轻女干部，社会上往往要议论、猜测是否与某领导关系“特别”。尽管我的先生目前还是好丈夫、好父亲、父母的好儿子、勤奋工作的公仆。但我也担心，在这样的不健康的氛围中，他是否能坚持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呢?

我们的政党、组织要拿出更多的道德勇气和批判力度，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监督，组织教育干部自觉抵制灯红酒绿的诱惑。俗话说:“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上梁不正下梁歪”。对领导干部要加强监督力度，对他们的社交也要纳入监督考察范围，特别是要加强“八小时以外”的管理……

这位县级领导干部妻子来信中反映的问题绝对不是个别现象，她的不安绝非“杞人忧天”，应当引起各级党员干部的足够重视。

三

这几年部分党员干部违法犯罪，一个重要规律即是缘于家庭、牵于家庭、毁于家庭。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于飞徇儿女亲情要地3 300亩。使其儿女非法获利2800万元；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自律不严，其妻推波助澜，收受贿赂数十万元；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局长林国悌伙同其子其妻先后受贿数百万元；一代“烟王”褚时健违法犯罪也与其妻的贪婪无度有关；原山东日照市委书记王树文成为“一个毁在夫人手中的市委书记”；还有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也与其儿子的违法犯罪大有牵连。

造成这些惨痛事实的原因有三种情况:一是党员干部本身不正，对家庭反向熏染，使妻子、儿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二是党员干部的妻子、儿女道德不羁，贪婪敛财，把党员干部拉下水；三是党员干部对家庭管束不严，态度暧昧，或敞开“绿灯”，致使妻子、儿女仗势聚财。这告诉我们:党员干部自身不正，家庭极易歪邪；家属儿女不正，党员干部极易偏轨。但决定因素还在党员干部本身。为什么不能一身正气、凛震全家呢?为什么抗不住“枕边之风”，耐不住“绕膝之求”呢?为什么在妻子、儿女违法悛恶时，不能防微杜渐、铁面无私、大义惩亲呢?

这里有复杂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思想道德、政治意识等方面的原因。商品化、等价交换思想侵入权力领域，进而大肆进行“权力开发”“权力寻租”，成为党员干部败倒“家庭关”的社会经济根源；奉行“夫贵妻荣子耀”，利用职权，非法为妻子儿女铺好后路、打牢经济基础，这是党员干部败倒“家庭关”的历史文化根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党性原则淡化，不是立党为公、用权为民，而是“立党为私”、用权为家，这是党员干部败倒“家庭关”的思想道德根源；对行贿者利用妻子儿女进行“迂回”攻势警惕性不高，政治嗅觉迟钝，被不法之徒钻了空子、打开缺口，这是党员干部败倒“家庭关”的政治思想根源。

因此，“家庭关”是复杂多向、敏感难处的关口。中国自古就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慨，“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往往成为党员干部败走“麦城”的心理通道。各级党员干部必须高度重视“家庭关”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淡然置之、曲意纵之。党员干部过好“家庭关”，一要坚持不懈地“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端正自身形象，真正在家庭问题上把好关、定好向，不因家庭问题而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二要从严治家，端正家风，强化家教，防止出不肖之子、不贤之妻。三要按中央要求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规定，在妻子儿女利益问题上不打招呼、不批条子、不“通”路子、不开“绿灯”、不搞暗示，使家庭人员没有权势可倚，没有“租资”可寻。四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对妻子儿女的不轨行为要及时察觉、及时纠正、及时教育、及时处置，不能坐视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四

安徽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听说大舅子杨枫在地方上乱搞女人，决定亲自劝说，谁料杨枫佯装生病，派两个铁杆情妇“伺候”姐夫，用肉弹攻破姐夫的防火墙后，王昭耀再也不提追究杨枫的风流韵事了。“郎舅共享情妇”化解了杨枫的一场官运危机。

杨枫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砀山县师范学校当化学教师。在王昭耀的“运作”下，杨枫不到一年时间便出任安徽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在王昭耀当时看来，适当为大舅子讨顶乌纱帽“意思意思”，博得夫人欢心，也算美事一桩。王昭耀没想到，随着水涨船高，5年后妻子再次向他吹起枕边风。

1998年12月，王昭耀被任命为安徽省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农业和计生工作，成为实权在握的安徽“政坛大佬”。杨大爱给丈夫送上一条金利来领带，直言不讳地要求老公对妻弟继续“鞭策进步”。王昭耀颇感为难，这次没有爽快表态。杨大爱不高兴了，她把脸一沉:“我大弟拥有硕士研究生学位，在官场上混个小小的市气象局局长太委屈他了。”经不住夫人软磨硬泡，王昭耀答应出面“活动活动”，但他对妻子放出话来:“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以后在人事安排上别再给我出难题了。”

1999年初，王昭耀不动声色地将大舅子扶到安徽省气象局副局长的位置上。但呼风唤雨的杨枫看上去似乎还不满足，他含蓄地对姐夫表示“不喜欢一辈子和老天爷玩”。于是，王昭耀安排杨枫下到安徽宣城市行署做挂职副专员。宣城撤地建市后，杨枫顺顺利利当选为副市长，紧接着出任该市市委副书记。

看着大哥杨枫在姐夫的扶持下平步青云，货车司机杨哲信坐不住了。他哭哭啼啼赶到合肥，乞求姐夫高抬贵手也将他引入官场。王昭耀将妻子叫到一边，勃然大怒:“你娘家的人，怎么个个都有官瘾?我老家的亲戚一个也没给帮忙啊!”

