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曲圣俞粟庐《曲学》第一卷2013年

江南曲圣俞粟庐

《曲学》第一卷

2013年，475—489页

唐葆祥

俞粟庐名宗海，字粟庐，号韬庵，松江娄县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卒于民国十九年（1930），享年八十四岁。俞粟庐是清末民初著名昆曲清曲家，叶堂唱口的唯一传人，享有“江南曲圣”之誉。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与同时代的大画家陆廉夫齐名。

“骁勇巴图鲁”父亲

俞粟庐的父亲名承恩，字子卿，生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卒于清咸丰八年（1858），武举出身。据近代曲学家吴梅的《俞宗海家传》^[1]所述，俞承恩“历任江南江阴营守备”；又据光绪年间官方编印的《六合县志》载，俞承恩原在六合任千总，“管带三千练勇”。他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御众宽而士争用命”，因此“战辄有功，升守备”。

俞承恩从咸丰二年至八年（1852—1858），一直在六合知府温绍元的带领下，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没有离开过六合。咸丰八年春，温绍元率军攻克江浦，俞承恩“鼓勇登城，倏忽杀数十贼，身上下皆血肉模糊”，表现得相当勇敢，立下了头功。因此清政府封赏他为“骁勇巴图鲁”，擢为都司花翎正四品。同年八月，太平军在陈玉成率领下，攻下浦口的江北大营。清军北帅德兴阿慌忙逃窜。两天后，陈玉成率十万余大军攻打六合，知府温绍元率部迎战，终因寡不敌众，退入城内，此时六合城内仅二千守军，温绍元自守南门，俞承恩守西门。太平军“连营数十里，昼夜环攻”，并挖地道至城下，用炸药炸开城墙，温、俞退入巷战，尽皆战死。这一天为咸丰八年九月十八日。数年后，清政府追谥俞承恩为“云骑尉”，世袭三代，隶属松江提标营。

盘马弯弓继父业

俞承恩阵亡之时，俞粟庐才十二岁。当时六合地处前线，战斗频繁，因此官员家属大多不在城内。俞粟庐母施氏及弟宗汉住在家乡松江，才幸免于难。但孤儿寡母，无依无靠，日子也不好过。幸亏得到俞承恩生前好友魏彦和松江提标营同僚们的照料，他们教俞粟庐读书写字，骑马射箭，使少年俞粟庐健康地成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俞粟庐已经成为身材魁梧、面貌英俊、文武双全的青年后生。为挑起家庭重担，他外出谋事，替人家起草书信，应酬文字。按清政府的规定，俞粟庐十八岁时正式加入了当地的军队。他从最低级的军官“额外外委”做起，三年内连升三级至“千总”，第四年又升任“松江守备”。他不仅精于骑马射箭，武艺高强，为上司器重，而且有一套训练和约束部队的方法，深得同僚们的尊敬和士兵的拥戴。

同治十年（1871）秋，两江总督曾国藩到松江视察阅兵。俞粟庐是年二十五岁，时任松江守备，接受了曾国藩的检阅。他带领一营骑兵作了刀枪格斗，布列阵图等实战表演。这支队伍的马匹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但由于平时训练有素，倒也进退有序，精神抖擞，得到曾国藩的赞赏。最后一项比赛是步箭。按规定，参赛者每人射五箭，以定胜负，每射中一箭，就擂鼓一通，表示祝贺。主考官曾国藩就在某人的名字下，用朱笔点上一点，以作记号。俞粟庐第一个装束出场，他的第一、二、三箭都中红心，场上鼓声频频大作；第四支箭用力过猛，手稍抬高，箭过靶顶而去，鼓声不起，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他。他定了定神，吸口气，连发两箭，连连中的。曾国藩频频点头，提起朱笔，在俞粟庐名下写上“全中”两字，这并非是这位主考官的疏忽。曾国藩在太平天国之乱后，巡视江南各地，见到处是军伍不整，马匹不齐，一派残破景象，像眼前这样的队伍，真可谓凤毛麟角；像俞粟庐这样年轻有为的军官，需要加以鼓励和奖掖。所以，在检阅后他立即上本，奏请松江提标营为“江南第一营伍”。曾国藩在松江巡视期间，事事都找俞粟庐询问，俞粟庐也天天随侍在侧。这时期，俞粟庐成了松江提标营中第一红人。当时军营上下一致认为，“俞某人为大贵人看重，必有非常之擢”；俞粟庐自己也踌躇满志，打算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

