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领域中的思想批判运动的分析

六　学术领域中的思想批判运动

20世纪50年代，根据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我国的学术领域，曾经出现过很好的发展局面。但是，1957年以后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左”倾思想在思想文化工作方面的发展日趋严重，主要表现就是学术领域里的步步升级的思想批判运动；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演变成了无休止的政治上的所谓的“革命大批判”。这是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方针的结果。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因而蒙受了极大损失，给我们带来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在这个问题上，高等学校是主战场，受影响也最大，所以下面就哲学、经济学、史学等几个主要领域中的思想批判运动做一些阐述。

1.哲学领域中的思想批判运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传播在新中国成立后走过了光辉而曲折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讨论、研究也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逐步演化为政治大批判。其主要表现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所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次哲学大论战”。

第一次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着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争。

1952年，中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围绕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学习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时，艾思奇等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由单一的社会发展阶段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即居于统治地位的单一生产关系本身所包括的所有制形式、交换关系、分配形式等诸方面的总和所构成的，而不包括同时存在的其他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认为这种生产关系正在被改造着、消灭着，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则是正在形成着。所以，这种观点后来被概括为“单一经济基础论”或“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正在形成论”。杨献珍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社会经济基础是在社会发展某一阶段中同时存在的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在过渡时期，其经济基础则是综合性的，有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这种观点则被称为“综合经济基础论”。艾思奇、杨献珍之间的争论期间，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讨论同时在学术界展开着。这个讨论到1963年告一段落。1964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批评杨献珍的文章《驳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并作了一个特别“说明”，称杨献珍的观点是“反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时已经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了，而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大批判了。

第二次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即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论争。

1958年11月，杨献珍在中央党校给新疆班、自然辩证法班讲《关于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问题》⁽⁴²⁾。他联系实际，剖析了大跃进当中在理论和实际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他强调必须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任何事情不讲条件就是唯心主义。因而批评了那种带有唯意志论色彩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的“无条件论”。他针对“大跃进”当中的浮夸风，强调必须在干部作风上坚持和发扬唯物主义党性，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认为浮夸风“是反唯物主义”，“比主观主义还坏”。1959年6月，他在与有关省市党校参观组所进行的一次关于《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⁴³⁾的谈话中，批评了“共产风”。他指出:“‘共产风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风’，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共产风’，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他还批评了那种所谓“实践就是理论，读书就是教条”的反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错误论调。这些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而使“大跃进”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再度被神圣化，杨献珍被认为是与彭德怀遥相呼应，因而也被加上了“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而受到批判。

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论争⁽⁴⁴⁾，是与上述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本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问题。1955年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学习和讨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涉及怎样理解恩格斯讲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所使用的语言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艾思奇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恩格斯的原话，是唯物主义。杨献珍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的话，是唯心主义。争论几天之后，艾思奇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虽然是黑格尔的话，是唯心主义，但也可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杨献珍反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还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这个学术上的争论1958年见诸报端。杨献珍认为，弄清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之唯心主义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在实践上，有助于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他所指的就是“大跃进”当中的主观唯心主义。20世纪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这个争论虽然还具有学术论争的形式，但是实际上已开始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后来，则演变为对杨献珍一方的“革命大批判”。关锋以撒仁兴署名在《哲学研究》1960年第3期发表的《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的实质》一文，表明了论争性质的变化。文章明确说，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我国现实的条件下，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实际上是“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用这种观点观察实际生活时，经常起着有害的作用，以至“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十分有分量的文章，无疑是对杨献珍一方围攻的开始。接着，艾思奇也接连发表文章，将否认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观点上升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的理论高度，上升到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治高度。1964年，在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中，杨献珍的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则一并受到了清算。杨献珍的观点被十分明确地上升为在理论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反对“三面红旗”，完全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向我们党进攻的反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则更是受到讨伐和迫害。

第三次发生在1964年，即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重提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开展对“合二而一”哲学的批判。