原来，王昭耀1944年出生于山东省西南部的贫困地区梁山县，1968年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水利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砀山县园艺场工作。王昭耀喂猪、照料果树，样样都干。后来因砀山修护黄河，王昭耀被借调到县水利局，从此踏入仕途。1976年，王昭耀升迁为砀山县水利局副局长，四年后转正为局长。1981年，37岁的王昭耀被提拔为砀山县副县长，1984年调任相邻的宿县任县委书记。1985年升任宿县地委副书记兼宿县县委书记，两年后又升为宿县地委书记。在阜阳又做了四年地委书记后，王昭耀登上了权力巅峰，当选为安徽省副省长。

王昭耀官运亨通，但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非常“刻薄”，不仅没有安排一个人做官，而且很少回山东老家，以至于家乡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安徽做了高官。面对妻子娘家人不停地伸手要官，王昭耀顿生反感。特别是小舅子杨哲信，水平没几两，胆子特别大。王昭耀这次坚决不给“车夫”面子，为此与妻子杨大爱发生争吵。杨大爱又哭又闹:“两个弟弟手掌手背都是肉，你做姐夫的怎么能厚此薄彼?”王昭耀见老婆耍横，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一连数天“下基层”不回家。

“你就住在姐姐家，看你姐夫能躲几天?”杨大爱给二弟出主意，杨哲信于是成了姐夫家的“长驻大使”，令王昭耀不胜其烦。在斗智斗“赖”中，王昭耀支撑不住了，最后不得不答应帮小舅子捞个一官半职。

2001年初，杨哲信摇身一变，从一名货车司机魔术般地变为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在此后短短四年时间里，他实现三级跳:又从灵璧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爬上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交椅，令当地政坛瞠目结舌!

看着娘家人一个个飞黄腾达，杨大爱志得意满。她突然想起了自己和儿女，丈夫正当权，何不趁此机会为自己和儿女捞个一官半职呢?夜深人静之时，杨大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丈夫，让他想想办法。她温柔地说:“这可是咱自己家人的事，这对你来说，还不是举手之劳吗?你可不能坐视不管啊。”王昭耀生有两子两女，如果全家人都权倾一方，未免太“扎眼”了，王昭耀死活不肯再施“造官”之术。

杨大爱原系砀山曲艺团的演员。她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两个弟弟改嫁。当年凭着如花美貌征服下放大学生王昭耀后，杨大爱把杨家的福泽都押在丈夫身上。如今老公功成名就，杨大爱岂能闲置这棵乘凉的大树?面对丈夫金盆洗手，杨大爱恩威并施，将演员的天赋在爱情婚姻上运用得炉火纯青。经过几番讨价还价，王昭耀作出妥协:只提携妻子和大儿子，另外3个孩子让他们“靠自己的本事去混吧”。于是，手眼通天的王昭耀再次轻轻挥舞权力魔棒，妻子杨大爱便官至安徽省行政事务局接待处处长，让安徽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儿子王伟先到阜阳市政府办公室镀金，然后杀个回马枪，出任共青团安徽省委联络部副部长。

在杨大爱的幕后操纵下，“安徽第一权力家族”闪亮登场。城府极深的王昭耀担心树大招风，更担忧家族成员玩弄权术而一损俱损。因此，他千叮万嘱，要求妻子管好儿子和两个弟弟，委托妻子“天天监控，月月报告，不出漏子”。杨大爱欣然领受。

起初，杨大爱在“委托管理”上非常认真，按时报告儿子和弟弟的“成长”情况，两个小舅子还通过电话、E-mail和聚会等各种机会，主动向姐夫“汇报思想”。王昭耀非常高兴，专门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传授自己在政坛上拼打几十年的秘诀:“大家都要牢记一句话，在官场上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稳扎稳打。”

在王昭耀的调教下，家族成员们越来越成熟，表现在杨大爱的“监控”和“报告”传来的都是好消息。王昭耀怎么也没想到，妻子杨大爱报喜不报忧，对弟弟的官场运作掖着藏着。

原来，从货车司机一步登天成为“管官的官”后，小舅子杨哲信无师自通，将权力当成商品，上任不到三个月，便大肆进行买官卖官交易，先后228次受贿，卖出69顶乌纱帽。

滚滚财源唾手可得，极大地刺激了杨哲信的胃口，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发展到出售“假官”的疯狂地步。

2003年初，工人身份的张某为了进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官，在先后奉上4.2万元的贿赂后，请求杨哲信帮其伪造国家公务员身份。杨哲信向张某提供了相关人员的档案复印件、所需表格及所需印章的印模，授意张某非法刻制了“宿州地区行署人事局”“宿州市人事局”“砀山县人事局”3枚印章，并伪造了转任公务员的相关批件。杨哲信一路作假，将张某任命为灵璧县药监局副局长。或许从中尝到了甜头，身为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杨哲信，又安排张某为其非法刻制了“砀山县劳动局”“砀山县林业局”两枚印章。杨哲信将5枚假印章藏在家中保险柜里，留着日后伺机再大干一场。