遇索贿弃武从文

就在第二年春天，曾国藩突然中风去世。消息传来，对俞粟庐而言，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营中原有嫉妒者，就趁机传出一些风言风语，也使俞粟庐大为沮丧。不久，松江提标营提督（地方军队中最高一级的长官）将俞粟庐调往金山县任守备。当时金山县城在金山卫，面对大海，自明朝以来，一直是抵抗倭寇的战略要地，明将戚继光也曾在那里驻守过（至今还留下“戚家墩”遗址）。俞粟庐在那里，本来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一到任就碰到一件麻烦事：一名游击向他索贿。游击军衔比守备高二级，从三品，是俞粟庐的顶头上司，这使一向清廉正直的俞粟庐十分气恼。一来他无钱可贿，二来他对这种腐败之风很是反感。于是他将此事告知李朝斌的高级幕僚魏彦。魏彦是他父亲的挚友，也是他的老师和监护人。当李朝斌从魏彦处了解情况后，把这位游击训斥了一通。事情虽然过去了，但这位游击和俞粟庐之间，总有了一层隔阂，面和心不和。俞粟庐第一次体会到了官场的复杂、仕途的险恶，开始产生弃武从文、脱离官场的念头。两年后，俞粟庐三十岁，正式辞去了金山守备之职，寻师访友，转而在昆曲和书法上狠下工夫。

光绪八年（1882），经李朝斌推荐，调俞粟庐到苏州黄天荡太湖水师营务处，任帮办营务官，每月饷银三十六两。按《湘军志》，军中无幕友，笔墨事皆帮办一人主之。俞粟庐在水师营负责起草文稿、往来书信之事，实际上已经弃武从文，成了一名文人。他到水师营后，吸取以往教训，更加谦虚谨慎，与世无争，前后长达十三年，“上下皆称其善”。

光绪二十年（1894）春，俞粟庐四十四岁，终于辞去了水师营的职务，到苏州望族张履谦家（补园主人，今与拙政园合并）任西席，考订金石文字，教授子弟。从此，他彻底脱离了军队和官场。

叶派唱口真嫡传

俞粟庐的故乡松江，旧称华亭，自古以来为文人荟萃之地。从晋代的大文学家陆机、陆云到明代的大书画家董其昌，都给松江带来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浓郁的艺术氛围。至于戏剧一道，在松江也有着扎实的根基。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到娄江（今昆山、太仓一带，旧属松江），有一女子叫俞二娘，读了剧本，与剧中女主角杜丽娘产生了强烈共鸣，竟然伤心断肠而死。消息传到汤显祖那里，使他十分感动，当即作了一首哀诗道：“画烛摇金阁，珍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汤显祖的《牡丹亭》当时是否用昆腔演唱，尚无定论，但早在《牡丹亭》创作之前，昆山、太仓、松江、苏州一带，早已是昆曲的一统天下。就松江而言，昆曲不仅在士大夫中广泛传唱，就是在民间也十分流行。那时，除了到松江演出的昆戏班外，当地的六色人等（乐人、炮手、喜娘、脚班、僧人、道士）一应男女婚嫁，养生送死，唱的都是昆曲。俞粟庐从小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对昆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在士大夫中，甚至在军营中，唱昆曲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也是一种时尚，更是修养的体现。俞粟庐在青少年时期就能唱一百多出昆曲。

昆曲历来就有“清曲”与“剧曲”之分。清曲只唱不演，剧曲指昆剧艺人的演唱。清曲讲究咬字、发音、吐气、润腔，歌唱者大多为有文化的士大夫，也称“清曲家”。自魏良辅以降，研究昆曲唱法的清曲家代有人出。清乾隆年间，苏州出了一位杰出的昆曲研究者，此人姓叶，名堂，字怀庭。他在继承魏良辅、梁辰鱼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昆曲的唱法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提高。其唱法的特点是“出字重，转腔婉，结响沉而不浮，运气敛而不促”，被称为“叶派唱口”。他撰写的《纳书楹曲谱》，被视为昆曲唱法的最高准则，为历代清曲家遵奉的范本。俞粟庐所唱之曲，当然属于清曲一派。

同治十一年（1872）春，俞粟庐二十六岁，时在松江任守备之职，他与几位老辈切磋昆曲，不仅唱得字正腔圆，婉转动听，而且手书诸曲，随手填写宫谱，使得这些老前辈十分惊诧，认为像这样的年轻人世所少见，能传昆曲正宗“叶派唱口”者，必是此人！于是他们把俞粟庐隆重推荐给一位名叫韩华卿的老先生。韩华卿，松江人，生卒年月不详，比俞粟庐大三十来岁，推算起来大约生于嘉庆末道光初。他长期寓居上海，同治年间是上海著名昆曲社“怡怡社”的成员，是叶堂的再传弟子。叶堂生卒年月不详，他的《纳书楹曲谱》成书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可知他卒于嘉庆年间。据史载，叶的弟子钮树玉（匪石）“独传其秘”。韩华卿是不是钮的弟子，无从查考，但从年龄及其所宗来看，当属钮的弟子辈无疑。俞粟庐随老辈们到上海前去拜访，经过一番面试之后，韩华卿决定收下这位难得的学生，并深有感慨地说：“凡留心三十年，无一可传；今得此人，我可传彼！”