1964年4月，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新疆班学员的一次题目为《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的讲课中，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命题。提出这个命题，同样是对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即“对立面的统一”的表述。杨献珍根据列宁所说的“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抓住了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的看法。他说，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或矛盾构成的，可以称为“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或“二本于一”。他后来特别强调说，提出“合二而一”的命题，并不是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对立起来，“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表达方法。“一分为二”就是列宁所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的思想，“合二而一”就是列宁所说的“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思想。他在读了明朝思想家方以智的著作《东西均》后，认为方以智提出的“合二而一”的命题，很好地表达了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同样应该引以自豪的。杨献珍的这些阐述说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本来并没有实质性的对垒。(www.xing528.com)

“合二而一”这个哲学命题，经过杨献珍推陈出新后，开始在学术界产生影响，逐渐引起一些讨论和争论。但是最初见诸报刊的文章并不是杨献珍主动组写的，也不是他有什么企图而故意要挑起这一场笔墨官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是在课堂上讲解“对立统一”时，将方以智的“合二而一”命题作为举例而提了出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教师艾恒武、林青山最初发表在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上的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的文章，就是一个学习的心得体会，而没有别的意思。但是这种善良的愿望却被康生等人当作了整人的“宝贝”。康生等人以为抓到了杨献珍这个“老右倾”的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把柄，并企图一举将之置于死地而后快。康生一锤定音，将这篇文章定性为是宣扬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并采取一系列阴谋手段，将这场学术论争政治化、“阶级斗争化”，被看成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学术论争完全变成了政治讨伐。从而酿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的学术冤案⁽⁴⁵⁾。

2.经济学领域中的思想批判运动

在经济学领域里的思想批判，主要是两个问题，即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对孙冶方的经济思想的批判。

1957年7月5日，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一文。他指出，我国人口多而且增长快，势必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如:人口增长同资金积累及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同农业机械化及同农民的矛盾，同粮食、工业原料、劳动就业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矛盾；人口多同科学研究的矛盾；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同提高人口质量的矛盾，等等。由此，他得出结论:人口太多是妨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的致命伤。他大声疾呼:人口繁殖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有计划经济，还应该有计划生育。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⁴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突破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人口不断迅速增加”的老框框；他所提出的要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生育计划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建议，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极重要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但是文章发表后，有人攻击为是马尔萨斯主义。由于康生的插手，这样一个有益于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相反遭到了“大批判”。反思历史，它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⁴⁷⁾。

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学领域里，孙冶方等一些有创见的学者被列为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受到批判。50年代末60年代初，孙冶方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就开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观点。在我国，孙冶方是最早突破把价值规律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强调，“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⁴⁸⁾他后来又进一步阐明，重视价值概念，在社会主义就意味着重视对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计算，重视生产费用与效果的比较，亦即重视经济效果。“研究经济效果(最后归结为劳动时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问题的核心。”⁽⁴⁹⁾充分肯定了提高经济效益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强调在计划经济中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63年9月，孙冶方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研究报告，阐明要抓企业利润，反对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企业管理制度。由此出发，他提出在经济管理中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的地位；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扩大并适当规定企业管理的权限；要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加强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等等。这些正确的见解，受到康生、陈伯达组织的批判和围攻。在1964年及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宣传“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提倡资本主义，戴上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帽子而受到批判。

3.史学领域中的思想批判运动

1957年以后，史学领域里的思想批判接连不断。1957年，历史学界批判了雷海宗否认世界历史存在奴隶社会的观点，将这本来属于学术上的看法，武断地定为资产阶级“右派”言论。60年代初，尚钺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从周秦之际推迟到魏晋时期，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提前到明清之际，因而被当作修正主义观点受到批判。

更主要的是，史学界重点批判了史学家翦伯赞的史学观点。翦伯赞针对1958年以后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的片面性、简单化、绝对化等“左”倾教条主义的观点，提出了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研究历史，“除了阶级观点之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证的论断”⁽⁵⁰⁾。除此之外，翦伯赞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动力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问题上提出过许多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之后，新的统治者会对被统治者采取“让步”的政策。这一观点被概括为“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被诬蔑为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破烂武器”⁽⁵¹⁾，因而受到批判。

另外，史学界还对吴晗等提出的在道德问题上可以“抽象继承”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后来接着就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将学术观点无限上纲，进行政治批判。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序幕和导火线。

除上述批判之外，受到批判的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哲学家冯定。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平凡的真理》等曾经对青年起过很好的教育作用，在社会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在1964年下半年和“文化大革命”中被诬蔑为是“宣扬修正主义的坏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而受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