看着学历、资历、职务都比自己低得多的弟弟成为百万富翁，身为宣城市委副书记的杨枫颇不服气。杨枫决定露几手，不能让杨氏家族小瞧自己。

杨枫出招与部长弟弟截然相反，杨哲信卖官，杨枫“保官”，然而，两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2003年2月底，安徽振汉塑胶公司因涉嫌走私，被安徽省芜湖海关查处。该公司杨总经理也被芜湖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杨总的妻子请求杨枫“救人”，并暗示有酬谢。于是，杨枫代表宣城市政府到芜湖海关的上级机关合肥海关为此事进行协调，请合肥海关从宣城市招商引资需要出发，先释放杨总经理，然后再另行处理。几天后，杨总便被取保候审。同年4月，时任宣广高速公路祠山岗收费所所长的徐某因私自违规发放出售高速公路月票，导致收费资金大量流失而被市纪委查处。调查期间，杨枫多次打电话给办案部门领导，要求“对徐某不要一棍子打死”。在杨枫的干预下，徐某仅受到行政记过、降半级、调离原单位的处理。而从轻受处理后，徐某不愿调到离家远的收费所工作，再次请求杨枫出面说情，杨枫收下徐某的1万元“说情费”后，帮徐得偿所愿。

眼睁睁地看着两个舅舅在政坛上并驾齐驱“掘金”，在清水衙门团省委任职的少壮派年轻官员王伟双眼发红。王伟悟性很高:自己虽然没有实权，但有老爸做靠山。他知道，两个舅舅之所以能够在权钱交易市场上如鱼得水，全仰仗省城做高官的姐夫大树庇荫才肆无忌惮。作为高官儿子，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为何不能借老爸的金字招牌折腾一番呢?

就在王伟准备大展拳脚时，有人主动找上门。此人便是在中国财经界大名鼎鼎的安徽双轮集团总经理刘俊卿。刘俊卿贪污受贿4 000多万元，在公司门口竖立两层楼高的自己巨尊雕像，还养了70多名后宫佳丽供其淫乐，并组建了一支160多人的私人武装欺压百姓，成为当地“土皇帝”，引得怨声载道。刘俊卿重金聘请省委副书记的儿子王伟出面镇住“民怨”。于是，王伟高调到双轮集团“视察”，从刘俊卿手中拿走了数十万元的“消灾费”。为了彰显后台分量，王伟还悄悄怂恿母亲，说服父亲到双轮集团“调研”，给“怨民”点颜色看看，从而“成功”地将父亲拉下了水。

血亲姻亲组成的权力家族在安徽政坛上兴风作浪，尽管夫人在幕后遮遮掩掩，但嗅觉敏感的王昭耀还是觉察出了一些风吹草动。特别是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出事后，王昭耀更加警觉，再次要求妻子切实加强“委托管理”，训令两个小舅子和妻儿“收敛”。直到发现大舅子杨枫的绯闻后，王昭耀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亲自出马收拾后院起火的烂摊子。

不料，省委副书记自己中招“美人计”。

原来，风流倜傥的杨枫和定居合肥的妻儿长期两地分居，这为他发展红颜知己创造了有利条件。杨枫与其他“情圣”贪官有两点不同:其他男人喜欢泡天真少女“破处”，而杨枫则钟情于成熟少妇的温柔梦乡；其他官员养二奶、小蜜挥金如土，而杨枫不需花一分钱，财色双收。

杨枫的“首席情人”兰妍是一位32岁的阔太太，她在一家宾馆做部门经理，丈夫身陷囹圄后，兰妍找杨枫公关。杨枫被这个风姿绰约的贵夫人所迷倒，他竭尽所能将兰妍的老公从狱中救了出来，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年轻富婆兰妍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戴着一副眼镜、拥有中央党校硕士研究生学位的杨枫。她果断与董事长丈夫离婚，心甘情愿终身做杨枫的贴心情人。

之后，杨枫又俘获了6个美丽成熟的少妇，这些女人大都在商场上叱咤风云，个个“财”貌双全。她们带着大把钞票争抢着和杨枫上床，让掉进花丛中的杨枫“性”福得头晕目眩。(www.xing528.com)

尽管杨枫用7个手机号码与情妇单线联系，红粉佳人之间仍然醋海生波，不仅相互跟踪“捉奸”，而且失宠的“首席情人”兰妍还用碎玻璃割自己的手腕动脉，鲜血喷涌而出。消息传到王昭耀耳朵里，他大惊失色，立即对妻子一番训斥:“我让你好好管束两个弟弟，你是怎么管理的?居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杨大爱对弟弟的桃色新闻不以为然，她打趣道:“谁叫我弟弟长得那么帅呢?那些女人们都是主动献身的啊!”

“你真是糊涂!”王昭耀说，“自古红颜多祸水，许多落马官员不是被政敌打倒的，是被女人给淹死的。你懂吗?”