俞粟庐拜师后，每年到上海三四次，每次半月余，必学三至五出，连续九年不断。最后两年，他已辞官，就干脆住在上海一位好友陈嘉言处，专心学曲。这样他向韩师新学了两百余出，原来会唱的一百余出，也请韩师一一拍过。据俞粟庐在写给他子侄的信中回忆道，韩师教曲，十分严格，每学一曲。要唱上数百遍，唱到纯熟为止。白天拍一曲，晚上就要吹笛背奏，若有一字未妥，就遭训斥。俞粟庐虚心认真，不辞劳苦，终于尽得其秘。

传承昆曲为己任

俞粟庐学成之后，韩师谆谆嘱咐他说：“我老了，这叶派唱法，将来你要转教他人，这样才能长久地流传下去。”俞粟庐谨遵韩师的嘱托，在往后半个多世纪中，不遗余力地将昆曲的正宗唱法传播开来，继承下去。苏州是昆曲的发祥地和根据地，除了专业的昆曲戏班外，还有许多业余曲社，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是“道和曲社”，社长是苏州草桥中学校长汪鼎丞。社员有六七十人之多，其中有苏州的乡绅望族、官吏隐士、大学教授、中学校长、画家医生等。而俞粟庐则无疑是“道和曲社”乃至整个苏州曲界的精神领袖。近代曲学大师吴梅的昆曲，就由俞粟庐亲授。1916年，俞粟庐七十岁，道和曲社为他举行祝寿曲会，集体歌唱由吴梅写的祝寿曲。

那时，不仅是苏州，江浙一带的曲友都是俞粟庐的弟子。这些曲社每年都举行重大的曲会，如正月十五元宵节，大家集中到苏州邓尉，一边赏梅，一边唱曲；三月初三清明节，一起到松江醉白寺踏青唱曲；六月十四，相传是荷花生日，大家相约去杭州曲友家，后在穆藕初建造的“韬庵别墅”举行曲会，晚上到西湖放荷花灯，荡舟唱曲；七月七日乞巧节，大家汇聚在嘉兴南湖烟雨楼，设擂台赛曲；八月十八相传是潮头菩萨生日，大家到海宁观潮唱曲，住在曾任上海知县的王欣甫家，一住就是四五天，尽兴而散；九月初九重阳节，又赶到青浦朱家角名医唐承斋家，每人都带上几盆菊花，堆成一座菊花山，赏菊唱曲……这些大大小小的唱曲活动，必请俞粟庐参加、指导，并作示范歌唱。俞粟庐“江南曲圣”的声誉由此鹊起。正如吴梅在《俞宗海家传》一文中所述：“而一时度曲家春秋社集必邀君，君亦必至，至则必歌。气纳于丹穴，声翔于云表；当其举首展喉，如太空晴丝，随微风而上下；及察其出字吐腔，则字必分开合，腔必分阴阳，又浑灏流转，运之以自然。盖自瞿起元、钮匪石后，传叶氏正宗者，唯君一人而已。”

俞粟庐一生主持江南昆曲五十余年，收徒不下五六十人，早年的学生，如乌镇钟墨缘，能唱二百余出；松江蒋定炎，亦有二百出，皆能吹笛；枫泾之孔琴伯亦是俞粟庐的高足，可惜他们寿命不长，皆在俞师之前亡故。后期如吴梅、张紫东、俞锡侯、顾公可、项馨吾、谢绳祖、殷震贤、俞建侯等，皆为清曲家中之佼佼者。上海著名实业家穆藕初经吴梅（一说是张紫东）介绍，于1920年春，专程赴苏州拜访俞粟庐，请求教他唱昆曲。那时俞粟庐已经七十多岁，加上严重的白内障，行动不便。因此推荐已经学成的儿子俞振飞随穆藕初前往上海教曲，但希望穆能在公司里为儿子安排一份正式工作，业余教曲。穆很理解俞老先生的心意，一口答应，安排俞振飞在他的纱布交易所当一名文书，上午做一点抄写工作，下午教曲。不仅穆藕初自己学，他的一些朋友及同事也加入了这支学唱昆曲的队伍，如慎昌洋行经理谢绳祖和他的两个妹妹，后来都成为出色的度曲家。1922年初，穆藕初发起并成立了一个崭新的昆曲团体“粟社”，公开打起宗师俞粟庐的旗号。“粟社”成员达四十余人，原来上海“赓春社”的主要成员都参加进来。他们每月组织一次曲会，有清唱也有彩串；有小范围的堂会演唱，也有大规模的剧场演出，将上海的昆曲唱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其间，俞粟庐多次受邀至上海，亲临指导，讲解唱曲要领，使曲友们获益匪浅。

