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论述尊儒本质-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九辑

从儒者形态论“尊儒”的本质

台湾清华大学　刘锦源

一、前言

本文写作的目的，是想借着司马迁对汉武帝时期重要儒者的描述，探讨此一时期的儒者在面对大一统政体时表现的形态，来探讨他们的思想在大帝国的需要与压力下如何被形塑。特别选择汉武帝时期，尤其是司马迁有为其立传的儒者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秦、汉时期确立的政经制度与统治思想，奠定而后两千年来帝制中国的基础，所以探讨此一时期的儒者表现与大一统帝国的互动是有其价值的。

在探讨汉武帝时期的儒者表现与大一统帝国的互动关系时，本文以公孙弘等作为代表，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曾涉入朝廷政策的制定，一方面为朝廷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更为建立汉政权的“正当性”而努力，与朝廷的关系较为密切，所以其思想中具备了什么样大一统专制政体所需要的成分?是本文所关切的。另外，司马迁的立场与这些儒者不同，他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不是要为汉帝国建立“上层建筑”，因此他如何形塑这些儒者?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什么?更是本文所关注的焦点。

二、“独尊儒术”本质与“曲学阿世”形态

司马迁《儒林列传》记载了汉初以来五经儒学大师的学问、师承，而重点描述了汉代儒学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特定形势下，众多儒生受到宠用，朝廷内“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2]的盛况。在这种“多欲”政治的“尊儒”氛围中，^[3]虽有一些正直敢言，为人廉洁，能坚守原则之辈，如申培、辕固生等;^[4]但更多的是趋炎附势之流，他们圆通世故，没有立场原则，以儒术替现时政治作“缘饰、妆点”，甘愿充当专制皇权的美容师和刽子手，公孙弘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游侠列传》开头就说公孙弘“以术取宰相卿大夫”。^[5]《平津侯主父列传》也说公孙弘年轻时担任过齐国薛县的狱吏，后因罪被免职。他家穷，曾在海边放猪。四十多岁始学《春秋》和各家学说。他奉养继母谨慎孝顺，“后母死，服丧三年”，这是他为人被称道的地方。建元元年，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时公孙弘已六十岁，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为博士。后来朝廷派遣他出使匈奴，他回来后向武帝做的报告，并不合武帝的心意。武帝很生气，认为他无能，而公孙弘也就称病辞职了。^[6]

元光五年，武帝再次下诏征“文学”之士，菑川国又推举了公孙弘。公孙弘起初推辞，禁不住众人的好意，就不再坚持了，到太常去应征。在应征的一百多人中，公孙弘的对策原被排在下等。待至文章交上去之后，武帝把公孙弘提到第一。于是公孙弘被宣召进宫，武帝一见他相貌堂堂，于是就让他做了博士。当时国家正忙着开拓西南夷，准备在那里设置郡县，巴蜀地区的百姓们对此感到苦不堪言。武帝派公孙弘前去视察。公孙弘回来后，上书极力抨击开拓西南夷举措的不当，但武帝并不听从他的话。^[7]

有了先前出使匈奴和抨击开拓西南夷的经验之后，公孙弘已能抓到武帝的想法，开始见风转舵起来。之后每次朝廷讨论问题，他总是“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使他两年内就做到了左内史的高官。这时公孙弘向武帝禀奏事情，凡遇到武帝不同意的，他绝不当众争辩。有一次，他和公卿大臣们预先商量好了共提某种议案，可是到了武帝跟前，公孙弘竟然违背了大家预先的约定，而只是顺着武帝的意思去说。于是汲黯当众指责公孙弘说:“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武帝问公孙弘有无此事，公孙弘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武帝一听，更肯定公孙弘了。即便武帝左右的宠幸们也说公孙弘的坏话，但武帝对公孙弘却越来越好。^[8]

元朔三年，御史大夫张欧被免官，公孙弘做了御史大夫。当时朝廷正忙于经营西南夷，在东方准备新设沧海郡，在北方正修筑朔方城。公孙弘对此多方劝谏，他认为这些活动都是拿着国家的资源往没有用的地方丢，他请求迅速停止。于是武帝就让朱买臣等驳斥公孙弘，力陈设置朔方郡的好处。结果朱买臣等说出十条道理，平日能言善辩的公孙弘竟答不上一条。最后公孙弘请求说:“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武帝同意了。^[9]

公孙弘为人“恢奇多闻”，常说“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因此他“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曾批评公孙弘说:“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武帝问公孙弘有无此事，公孙弘答谢说:

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此下比于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而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10]