见这个时候妻子还对弟弟“庇护”，王昭耀决定趁全省农业产业化工作交流会在宣城召开之机，亲自修理大舅子。不料，自己反而掉进美人计陷阱。

这天晚上，两位穿金戴银、流芳溢彩的女士敲开了王昭耀下塌宾馆的房门，双双鞠躬:“王书记，晚上好!杨枫副书记因病住院不能前来汇报思想，特委托我俩向您问候!”王昭耀一下子愣住了。

原来，杨枫听说姐夫要找他“单独谈谈”，马上猜到可能为他的情妇内讧事件而兴师问罪。王昭耀在政坛上以“会琢磨人”而著称。杨枫胆战心惊，他害怕位高权重的姐夫在关键时刻有可能“弃车保帅”，将他踢翻。为此，杨枫反过来开始“琢磨”姐夫:王昭耀口口声声喊廉洁、叫正气，一副铁骨铮铮的硬汉形象，但他暗中扶持了濉溪县委书记唐怀民、利辛县委书记王德贵、颍上县委书记徐波、涡阳县委书记徐保庭、阜南县委书记敖光立等一大批“王系人马”。杨枫琢磨其中必有猫腻，姐夫未必刀枪不入。据此，杨枫佯装生病，派两个铁杆情妇“伺候”姐夫。她俩是当地千万富姐，一个是装修公司的女老板，另一个是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杨枫利用权势为她们的生意谋利，女强人们则投桃报李献财献身。

这晚，两位女老板不辱使命，她俩香唇含笑、眉目传情，夜深人静时，王昭耀渐渐把持不住了……

果然不出杨枫所料，用肉弹攻破姐夫的防火墙后，王昭耀再也不提追究杨枫的风流韵事了。“郎舅共享情妇”化解了杨枫的一场官运危机，他比过去更加贪图财色。王昭耀此后对家族腐败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自己的把柄握在妻儿和小舅子的手中，没有底气管理或委托管理权力家族。

2005年1月28日，从省委副书记退下来的王昭耀以高票当选为安徽省九届政协副主席，但却排名在几位副主席之末。按照正常的官场进退规则，王昭耀不排第一也应该是政协党组书记。这种微妙的人事安排让“政坛大佬”顿感不妙，王昭耀立即将自己受贿的500万元赃款送给小舅子杨哲信保管，然而为时已晚。

2005年4月21日，王昭耀正率领省政协法工委一干人马在安庆市调研，突然接到让其返回省城的紧急通知。第二天上午8点半，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杨多良和省政协主席方兆祥共同与王昭耀谈话，让其“离职休养，讲清问题”。同日，王昭耀的妻子杨大爱和大儿子王伟被宣布“双规”，办公室被查封，并被有关部门带离安徽。

原来，大儿子拉父亲为双轮集团刘俊卿“消灾”，为王昭耀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刘俊卿贪污受贿案发后，为求自保，他供出了包括王昭耀在内的一大批安徽各级高官。而大舅子杨枫的首席情人兰妍四处告状，进一步揪出了王昭耀的狐狸尾巴。中纪委组织数十名办案人员秘密驻扎到位于合肥市内的解放军炮军学院本部的一栋小楼里，戒备森严，彻查王昭耀权力家族腐败窝案，杨枫和杨哲信随后被捕。

“安徽第一权力家族”轰然倒台，在安徽政坛引发了一场肃清腐败链的强烈地震，一大批“王系人马”的县（区）委书记纷纷落入法网。2006年6月8日，杨哲信因涉嫌犯受贿罪、伪造国家证件、印章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执行14年；第二天，杨枫因涉嫌受贿近80万元，被押上了安徽巢湖市中院刑事审判庭。

王昭耀因涉嫌利用职权，借干部职务晋升、工作安排和项目审批之机，大肆收受贿赂的犯罪，被移送到山东省济南市检察院，实行异地管辖审查起诉此案。（参见2006年10月13日新华网）