早在“粟社”成立之前，穆藕初还成立了“昆剧保存社”，由俞粟庐、徐凌云和穆藕初三人负责。1921年2月，由“保存社”出面，穆藕初出资请百代公司为俞粟庐灌制了六张半唱片，共十三支曲：《三醉》［粉蝶儿］、《拆书》［一江风］、《惨睹》［倾杯玉芙蓉］、《定情》［古轮台］、《拾画》［颜子乐］、《亭会》［桂枝香］、《秋江》［小桃红］、《仙缘》［油葫芦］、《赐盒》［绵搭絮］、《哭像》［快活三］、［朝天子］、《辞朝》［啄木儿］、《书馆》［太师引］、《佳期》［临镜序］。俞粟庐第一次录制唱片，没有经验，离话筒太近，唱高音时，就有迸裂之声，而且吹笛的严莲生用的是道士笛，调高一度。因此俞粟庐又重录了一次，请赵阿四吹笛。但由于当时录制设备简陋，录音师是外国人，不懂昆曲，不易掌握节奏，常常录到最后一句，还没有结束，时间到了。录音师忙用手捂住俞粟庐的嘴巴，不让唱下去。于是俞粟庐只得加快唱的速度，重新再录。这样录成的唱片与原本的唱法总有一些走样，所以俞粟庐对其中几张唱片并不满意，只有《佳期》［临镜序］一曲，因曲子较短，唱得从容不迫，最为满意。但不管如何，这六张半唱片，为后人研究昆曲的经典唱法提供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度曲理论和实践

俞粟庐是清曲家，对清曲家而言，唱曲又称度曲。就是按曲歌唱，以人声传达曲词之情的意思。俞粟庐对度曲的要求集中表达于他的《度曲刍言》一文中。这篇文章是1924年5月，昆剧传习所在上海笑舞台第一次公演时，俞粟庐为《剧场报》撰写，由《申报》转载，兹抄录如下：

曲盛于元，而宋光宗朝已有歌曲体格，如出口若针锋一点，长音须中满如橄榄，收音要纯细，而过腔换字，出口四声，平上去入以及阴阳清浊，并喉舌五音，须交代明白，不得片误。全要字正腔纯，腔与板俱工者为上，悠悠扬扬，得自然之妙。故曰：一声唱到融神处，毛骨悚然六月寒，方为天地正音。歌曲全在闲雅、整肃、清俊、温润为至要，尤重格调。元人度曲，有抑扬顿挫，徐大椿《乐府传声》云：“一顿挫而神气现。”《礼记》有云：“上如抗，下如坠，止如槁木，累累乎若贯珠。”皆言其能尽节奏之妙也。在加以说白精工悲欢离合各极其能，若亲历其境，形神毕肖，则听者神怡，观者欢悦，庶称上乘。……

这篇文章已经把度曲要点都说明了。后来俞粟庐又应曲友之请，详加演绎，分成九章，并加一序言，收集在《粟庐曲谱》中。此九章是：一、解明曲意，二、调熟字音，三、字忌含糊，四、曲严分合，五、曲须自主，六、说白情节，七、高低抑扬，八、缓急顿挫，九、锣鼓忌杂。俞粟庐这些唱曲理论，并非他的创造，而是前人观点加上自己唱曲经验的概括。他在《序言》中说：“爰将前人所论，摘成九则，名曰《度曲刍言》，俾初学知其源流，有门径可入。”^[2]

俞粟庐对当时昆曲界现状有批评，也有褒扬，这在俞粟庐给儿子俞振飞及其他亲友的书信中时有提及^[3]。他的批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曲本抄录错误。他在信中说：“曲本近人所录，不堪入目。”因此他所教之曲本，都亲自校录。

二、唱曲者咬字不准。“四声以及北曲叶音，一片模糊。乃有自命不凡者皆坐井观天之见，尽是梦话！苏州初学，往往有此……”

三、唱曲者不懂唱法，又不虚心学习。“此次我在沪上，专与诸友谈曲，出口、转腔、歇气、取气诸法，知者寥寥。”又批评苏州一些曲友“一无进意”，“一厢情愿太甚，无可谈一句，大不如沪上粟社精进耳”。他举例说明歇气取气的重要性，他说：“《闻铃》曲只二支，名‘百板武陵花’，我当时亦嫌费力。后得用气之法，借呼吸气中加腔。须老曲家念成联贯，如一串骊珠，轻重虚实分明，自然不觉其苦。”

四、唱曲者土音太重。“青浦诸君，土音未去，总不能佳。口齿亦无力，此犹大忌。凡《韵学骊珠》中反切之音，亦须以中州韵辨之，若用土音仍不准也。”

五、反对擅改曲文说白。他在写给俞振飞的信上说：“十年前海宁徐美若专改前人曲文、说白。我与彼言，古人之曲相传至今，若经后世唱者逐加涂改，使其体无完肤，何不自作佳曲歌之？……我于同治十二年，承韩先生谆嘱，将此唱法转教后人，俾可长久。既承老辈所嘱，遇好此者，传以唱法而已，其余不敢擅改也。”又道：“嘉兴宫皆不明，四声阴阳，所改之腔，皆不合耳。即目下之金寿生，虽极意将前曲改换，而总未能入格。传派之不能不考究，一味瞎呼呼，终无是处。”