武帝觉得公孙弘够谦虚退让，于是就对他越来越好了。最后竟任命他做了丞相，封他为平津侯。其实汲黯的批评是有其客观依据的，因为公孙弘自己虽然“食一肉脱粟之饭”，但他的许多老朋友和一些相好的宾客，却都是仰仗他过好日子。公孙弘把自己的俸禄都用来供养他们，自己家里一点剩余也没有，因此深得这许多士大夫的称赞。^[11]究其实，这未尝不是一项“媚俗邀誉”的举动，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借辕固生之口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12]正是在讥刺公孙弘的媚俗举动。

公孙弘虽以儒者贵为丞相，司马迁却说他“为人意忌，外宽内深”，对那些曾经和他有过宿怨的人，他都表面上亲善友好，而暗中伺机报复。主父偃的被杀，董仲舒的被调任胶西王相，都是公孙弘所为。^[13]在《游侠列传》中，吏部原预备释放的游侠郭解，公孙弘为谄媚求宠，迎合武帝心理，说郭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14]就这样，将郭解满门抄斩。此处，司马迁重点写了一个“朝廷之儒”倾害“布衣之侠”的残酷事实，批判公孙弘舞文弄法杀害游侠的罪行，细写了公孙弘与武帝连手杀害郭解的过程，就是要充分展示儒生是怎样为武帝的统治服务的面目。像公孙弘这样的人成了武帝的重臣，司马迁其实要揭露的是儒者的伪善，要抨击的是武帝独尊儒术的缺失。

公孙弘之外，《儒林列传》也写了儿宽，说他学通了《尚书》以后，以“文学”的名义被郡守推荐到了博士那里跟着孔安国受学。儿宽家贫，于是他就常常帮同学们做饭，有时也去给人打零工，以此来解决衣食费用的问题。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把《尚书》带在身边，一有空就拿出来读。后来通过考试，被分配在廷尉属下任文学卒史。这时廷尉张汤正喜欢儒学，他就让儿宽充当“奏谳掾”，而儿宽由于能够根据古法来裁决有疑难的大案，因而特别受到张汤的宠爱。儿宽性情温和聪明，能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善于“著书、书奏”，文思敏捷，但却不长于口头表达。张汤认为他是“长者”，经常称赞他。等到张汤做了御史大夫后，便又把儿宽调来充当自己的僚属，并把他推荐给皇帝。皇帝问儿宽有关司法方面的事务，觉得很满意。在张汤死后的第六年，儿宽也当上了御史大夫。在职九年，死在御史大夫任上。

儿宽虽然官至三公，但他只是以“温和善良”来讨好皇帝，所以官能做得长久。他从来没有坚持过什么原则、提出过什么意见，在他做官的时候，他的下属也瞧不起他，不肯为他出力。^[15]像儿宽这样的人，也是司马迁所要描绘的“独尊儒术”时期的典型人物，象征的是专门以阿谀逢迎为事，以追求功名利禄为宗旨的儒生，他们是如何地“欺世盗名”。这一方面也反映了被汉武帝所尊起的那种“儒术”，事实上已经严重变了质。

《儒林列传》中，司马迁还不客气地点出很多欺世盗名的汉初儒者，他们根本没有扎实的学问，却能莫名其妙地进入统治集团。这些人包含伏胜的孙子，他曾因为研究《尚书》被朝廷征召，但他对《尚书》实际上没有什么理解;徐襄天生善于表演“礼”，先是做了朝廷的礼官大夫，后来又官至广陵内史，但不会讲《礼经》;而徐延懂得一些，但也不算太好，曾做过朝廷的礼官大夫。^[16]更有甚者，有些儒者不仅没学问，人品还低劣无比，例如公孙弘之流。我们在《史记》中几乎见不到司马迁对公孙弘学术思想的论述，字里行间表现出的只有对其欺世盗名的揭露。司马迁认为，儒学虽在汉武帝时代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儒学的精神却变质了，许多儒生无原则、无廉耻，只知争名图利向上爬，这是让司马迁很反感的。

所以汉武帝“尊儒”的实质，就是将儒学政治化，孔子及儒学成了偶像与工具，没有对儒学的核心价值进行阐发，《酷吏列传》正反映了当时的状况。本传叙述武帝表面上标榜“尊儒”，实际上却实行法家的严刑峻法，明明都是一些韩非、李斯之流，却硬要他们穿上孔丘、孟轲的外衣。更严重的是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等执法官员良莠不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只是看着武帝的脸色行事，歪曲法律条文以为武帝的现行政策服务，这是司马迁所痛心疾首的，也正是他写作《酷吏列传》的缘由。《循吏列传》写了五个人，都是春秋时代的古人，当时人一个也没有;《酷吏列传》写了十个人，除郅都是景帝时候的人之外，其余九个都是武帝时候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对比与莫大的讽刺。