五

再说说“家族式”腐败。所谓“家族式”腐败（又称“全家腐”或“一家两制腐败”）指的是一些身居要职的党员干部，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的行为。他们腐败获利的具体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通过妻子、儿女收受贿赂，如江苏省洪泽县公安局原局长孙亚光与钟书娟是一对默契配合、善演双簧的夫妻。孙在前台办事，钟在后台受贿，表面看来，他无犯罪故意，她未利用职务之便。几年下来，两人共同受贿财物30余万元。此外两人还有67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最后，孙与钟双双落网，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11年。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与妻子符荣英是另一例典型。符荣英对送礼行贿者来者不拒，甚至当面索要。戚火贵受贿人民币187万、港币3.5万，其妻符荣英受贿20万，两人不能证明其合法来源的财物有人民币1 014万元、港币61万元、美金3万余元、新加坡币4 700元、马来西亚币1 500元及一大批金银首饰。最终戚火贵被判处死刑，符荣英被判有期徒刑16年。（资料据《看这些“贪内助”的脸谱》，《时代潮》）原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唐见奎先后42次直接收受或通过其妻段贤进、其女唐毓遥（均另案处理）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209万余元。其中，唐见奎直接收受107万余元，通过段贤进收受68万余元，通过唐毓遥收受33万余元。（资料据《湖南再现家庭腐败省府副秘书长一家受贿200余万》，中新网1月2日电）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是利用权力给妻子、儿女开公司，接项目，子女从中渔利。尽管我国的市场化正在完善，并且“官倒”的时代已经远去，但至少在目前，由于价格双轨制的残余存在，一些党员干部仍然能够通过“行政划拨”等方式获得“体制差价”。关系网、权力网、价格差等，这些优势都为党员干部子女经商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乔本平是原吉林省政协委员，吉林省国际经济贸易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法院审理查明，乔本平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 455.2万元，创下吉林省建国以来此类案件之最。检察机关在调查中发现，乔本平的儿子原先经营一家进口卫生洁具店，后来发展到一家规模能与同类国营企业相比的私营公司，周转资金达上千万元，一个年仅27岁的普通青年拥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实力让人惊讶。原邮电部速递局副局长陈放与北京欧亚联通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许雁借原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秀发到北京开会之机，请张秀发帮忙在湖南省邮电系统销售一批明信片，并告之事成之后分1/3利润给他。张秀发表示同意，并承诺由本单位独家代理。同月，张秀发指示下属以高价购进明信片8.5万张。同年10月，陈放、许雁向张秀发称明信片业务利润810万元，按与其事先约定，分5次将270万元付给了张秀发女儿所办的深圳乐在贸易公司。（资料据《腐败一家三口齐“竞争”湖南公开审理“家庭腐败”》2002年5月24日南方网讯）原辽宁省法院院长田凤岐的儿子田丰下海后说要办出租车公司，田凤岐找到副市长马向东，求他帮忙给田丰批出租车指标，马副市长大笔一挥，批了50个指标，然而田丰拿到指标后根本没办出租车公司，而是以100万元把指标卖了。从现有资料分析来看，官员子女开办的公司要么具有垄断性或者是可以通过“内部方式”调配资源，要么就是负责“收钱”和洗钱的流水线，公司本身并不赢利。据有关专家研究，已落网的省部级贪官的亲属大都经商，并且无一例外地大发横财。

三是施惠于商人、下级等，希望“照顾”自己儿女，间接捞钱。应该说这是最巧妙的也是最为隐蔽的方式。一些党员干部不直接从“未来的行贿者”那里获得利益。在开始的阶段，他们会物色人选，选择一些认为靠得住且能够对自己产生感恩心理的人。然后不要条件的给物色的人选好处，如给项目、政策等。在“未来”行贿者们获得利益之后，物色的人选往往会报答党员干部本人或者党员干部的子女。这种类似长线的做法，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与人的感恩情节想契合。这种“智慧”在褚时健那里就是:有些行贿者属于“下九流”“低档次”的，他根本看不上眼的；但是那些有权有势领导人的子女来行贿，按照褚的意思对这些人是“免收”。作为经济学博士，辽宁省法院院长田凤岐对于这套智慧是“熟稔于心”。田凤岐捞钱是不动声色的，事前他从不要钱，事后他也只是让对方看着给。1999年，部队副旅长贾某转业想到省法院工作。他通过关系先认识了田凤岐的女婿，可是田凤岐谨慎地说“先跟秘书谈谈吧”，根本没接见他。贾某找到田凤岐的秘书才了解到，全法院只进五个人，竞争十分激烈。于是他又让人递话过去:不会让田凤岐白帮忙的。之后，贾某不但进了省法院，而且当上了基建处副处长。2000年春节，贾某把5万元放在水果篮里送到田家，算是了却心事。在儿子田丰身上，田凤岐算是用心良苦。他给儿子找了一个师傅叫田华启，是搞房地产开发的。田华启当上田丰的师傅后，田凤岐全家和这个田华启结下了腐败缘——田凤岐靠权力给田华启批房地产开发工程，田华启给田凤岐送回扣。田丰的师傅田华启要开发房地产，田凤岐又找市长慕绥新批地，慕绥新不但批了地，还给了他许多优惠。仅仅这块地，田凤岐就挣了2 500万元。田华启通过田凤岐的妻子张振琴得到了500万元贷款。作为感谢，田华启送了20万元，还将价值50万元、130平方米的房子以张振琴的名义办了房产证。后来，田华启又给田丰买了一辆28万元的尼桑风度轿车，还按照田凤岐的意思带田丰下海，加上自己的媳妇，三人成立了成城房地产开发公司。田华启搞房地产发财之后，送给田丰一套290平方米、价值90万元的房子，田丰嫌少，又让田华启帮他还了80万元的出租车贷款，另外又要了一台桑塔纳轿车。（资料据《高官丈夫台前扮黑脸，“贤妻”幕后收黑钱》）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其实是相互利用，在田华启看来，“感谢费”以后可以通过田凤岐还能捞回来。田华启是生意人，这个账他算得很明白，挣了3 000多万元，给田凤岐一家回扣250多万元，不赔本。田凤岐也想得很周全:田华启是中间人，没有他，儿子做什么都会暴露，引起别人的猜疑。事实上，虽然官场上的贪渎之风愈演愈烈，但毕竟还不敢明目张胆的腐败。“体制落差”“近水楼台”等产生的利益他们必须通过“合法”的渠道名正言顺的获得。这个过程类似于“洗钱”，就是如何通过合法的方式使国家的财产变成个人的。而商人充当中间人，恰恰满足了这种需要。尽管在这种“合法化”的过程中，官员只能取得部分的利益，“缩水”的部分为商人获得，实质上是“洗钱佣金”。但是由于没有中间人贪官很难获得利益（即使获得也充满风险），因此贪官的预期并不会过高，这种局面往往被视为“双赢”。