六、所谓“曲唱叶谱，老班说白”，即要求拍先（教曲者和笛师）必须熟知叶派唱口，胸中有数百出戏。他讲了一个故事：“道光中有王凤鸣者，开音乐器店于阊，时年五十余，每至人家拍期，唯带一笔袋及纸一束，先询公等欲清唱耶？欲联白耶？说明后，欲习何曲，即自首或从引起，或从白起，先写至一曲，填宫谱完，每期三人，各写竟，后即教拍，并无底本，信手录曲，有八百余出之多，曲文无一讹字。拍资三人每期半元。今之拍先，不及其豪末耳！至说白，另嘱班中专家教也。拍成一曲，即与念以唱法、出口、收音、迟速，一一指明。今念曲一事，无人言及。将至要者脱去，宜不堪听矣！”他在信中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上海钧天社的任子木请他推荐一位拍先，有人介绍常熟汪旭初能唱一百多出，俞约他前来面试，结果“笛风亦不足，指法平常。……欲请伊吹《秋江》，则无有；换唱《玩笺》，亦生疏而背不出……尹伯荃又问其《亭会》、《拾叫画》等曲，皆背不出……乃知浑饭吃三字亦非易事”！

当然，得到俞粟庐褒扬的人也有不少。如谈到唱法时，说：“振儿及绳祖能明白此中之理，为诸人之冠。”谈到不可擅改曲文时，他说：“吴瞿安明白此中之理。”又“公可念白有七分之功夫；子美唱曲，亦有七成，昨来唱数曲，近人中表表者也”。谈到习曲的态度时，表扬“粟社诸人却多用功，远胜吴中耳”。

另外，他在批评吴中有些人“曲音之生涩，白文之怪声，俚鄙、错讹、破句，不一而足”时，指出“反不及鼎臣之学蚁蝼上山，得有小进，而无退耳”！

俞粟庐的这些唱曲要求虽然是针对清曲而言的，但对于今天从事剧曲的演员们同样有着指导的意义。

关注昆剧传习所的创建

昆曲艺术的继承和振兴，清曲和剧曲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俞粟庐深知个中道理，因此，除了清曲外，他对昆剧班社的存亡也十分关注。20世纪初，他眼见昆剧日渐衰落，全福班中一批老伶工“惶惶然不可终日”，有的“形同乞丐”，有的“行将垂毙”，对此深感痛心，深感培养昆剧接班人的迫切性。人们只知苏州昆剧传习所有十二位发起人，只知穆藕初对昆剧传习所的支助，而不知俞粟庐在创建昆剧传习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还要从1919年张謇在南通创办“伶工学校”说起，据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回忆南通》载：

民国八年（1919）的冬季，我在汉口大舞台唱完了戏，跟朱素云、姜妙香、姚玉芙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外界的朋友齐先生、许先生，坐了江轮去的。……当晚张四先生就约我们吃饭。有一位南北闻名的度曲专家俞粟庐先生也在座的。这时正是我学唱昆曲最起劲的时代，遇到了他就不肯轻易放过，举出几个问题，请他指教。他都有圆满的解答。后来他听过我唱的曲子，认为我的嗓子很宽，可以唱昆曲的正旦。他让我学《烂柯山》的《痴梦》，《慈悲愿》的《认子》，《琵琶记》的《南浦》。……总算他对我的建议，我都照着做了。……

第二天我们先去参观伶工学校。校长欧阳先生领着我们到课堂、校舍、操场……各处去看。在那时的南方，这个科班的设置，是开风气之先，唯一的一个训练戏剧人才的学校。它在制度、教材方面，都采用了新的方法。……

关于戏剧的科目，是分皮黄、昆曲、武戏。……招收的学生共约七八十人。……^[4](https://www.xing528.com)

据记载，南通伶工学校初创时，侧重昆曲，延请全福班名旦施桂林任教，1919年5月，欧阳予倩主持校务后，则以京剧为主。张謇在创办伶工学校时，向京昆界的权威人士如梅兰芳、俞粟庐咨询，是十分正常的事。从这份记录看，梅兰芳、许姬传都是当事人，应该不会有错（有记载说梅这次去南通是重阳节，非冬日）。俞粟庐在1919年秋冬确实应邀参观过南通的伶工学校，并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俞粟庐回到苏州，他一定会把在南通的见闻，传达于曲界同仁。这对苏州曲家们酝酿创办昆剧传习所有着借鉴和推动作用。据俞振飞回忆，1920年初，父亲送他到上海穆藕初的纱布交易所工作时，就再三叮嘱：到了上海，遇到喜爱昆曲有实力的人士，请他们为创办昆剧传习所出些力。穆藕初参与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创建，而且成为传习所的主要经济来源，与俞粟庐不无关系。1921年秋，苏州昆剧传习所成立，俞粟庐和吴梅都没有出资（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都不太好，俞粟庐在张家每月只有二十元收入），但不能说他们不是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发起人。

