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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课”教育教学改革的启示

时间:2023-02-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三“两课”教育教学改革的启示“两课”教育教学重大改革有三次,第一次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初主要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第二次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面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变化,政治风波和对重大失误的反思,这两次可以说是构成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两课”教育教学重大改革的背景。我们以前进行的“两课”教育教学的内容的改革,都是以教师为主体来思考问题的。

“两课”教育教学改革的启示

三 “两课”教育教学改革的启示

“两课”教育教学重大改革有三次,第一次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初主要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第二次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面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变化,政治风波和对重大失误的反思,这两次可以说是构成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两课”教育教学重大改革的背景。第一次改革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1985年才形成新的公共理论课的教学体系,第二次改革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直到1998年才形成新的课程体系。第三次是90年代末就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刚开始重新研究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面对这个问题来重新思考和研究“两课”教学改革的情况,我想就是这三个过程。

那么这三个过程大概能给我们这样一些启示,比如讲,我们面对新的状况,怎么适应新的对象的变化,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来实现两个主体的转换。第一个就是面对现在这个情况,怎么由以教师为主体向以学生为主体转换。我们以前进行的“两课”教育教学的内容的改革,都是以教师为主体来思考问题的。我认为怎么样讲就能够解决问题,怎么样讲更符合教学的逻辑性等等,而没有以学生为主体,就是以学生所关心的问题、学生所希望解答的问题、学生所希望理解的问题为主体,所以存在着差距和鸿沟。那么这个主体的转换,我觉得是增强针对性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个根据学生的对象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内容。

第二个就是“两课”教育当中这个客观的体系,要从以学科专业体系性、逻辑性为主体,向以思想教育性、实际性为主体转换。现在的“两课”教学,同学们反映枯燥无味,现在的“两课”教育的体系性、逻辑性已经很强了,因为每个老师都是从专业性、体系性和逻辑性方面来思考问题的,要使这个教材逻辑上、体系上完整,结构上合理、严谨,而没有考虑我们的教育者、被教育者,我们的教育对象,他们需要哪些东西,应该以他们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来确定教育的逻辑性和体系性,这样才能够增强我们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更多地考虑课程结构的时候,是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怎么样,学生需要什么,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反差太大,那么我们所考虑的问题,就是学科的逻辑性和专业的体系性,而没有认真想学生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他们需要什么。只有以他们为主体,才能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这一点我们在很多课程体系中都是这样反映的,所以怎样适应对象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做到两个主体的转换,真正能够发挥“两课”的内化功能。

关于教育创新,我想是我们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的内容。我们讲的创新主要讲的是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实际上这四大创新又是以教育创新为基础的,因为无论是进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还是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首先要有创新型的人才,创新型的人才要通过教育的培养,那么教育创新本身我想也有它的特点。

那么,现在提到的是“两课”教育、教学的创新,我觉得这个创新应该坚持一个原则,是一个主导的方面,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3月8日提出关于政治理论课改革基本的思路,首先就是要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来对待我们“两课”教育教学制度的改革。关于与时俱进,在理论上的阐述很多,但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我想现在还是没讲清楚。“与时俱进”这个“时”,是时代的“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推进我们理论、工作、思想观念的发展,这是对的。与时俱进的“时”,实际上还有一个含义,那就是“势”,就是形势的“势”,趋势的“势”,不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且还要随着事物发展的趋势来推动我们理论的发展。现在与时俱进到处在用,一个是时代,一个是事物本身发展的趋势,时代的变化是要变化,但是要顺应事物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符合规律,这是与时俱进。所以与时俱进对于它本身来讲,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品质;第二个与时俱进是一种思想方法;第三个与时俱进是一种精神状态。(www.xing528.com)

现在“两课”教育改革中要增强它的针对性,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提倡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我们因为缺乏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得过且过,认为搞到现在这样也差不多了,再搞也不见得有多大的活力了,也不见得有多大成效了,所以缺乏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我想这是我们现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没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你就不可能有与时俱进的这种品质和思想方法,所以胡锦涛同志提到公共理论课改革应该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包含着理论品质、思想方法、精神状态这三个方面。另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我觉得这个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都很重要,但是在针对性问题上,就我前面讲的这些想法,我觉得还要增强教师对当代大学生的了解和理解,没有这种了解和理解,你的学术水平再高,你讲课的能力再强,还是不能达到针对性的效果。