“家族式”腐败危害极大。第一，加速了社会两极分化。腐败分子的目标不再是几万、十几万，而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在全国居民约54万亿的存款中，10％的储户占有80％的份额，高达432万亿，其中不乏“家族式腐败”者。第二，腐败者生活奢华，使国民心态严重失衡，民愤极大。大庆市国税局原局长那凤岐坐骑是近百万元的丰田4700型吉普。他生活讲究奢华，吃喝穿用都是名牌，使用的钢笔一支近4 000多元。检察机关在依法搜查那办公室时，在他宽大的办公室里，各种名烟上百条，XO、茅台、五粮液等名酒数十瓶，价值20余万元。（资料据《大庆国税局原局长那凤岐案后余音》，《生活时报》2000年5月12日）据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载，美国、加拿大的许多大城市的房价供不应求，一涨再涨，其中一个原因竟然是因为不断来这里的中国人需求量太大、太有钱。一些价值上百万美元的豪宅，许多人一次性结清，现金交易，提着装满现钞的密码箱前去付款，使那些靠几十年贷款，要付出一辈子心血的美国邻居瞠目结舌，甚至美国一些会计师、律师也对这些来自中国的富有的新移民感到震惊。这些豪宅的新主人，很多就是中国的外逃贪官。还有，一些腐败官员没有选择外逃，于是在国内不敢花出来的钱大部分就用在了留学海外的子女身上。腐败官员子女在国外一般都开豪华车、住高级公寓，花钱如流水。这些留学生，其生活之奢华、花钱之豪放，国外人都难以理解。不过“富豪”般的生活也让许多留学生丧失了理想，越来越迷惘。第三，“家族式腐败”者通过笼络其他党员干部，加速了权力系统的“腐烂”。另一些党员干部则产生了不平衡心态，从而也走上腐败之路。社会价值已经被极大的扭曲。一个人靠勤劳致富，另一个人因腐败发财，就其金钱来源进行道德判断固然是两回事。但在市场经济的语境里，两者是一样的。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学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由于现存体制很少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一些党员干部便很难奉公守法，而是会效仿那些贪污受贿者。尽管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但是“看到周围的人收钱都没有事，我也就慢慢开始收下了”。如此下去，我们党的先进性还能保持吗?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还能巩固吗?

六

“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的妻子一半。”这是山东省供销社原党组书记、主任矫智仁，在法庭上说出的一句发人深省的话。

据检察机关指控，曾先后担任莱州市市长、市委书记，烟台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法委书记等职务的矫智仁，从1989年12月至2000年6月，先后索取和收受99家单位和个人的222次贿赂款物，总价值160余万元。矫智仁的妻子钟福卿是个典型的“贪妻”。在矫智仁案的涉案总额中，由钟福卿直接经手的达40多万元。翻阅近年来的贪官图，经常会看到像矫智仁这样的贪官在反思自己的罪行时，也忘不了对妻子发出一声感叹。

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有一个世人皆知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一个渔夫救了一条小金鱼，小金鱼为了报答渔夫的救命之恩，答应要满足渔夫的三个愿望。住在小窝棚的渔夫的妻子听说后，一而再再而三逼着渔夫向小金鱼索要，从大房子到宫殿到当女皇甚至要小金鱼来伺候她，欲望一个比一个强烈，甚至连满足她那么多愿望的小金鱼也要被她奴役，小金鱼当然不干。最后，渔夫的妻子又回到了那个可怜的小窝棚里。

渔夫贪得无厌的妻子正是当今很多贪官妻子的真实写照，她们利用丈夫手中的权力，尽情追逐不义之财，最后不光把丈夫送进监狱甚至断头台，还葬送了自己和全家的命运。

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的妻子符荣英就是这样一个贪妻。戚火贵本来出身贫苦人家，一开始当官十分谨慎，也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在旁人的眼里，甚至还算个清官。但是，戚火贵却遇到了一个“渔夫的妻子”。她不但自己贪得无厌，对送礼行贿者来者不拒，甚至当面索要，还逼迫戚火贵收受财物。贪婪的结果是戚火贵被判处死刑，符荣英被判有期徒刑16年。

综观当代贪官的“事迹”，一个中饱私囊的领导干部身后，往往有一个欲壑难填的内当家，她们或从中推波助澜，对丈夫开“贿道”视而不见；或夫妇同流合污，赤裸裸地帮助丈夫受贿、索取、窝藏、转赃等。她们在直贪和助贪等方面可谓手法各异，大体有三种类型。