俞粟庐对创办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关注，是长期的。据俞振飞回忆，昆剧传习所的所长孙咏雩就是他父亲推荐的。在办学过程中，俞粟庐曾多次去传习所视察，据传字辈著名小生周传瑛后来回忆道：

一九二一年，我进苏州传习所学戏，不久来了一位老先生给我们做唱曲示范。他身穿大褂，戴一顶瓜皮帽，挺起腰板，显得很严肃。他唱曲极其认真，音色、吐字、唱法、唱腔，直灌众耳，把我们这群小学生都听得入迷，他就是俞振飞先生的父亲，当年蜚声曲界的一代宗匠俞宗海——人们都称他粟庐先生。他已年逾七十，一丝不苟地给我们示范，唱了许多段名曲，如《长生殿·定情》中的［古轮台］一曲至今仍觉余音绕耳，回荡不已。说实话，尽管当时我们不懂曲意，但是世间竟有人能把曲子唱得如此动听，给大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5]

俞粟庐在给五侄的信中写道：

此间五亩园昆曲传习所前日与藕初同至彼考察功课听唱十余折，内中以沈月泉二子为最胜。又有三四人亦可造就。说白亦能起而不沉，大为可喜，即嘱藕初酌给银两奖励。此万不可少。内有五六人，正在转音，此后再加勤学，俾可精进。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一次提到传习所，而且是与当时昆剧界（全福班）的衰败现状相对比，以寄托他对传习所的无限希望：

近日梨园中人，大为窘迫……施桂林、陈琁锦等惶惶然不可终日之势矣！明岁沪上既无着落，出门又乏资本，若仍假会馆演剧，四五日即欲转头，势必冷落，行将垂毙。除小采云、沈盘生之外，尽有烟癖。大花面尤顺卿行同乞丐。其余亦多瑟缩寒酸，几无神气。五亩园有三人上等，又有三四人中等，须再习三年。

凡是涉及昆剧传习所的一些重大事情，穆藕初总是邀请俞粟庐一起参与讨论和策划。1923年11月，俞粟庐在给五侄的另一封信中写道：

余日内至沪，应藕初之邀，并令小班至徐凌云家演剧，为新正集演事。

所谓“小班”即指昆剧所学员，1924年1月，全体学员至上海徐凌云家首次汇报演出。同年5月，传习所在上海第一次公演时，俞粟庐还专门写了《度曲刍言》一文，配合这次昆剧演出。俞粟庐的书信遗存至今仅四十余通，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昆剧班社，尤其对昆剧传习所的关注和贡献。

舐犊情深寄厚望

俞粟庐一生有三次婚姻。发妻王氏于光绪十四年年仅三十六岁去世（生一女），续弦顾氏，生二女一子，一女夭折，子名远威，字振飞。俞粟庐五十五岁晚年得子，自是高兴。可惜好景不长，三年后俞振飞生母顾恭人得了肺病（那时是不治之症），临终前，她对丈夫有一番嘱托，十分感人。俞粟庐在给俞振飞的信中写道：

曾记甲辰年九月二十九日晚，坐谈半夜，尔方三岁，时已熟睡。伊言此子非庸碌之辈，奈我命不长，不及抚养。嘱我善为护持，加意照料。至明日十月初一黎明，口不能言，即逝。余伤心悲切，迥异寻常。

顾恭人去世时才三十岁。为了实现妻子的遗愿，他决定又当爹又当娘，亲自抚养才三岁的儿子。白天陪他玩，晚上哄他睡，他把《邯郸梦·三醉》中那支［红绣鞋］的曲子，当作催眠曲，唱了整整三年。直至俞振飞六岁那年，俞粟庐才续娶金氏（无子女，民国三十五年亡故）。俞粟庐对儿子的培养，一开始并无明确的目标，只是按常规认方块字，写毛笔字而已。一次偶然的发现，才让他决定教儿子昆曲。

一天，俞粟庐正在堂屋里教几个学生唱曲，唱的就是《三醉》中那支［红绣鞋］，这支曲不大好唱，教了十几遍，几个学生就是唱不准。此时，正在庭院里玩耍才六岁的俞振飞闯进堂屋对父亲说：“他们唱得不对，我来唱！”俞粟庐开始不信，以为说大话。但一曲既终，居然唱得有板有眼，字正腔圆，丝毫不差。原来，这支曲他听父亲唱了千遍，早已铭刻在心了。自此，俞粟庐发现了儿子唱曲的天赋，决定开始教他唱曲。

俞粟庐教曲，秉承韩师的传统，要求极其严格：一支曲不光要会唱了，而是必须唱上二三百遍，甚至四五百遍，要唱得滚瓜烂熟，不可有丝毫差错。俞振飞按其父亲的唱曲要求，从六岁到十九岁，唱完了《纳书楹曲谱》中所有的曲子，共约二百余出，于唱法上，尽得家传。1923年，俞粟庐在写给五侄的信中道：“此次我在沪上，专与诸友谈唱曲出口、转腔、歇气、取气诸法，知者寥寥，振儿及绳祖能明白此中之理，为诸人之冠。”谢绳祖乃慎昌洋行经理，是业余唱曲，会的不多，因此能真正继承俞粟庐“叶派唱口”的，就俞振飞一人而已。“为诸人之冠”是他对儿子唱曲成就的公允和权威的评价。一生传派的辛劳，终有收获，叶派唱口，后继有人！其欣慰之情，跃然纸上。