另一方面，司马迁也不是没有意识到武帝时代所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诸如权贵的骄横跋扈、地方割据势力的意图谋反、土豪恶霸的为非作歹、贫苦人民无法生活铤而走险等，需要用严刑峻法来解决。司马迁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严酷法制有其合理性，故其在《太史公自序》说:“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17]本传之所谓“酷”，它的作用司马迁并不一概予以否认。

不过总体上说，司马迁喜欢的还是一种宽缓不苛的政治局面，他不喜欢严刑峻法，这在《酷吏列传》开头就表现得很清楚，他引述了孔子、老子的话，是想说明“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18]在《循吏列传》中也说:“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修身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19]他希望有一种既宽松又有秩序的社会局面出现。

三、结语

综合前述研究可知，司马迁通过对这几个“典型”儒者的记载，反映了汉代历史的真面目，客观再现汉初儒学的发展情况。此正如吕正惠先生所说:

司马迁作为一个写实主义者的伟大才质:在描写每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时，他能够掌握住这个人物的命运所牵涉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因而把他写成“典型”人物，并透过他反映了社会的“整体性”。^[20]

从汉高祖初定天下，到黄老思想主导的时代，最后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司马迁从宏观视野勾勒了汉初儒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总结了汉初儒学的基本特点:那就是天下愈安定，儒学愈受重视。司马迁的传记敏锐地掌握了时代的特性，把儒生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司马迁完全体会到各个时期的儒生和现实政治之间，其实都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即使让叔孙通、陆贾、贾谊、公孙弘等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又能怎么样呢?推到极端来讲，最成功的儒生也不过是“为虎作伥”，遂行专制统治者之愿而已。而只要专制统治的政体存在一天，这样的矛盾就会一直延续下去。(https://www.xing528.com)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需要的国家指导思想。汉朝历经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武帝时已经蓄积了饱满的能量，再加上武帝的雄才大略，正想要有一番作为。儒学在这方面确实可提供需要的意识形态，对稳定社会、政治秩序产生强大的作用。这时黄老就不得不退位，而改由儒学来承担国家思想的改造工程，为专制体制提供需要的指导思想，这是无法避免的趋势。只是在专制体制下，儒学只能被武帝用来“缘饰”政事，无法阐发它的核心价值。而在这样的“尊儒”趋势下，儒者也不易显现他的抗争性。

在司马迁笔下，公孙弘可说是一位非常幸运的儒生了。他处在汉朝国力最鼎盛的年代，正是儒生登台大展抱负的良机。他学习《春秋》，就遇上武帝大举招揽“贤良、文学之士”，虽然他已六十多岁了，仍被征召重用。但是，武帝“尊儒”的本质，只是要替他的“多欲”政治作“缘饰”而已。在这种“多欲”政治的“尊儒”氛围中，公孙弘虽以儒者贵为丞相，但是他从来没有坚持过什么原则、提出过什么意见，只是一味讨好皇帝，以保他的官位能坐得长久。

因此，司马迁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只有对公孙弘欺世盗名的揭露，见不到对其学术思想的论述。司马迁认为，儒学虽在汉武帝时代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儒学的精神却变了质，许多儒生无原则、无廉耻，只知争名图利向上爬，这是让人最反感的。公孙弘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典型”人物，反映的是被汉武帝所尊起的那种“儒术”已经严重变了质，许多儒生不以阐述儒学核心价值为努力方向，而专门以阿谀逢迎为事，以追求功名利禄为宗旨的丑陋面目。

【注释】

[1]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收入《文选》卷41，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版，第592页。

[2]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61《儒林列传》，第1255、1256－1257页。

[3]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61《儒林列传》，第1255、1256－1257页。

[4]《汲郑列传》说:“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120《汲郑列传》，第1248页。

[5]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124《游侠列传》，第1285页。

[6]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第1183页。

[7]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第1183页。

[8]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第1183－1184、1184页。

[9]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第1183－1184、1184页。

[10]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第1184页。

[11]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第1184页。

[12]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第1184页。

[13]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61《儒林列传》，第1257页。

[14]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124《游侠列传》，第1288页。

[15]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61《儒林列传》，第1258页。

[16]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61《儒林列传》，第1258页。

[17]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130《太史公自序》，第1346页。

[18]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122《酷吏列传》，第1261页。

[19]司马迁著，泷川龟太郎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119《循吏列传》，第1246页。

[20]吕正惠:《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