一是狐假虎威无法无天型。这些人上蹿下跳，四处炫耀，认为丈夫身居要职权大官大，自己也高人一等，想干啥就干啥，有条件有资格索贿受贿。她们被钱财障目，而没有看到头顶高悬的党纪国法的高压线，通过给人找关系、走门子、办调转、拉项目、提官职等，大量收受贿赂。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的妻子周继美1998年在南京出车祸后，一下进账20多万元。她对那些上门跑官者可谓“仁至义尽”，每当收受这些人的好处后，她就向丈夫肖作新打招呼要求提拔这些人。

二是吹枕边风型。这股风的主题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不使过期作废”“你不替自己想想还不为我和孩子想想”“你还能干几年”“别人都在大把大把地捞，你不捞谁又说你好了”，等等。很多官员在这股风的吹送下，开始伸出了自己的黑手。江西鹰潭市原副市长魏时中原来很廉洁，为躲避他人送礼，他甚至逢年过节带着全家躲在亲戚家中，他认为这样做既“不失礼”，又不伤送礼者的面子。其妻对丈夫的拒贿行为非常不满，“教育”他说:“你怕什么，别人都这样搞，有事我来担，与你没关系。”在其妻的一再煽动下，夫妻双方共同犯罪。“前门”虚设，“后门”洞开，结果案发后魏时中被判刑15年，其妻被判4年。

三是夫唱妇随、前面演戏后面策划的夫妻双簧型。为了实现共同的敛财目标，贪官夫妻凭借一方手中的权力，以家庭为核心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江苏省洪泽县公安局原局长孙亚光与钟书娟就是一对善于表演双簧的夫妻。孙亚光在前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具体负责办事，钟书娟却在后面收钱点票。表面看来，两者毫不相干，实际上狼狈为奸。几年下来，两人共同受贿财物30余万元。案发后，办案人员在其住宅和车库等处，光茅台、五粮液等名酒就搜出628瓶，折价近10万元，此外两人还有67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最后，夫妻二人双双落网，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11年。

翻开当今贪妻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很多贪妻虽然在收受财物时来者不拒甚至狮子大张口，但她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是出身寒苦，勤俭持家的模范，有不少甚至还在工作中有过出色的表现。在丈夫掌握大权后，她们的思想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从一点一滴开始追求“权力变现”，在尝到好处而又自以为得逞后，胆子越来越大，在犯罪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

湖南省衡阳市交通局原局长邹大华的妻子何肖秀，家境贫穷，开始当工人，后来调进某机关当了名小办事员。何肖秀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对生活要求特别低。邹大华平日在外面应酬多，有时好不容易想回家吃一口妻子做的饭菜，何肖秀给他的却是热点剩饭剩菜。家里来了客人，何肖秀放着家里成堆的进口洋酒、国产名酒舍不得拿，却去买散装白酒招待。邹大华在任衡山县县长时期，何肖秀每次去看邹大华，总把邹大华一星期中收受的名酒名烟全部搜净，带回衡阳兑成钱。在她的脑海里，丈夫给别人办事，别人就应该送财物表示感谢，而她替丈夫接管这些钱物，是她做妻子的责任和义务。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她从一开始羞羞答答到后来的大张旗鼓，就这样一点点何肖秀由贫家女演变成“贪内助”。

江苏省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省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李三元的妻子张静华，从一个农村小姑娘成为一个大学生，一直对自己要求严格。即使在丈夫走上领导岗位后，40多岁的张静华仍然工作在工厂第一线。随着李三元职务的不断上升，张静华从工厂调到机关。到了机关看到又清闲挣钱又不少，她才感觉以前有些太傻了。此后，她开始炒股挣点小钱。1997年春节前，张静华与李三元去看望一对离休在家的老领导夫妇，发现两位老人家中的煤气罐用完了，都没人来给换。老人的窘境深深刺痛了张静华。在张静华看来，两位老人的今天就是她和李三元的明天，“手头上必须要有钱”，买股票要钱，养老要钱，儿子出国也要钱。对钱攫取的欲望如同一团火苗从此在张静华的心里熊熊燃烧，烧得她犯下受贿罪。

七

夫妻双双先后入狱的贪官也是“前赴后继”。毕玉玺，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公司的一把手，曾经权倾一时。2005年3月16日，因受贿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二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同时，他的妻子和儿子也被立案侦查。

从1993年到2004年，这十多年间毕玉玺利用职权，接受他人的贿赂，直接干预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工作，为他人职务的晋升提供便利，收受、索取贿赂财物达1 004万余元人民币，私分国有资产300万元。在毕玉玺疯狂贪污受贿的背后，有一个女人的身影时常出现，她就是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在毕玉玺收受的巨额贿赂中，有50万元人民币是以王学英的名字存的。王学英频繁出现在一些她本不应该出现的场合里，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在很多行贿人的眼中，这位频繁出现在毕玉玺工作场合中的女人俨然就是毕玉玺的出纳。

第一次有人来送礼时，王学英曾经拒绝过，她心里明白:这不是她的，她不应该要，要了就是犯法。但是她还是没有经受住财物诱惑，贪欲战胜了理智，收受了她本不应该接受的钱财。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大量的珠宝首饰和化妆品陆续被她收纳。王学英还不满足这些，她经常故意在公开场合表示，儿子毕波留学费用高昂，暗示他人“送钱”，而那些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姜某便以合办公司的名义将31万美元存入在国外留学的毕波名下。毕波从出国学习到回国办公司以及买奥迪轿车都是行贿人掏的钱。