然而，在俞粟庐看来，唱曲仅是文化人应有的一种修养，并非谋生的手段。他教曲从来不收一分钱。他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张家20元月俸以及鬻字所得。他希望儿子成为一名画家，既体面又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因此，他亲自教儿子书法，又让儿子在十四岁那年，拜大画家陆廉夫为师。可惜，未学几年，陆师病故，学画之事就停了下来。后来俞振飞在穆藕初那里当职员，在俞粟庐看来，“虽非十分大好，总是称意”。俞粟庐希望儿子继续写字，并与上海的另一位大画家冯超然讲好，每星期去学二三次。但此刻的俞振飞已经迷上了京昆艺术，无暇顾及书画。俞粟庐年事已高，再也没有精力管教，只得听之任之。

以社会地位而言，俞粟庐早年是一位级别不高的军官，后来弃武从文，也只是一个清客、文人；就经济情况而言，也仅能温饱无忧而已。因此，他不可能对儿子的前途作多种选择或更为理想的安排。他更重视的是思想品格的教育，在一封封给儿子的家书中，谆谆教诲，反复叮咛的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如何培养坚忍不拔的意志、如何坚守真诚宽容的品格：

比年以来，见尔一无暴躁之气，并无诳言（尔母尝言之），但愿长能如此，则吾无虑矣！

尔今就事沪上……须要格外卑恭谦和，切勿藐视他人，致遭人忌。至嘱，至嘱！……尔年方二十，前程远大，宜事事修省，不动不变，一身之内，尤当着意，至要，至要！

大凡出外就事之事，须得有一技之能，使人所不可及，而一生即可从此立足。学时务要勇猛精进，方能到此地步。

廉夫能刻苦用功，方得成一代传人……尔年尚少，尤可力学。而学问之道，唯认定一“真”字，万古不磨。道也者，道此也；学也者，学此也。然“真”字反面即“假”字，一涉于假，一任他百般能事，终须一败涂地。

综观俞振飞的一生，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为人处世方面，都能遵循乃父的教诲。尤其在昆剧艺术方面，刻苦用功，勇猛精进，将清曲与剧曲镕为一炉，成为一代宗师。

碑林墨海任遨游

俞粟庐一生有三项长技：骑马射箭、唱曲、书法。他曾将自己与父辈汤雨生相比。汤曾为三江营守备，历升至温州乐清协副将，四十岁后辞官，隐居南京，太平天国军攻陷南京时遇难。俞粟庐在给他儿子的信中写道：

论诗文及画，我皆不能，而弓马杂技以及写字，汤当逊我。唯制曲予不能，而唱，汤虽能终不及我。各有三长耳！

俞粟庐的书法启蒙老师是松江提标营的高级幕僚魏彦，当时，书法是每个官员必需的文化修养。俞粟庐并无向书艺发展之意，只是在目睹了官场黑暗后，才产生了辞官和弃武从文的念头。他辞去金山守备后，一面拜韩华卿为师学昆曲，一面拜沈景修为师学书法。

沈景修（1835—1899）字蒙叔，秀水（今嘉兴）人，同治拔贡，历署萧山、宁波、寿昌、分水县学训导、教谕等职，1860年避战乱迁家至盛泽，工诗词和书法。俞粟庐于同治十一年（1872）经友人姚仙槎介绍，拜沈为师。“其时，松江亲属无一人言是。”因为沈景修并非闻名全国的大书法家，而且他主张习北碑，可能与松江亲友的艺术观点相左。然而，俞粟庐不为所动，一头埋在汉魏碑刻中，肆力用功。他在沈师家学书五年，代其考订金石文字，查阅史书，为他日后的书法艺术和碑刻鉴定，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基础。光绪四年（1878），沈师就为俞粟庐写了仿单。仿单是旧时书画作品的标价，往往由书画界名人出面定价，带有推荐的性质。沈师以仿单见惠，说明俞粟庐的书法已经学成，可以行道了。他第一次出售书法作品是在震泽的徐伯铭家，半年中得一百多银元。光绪八年（1882）他到苏州黄天荡水师营任帮办，每月薪俸是36两（约60元）。但他为求书者写寿屏五六堂，就可得银元三百余元。可见那时俞粟庐的书法在江浙一带已颇有声名。当时画家陆廉夫也在苏州，两人一见如故，都致力于临写北碑，互相切磋，书艺大进。光绪二十年（1894），沈师到苏州，看到俞粟庐的书法成就，大加赞赏，把他视作自己的衣钵传人，将家藏的数百种旧碑拓本，让俞粟庐一一加跋。后来吴昌硕和李平书都曾为他写过仿单，刊登在上海的报纸上。