所以教师队伍建设中,我觉得大家通常提的很多了,但是怎么了解、怎么理解大学生,要有一点与时俱进的精神,要有一点思想观念上的变革。在教材建设中也是这样。我们觉得教学中基本上是以老师为主体,但是应考虑怎么以学生的学习、学生的思想状况为主体。另外,教材能否做一个根本性的编写上的革命,现在我们教材沿用更多的是信息单向性传递的学术方式,能不能根据学生现在适合于互联网等新的学习工具的运用,改变我们教材的编写方式,增强一些信息的交互性的内容,比如讲提供一些材料性的题目,提供一些理论,这个事件背景性的材料,对这个理论性的阐述可以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层面人的评价,让大学生找到适合于他们思想方法的认识。比如讲在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候,能不能把不同层面的,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方面的与时俱进这种精神状态、这种理论品质的评价加以展现。比如,关于与时俱进江泽民同志怎么说的,学者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与时俱进的,怎么通过历史的材料来说明与时俱进是一种理论品质,怎么理解海外一些政界人物,或者理论家、思想家评价我们“与时俱进”这个口号提出的意义,增强学生学习的这种主体性、选择性和多样性,现在的教材大部分不适合于大学生现在的学习和阅读习惯,所以我们要适应现代大学生学习的需要和思维的需要,改变或者讲根本性地改变现代教材的编写方式。

我要离开社政司时,有关“两课”教育教学有三件遗憾的事情没做成。第一件事就是“两课”教师的博士学位的培养,方案已经做了,但是最后没做成,现在据说开始有点眉目了;第二个遗憾就是教材编写,一直想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编写这个教材,但是没编写成,这是第二大遗憾,所以去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写了一套我当时设想的“两课”的新教材,增加了一些交互性,当时初步做的并不是很好,但是毕竟是走出了这一步。第三件没干成的事情,就是要把考研究生的“两课”理论课的考试,由入学的选拔考试改成平时的水平考试,这件事情实际上方案也做了,因为现在大学生考研究生遇到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理论课的考试,很多人因为政治课不及格,不能进入研究生的选拔,当时我就想能不能把政治课的考试加入“两课”的内容,把政治课由选拔考试改为水平考试,在学完这个课以后,大三、大四都可以考,考了以后拿了证书三到五年考研究生不需要再去考政治,这样使大学生在研究生考试中减轻一些负担,因为实实在在的是考研究生时政治考的分高不一定就说明他的思想政治状况好,反过来不能说明他的思想政治状况就不好,这样就进行我们的理论水平考试,这样可以使“两课”获得一种全新的地位,这件事呢也没做成,这是三件遗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两课”教学是最大遗憾的事情,怎么按新的方式来编写我们的“两课”教材。

第三个是教学方法问题。这就是说,通过主体性的发挥,选择多样性,适应他们的需要来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改革方法的创新,这又是个宏观指导问题。宏观指导问题还是一个怎样理解当代大学生的变化,还有理解当代社会发生的变化,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做得不是很好。大家知道武汉大学有一位“两课”教育教师,去年被评为国家100名优秀教师,100名优秀教师中据说只有三位是从事“两课”教育教学的,其中有一位就是武汉大学的教师,这位教师确实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得很好,对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分析很深入,但是这么优秀的一位教师从来没出过国门,讲资本主义讲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的,没看到过,不仅资本主义没看到过,连深圳也没有去过,当然深圳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的变化也没有看到,他讲课讲得还是不错的,我要说明的就是不看到这些东西就能讲好课,他看了以后可能会讲得更好,那么这个“两课”教育教师培养的多方面,要进行宏观指导,使我们“两课”教育教学教师见识开阔一些,知道的更多一些,了解的更多一些。

2001年“9·11”事件后不久,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团,那时候我还在教育部,其中有两名“两课”教师到法国去访问。访问回来以后,他们感慨万千,知道了法国人怎样来上思想政治教育课,当然他没有用这个课名。代表团观摩了一堂课,这个法国教师有自己的见解,首先自己不讲,这个教室有二十几个学生,他就准备了20多份不同观点的材料,发给这些学生,让他们阅读,阅读完了以后让这些学生就自己拿到的这份材料的观点,你表示赞成还是反对,把别人的观点用几句话概括出来,表明你是赞成它还是反对它,并说明为什么赞成,为什么反对,然后老师再做最后的总结。这堂课上得生动活泼,学生的主体性,学生学习的选择性和观点的多样性,在课堂上完全得到发挥。最后老师做了概括性的、总结性的讲解。还有学生不完全接受他的观点,但是最后学生还是认为老师分析的是有道理的。这个教师的结论也出乎我们这些访问者的预料之外,老师最后的结论是,“9·11”事件的出现是当代世界发展不平等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对帝国主义行为的一种反动。进行这样的教育,要进行一些宏观上的指导,比如“两课”教育教学有些课堂要多大为好,大课堂和小课堂应该怎么样结合,以及教学中的必要的一些经费上的支持和教学的各种仪器和材料的支持等等,我想都会成为我们加强针对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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