收了这么多贿赂，王学英想的只是:朋友真不错。钱是人家死皮赖脸给的，折子搁在自己手里有备无患，用了就用了，不用了再还给人家。可是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人家的钱不是白给的，王学英完全被现实中的好处蒙住了双眼，全然没有想到她这么做是在以身试法。而当毕玉玺东窗事发后，王学英却在背地里加紧活动。为了销毁证据，她还联系亲属转移了大量的赃款赃物。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贪官王怀忠的妻子韩桂荣身上。王怀忠，安徽省原副省长，因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依法执行死刑。作为王怀忠同案犯的韩桂荣曾是财政局干部。她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多次代他人向王怀忠转达请托的事项，要求王怀忠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两人共同受贿百万元人民币，有480余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1999年1月到5月，韩桂荣受阜阳龙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萍、总经理卢强（马萍丈夫）的多次请托，要求她的丈夫、时任阜阳市委书记的王怀忠帮助解决该公司与白金汉宫大酒店的纠纷、兴建购物中心的征地、办理加油站的土地证等问题。王怀忠知道此事后，不是拒绝而是接受了请托，通过签批文件、向有关部门打招呼、召开协调会等方式，为龙腾公司解决了上述问题。事后，韩桂荣先后三次经手收受了马萍、卢强送的80万元人民币，并和王怀忠共同占有了这笔钱。1998年8月至1999年8月，韩桂荣又接受了阜阳东方宾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周伟的请托，要求王怀忠帮助解决该公司贷款等问题。王怀忠为周伟解决了所请托的事情后，韩桂荣三次经手收受周伟及其女友送的40万元人民币，并与王怀忠共同占有此款。韩桂荣和丈夫王怀忠在贪污受贿上可谓配合默契。每次替行贿人办完请托事项，韩桂荣都要向行贿人讲这样的话:“这次我和你王大哥可帮了你大忙了，以后发了财可别忘了我和你王大哥。”王怀忠也常对行贿人说:“你韩大姐对你们可真好，经常给我讲你要办的事，别忘了你韩大姐的情。”行贿人自然心领神会，赶紧拿钱来。

王怀中夫妇二人就是这样被贪欲拉下了违法犯罪的深渊。2005年1月6日，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韩桂荣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同时，对韩桂荣违法所得的财物予以追缴。

再如上饶地委原书记王兴豹及其妻子文献兰也是一对夫贪妻随的典型。王兴豹利用权势为别人办事，文献兰紧随其后笑纳钱财，俨然成为王家的收银员。

王兴豹曾经是一个好干部，20世纪80年代初，因工作出色被破格提拔为江西省萍乡市委组织部长，1988年，又当上了宜春地区行署专员。1994年，王兴豹调任中共上饶地委书记，成为执掌一方大权的“第一把手”。但是，王兴豹自任宜春行署专员后即着手犯案，调任地委书记后，在1994年至2001年内利用职权插手工程承揽、干部提拔、子女分配、银行贷款乃至经济纠纷、土地转让等事项。夫妇俩单独或共同受贿154万元。

插手工程承揽是王兴豹夫妇的主要“财路”。1994年，上饶地区玉山县某商城经理王某为承揽该县解放路旧城改造工程及开发上饶火车站广场改造工程，找到王兴豹帮忙。王兴豹即与当地主要负责人交涉，使他承揽成功。为此文献兰先后13次收受王某的“感谢金”共计33万元。1997年，上饶地区人民保险公司投资兴建人保公司大楼，分管大楼基建工作的文献兰向公司推荐了建筑承包商林成忠、林成辉。公司领导碍于王兴豹夫妇的面子，只好将工程承包给他们。事成后，他俩先后送给文献兰钱物价值共计51.34万元。

卖官鬻爵也是这对夫妇的惯用伎俩。上饶市化建公司职工张某为了得到重用，4次送给文献兰人民币共计10万元。文收受贿赂后便向丈夫吹“枕边风”，于是王兴豹就分别向有关部门领导打招呼。此后，张某先后被提拔为上饶市化建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上饶市物资公司党委委员兼副总经理。原广丰县委副书记徐某为了得到提拔，两次到王兴豹家送上人民币共计2.5万元。徐被提拔婺源县县长后，再次送给文献兰人民币2万元。

1995年至1998年，王兴豹曾3次利用职权帮人贷款，仅贷款人陈某就分6次送给王兴豹夫妇好处费共计17万元。

除以上这些赤裸裸的金钱和特殊进项之外，每年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王家还能收到价值数万元的名烟名酒名茶。为了变卖这些用不完的烟酒，文献兰还煞费苦心，不得不乔装一番后去街头杂货店变卖，甚至有时还异地变卖。在萍乡时打出租车到湖南去卖，到宜春以后又把烟酒拿到萍乡去卖。每次卖烟酒，少则可得上万元，多则几万元，有一段时间集中卖了40多万元。数年累计大概卖了100多万元。直到夫妻俩被“双规”，家里还有一大袋子香烟没来得及处理。

2004年7月15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王兴豹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文献兰犯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夫妇犯罪所得的411.36万元予以追缴，上交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