俞粟庐将唱曲的技艺主要传给了俞振飞，而将书法技艺主要传给了青浦五侄俞建侯。他给五侄的信中谈得最多的就是学习书法的经验。这些经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一幅好的书法作品，不管是什么体，必须做到“雄、强、茂、密”四个字。这四字的反面，就是“疲、弱、松、散”。这也是衡量一个书家有无功力的基本标准。

（二）选好碑帖。俞粟庐主张从汉魏碑刻入手，当五侄习魏碑有相当基础时，他说：“我当以珂罗版《张黑女志》与尔，得其静穆之态，又高出云表矣！从此再入汉碑之堂室（《西狭颂》、《鲁峻》、《礼器》、《司晨前后》），复肆力于邓石如山人篆书之大者以畅之所向无前矣。习书之法至也，尽矣！”总之，“诗文书画大忌格低，低则俗矣”。

（三）用笔之法，其一是必须做到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他举例说：如“飛”字之类，最须留意。“飛”大忌直出无收。长撇古人皆用卷笔，如“虚”字等，亦间或有出锋作“虚”。又有“成”、“歳”等字，所谓折刀头，汉碑都用之。若一味作尖锋，直出无收，即是无法。又有断而复联，不知者以为一笔，魏《郑文公碑》“史”字，“中”下接笔。诸如此类。古人无一笔直长而下，行草中间或用之，无多也。反“戈”亦是最要紧之笔，或带行草作“成”状，切忌疲弱。

（四）其二是临摹之法，他在给儿子的信中道：“沈先生所临王梦楼笔意《兰亭》二页，尔可带去，我当影临油纸上，尔再将油纸影于吾写之字上，复以沈师书放桌上，细观起落，书之。每晨二行，写四五遍。此即古人摹字之法。数日后，手中行笔纯熟，要笔笔吃实，带松而速。”此所谓“临字宜迟，摹字宜速”也。

（五）其三，临书要“笔笔吃实”。他给五侄的信中道：“临书从纸背观之，即知转折着力处及虚和处虽轻，包慎伯所云如针画者，若无功力者，如尘落纸上。又指出，这样临书，虽然始则板滞，至后来写熟，一笔写成，即有气势矣。从一字至一行，连贯而至十数行、数十行大篇，一气呵成，即成大家。”

（六）习字宜从大字入手。他回忆自己摸索过程：“我见得川沙沈氏有何子贞、赵恢叔手临放大六朝即隶书，乃知入门之法，非放大不可。遂放胆而书。沈师于甲午年四月到苏见之，大为赞赏。”

（七）学书法一定要坚持不懈。他说：“凡人笔墨事，切不可废，此紧要关头也。”又道：“大凡学一技，始则甚难，一经有人指点，渐有入处。半年后，自觉一无是处，此谓之困顿。再困再进，不数次，自成妙迹。识者一见，便知功力深浅。”他谆谆叮嘱儿子：“尔临王三锡笔意相近，但愿锲而不舍，则有进无退，积久自有把握，即成大家。”

俞粟庐一生交游，除了度曲家，就是书画家和收藏家。早在民国初年，上海民总长李平书收罗了不少金石书画，文物古董，家中犹如一个小型博物馆。他邀请了上海苏州一些著名的书画家定期到他家里边欣赏边鉴定。其中有吴昌硕、王一亭、毛子建、陆廉夫和俞粟庐。俞粟庐每每带着他十来岁的儿子俞振飞同往，让他增长见识，接受艺术熏陶。俞粟庐与陆廉夫、冯超然的友谊更非比寻常。陆廉夫尚未成名时，住在苏州大井巷，矮屋三间，甚是清贫。那时，俞在苏州黄天荡水师营供职，偶然结识了陆廉夫，一番长谈，大为投机，遂为挚友。两人在书法上都宗汉魏，相互切磋，一起用功。后来俞到张履谦家当西席，便推荐陆去张家画画，生活有所改善。而且，陆廉夫在张家临摹了不少历代名画，画艺大进，成为一代传人。冯超然年纪较小，在裱画铺临摹画，被俞粟庐发现。俞粟庐认为此少年是可造之材，遂为忘年交。后来俞也将冯推荐到张家作画，与张履谦的长孙张紫东义结金兰，后来李平书将他请到上海，成为海派一大画家。陆廉夫病故后，俞粟庐为其书写墓志铭，并由吴昌硕篆额。这块墓碑不知还在否？然其拓片犹在，足以佐证这三位大书画家的深厚友谊。

【注释】

[1]俞振飞手抄本。下引俞粟庐生平，均出于此，不另注。

[2]《粟庐曲谱》，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3]唐葆祥编注《俞粟庐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下引俞粟庐书信，均出于此，不另注。

[4]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第802—803页。

[5]《曲海沧桑话今昔》，《解放日报》1980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