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高等教育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高等教育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蔡克勇

一、科学发展观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在国际上，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演变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40～7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工业文明观”，追求GDP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发展被看做是一个多维的变化过程，除了经济的增长以外，还包括社会结构的变化、公众态度的变迁以及不公平的减少、贫困的克服、人类尊严和价值得到尊重等；进入90年代以后，以UNDP为主导的一些国际机构又提出了“人类发展”的发展观：强调发展以人为中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虽然经济增长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及其分配，关注这种经济的增长与人类生活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以提高人类的福利为目的。

我国对“发展”问题的认识，同样也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在粉碎“四人帮”之时，我国经济濒临破产，在那种情况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邓小平同志形象地称之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这种正确的发展观的指导下，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登上1000美元的台阶，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这个时候特别关键，搞得好便会继续发展，跨入更加通畅的上行通道，搞得不好就会引发经济和社会风险。与此同时，进一步发展还面临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资源严重不足的压力凸现，全国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缺水，其中110个严重缺水；煤、电、油、运“绷得很紧”，煤炭社会库存量下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水平；7年来，我国耕地减少了1亿亩，超过全国总量的5%；货币信贷增长仍在19%的高位运行；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正是在这种经济与社会发展转折的大背景下，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由传统的追求经济高增长率战略转向追求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新战略。着力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经济与对外开放出现的五大失衡问题，其实质是要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更快、更好、更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深刻分析的^[1]：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展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同志指出^[2]：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显然，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要抓住这个机遇，必须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要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理解高等教育发展的概念和本质。高等教育发展是一种适应社会和个人需要、系统结构优化、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益和效率、符合教育目标的有质和量的增长。以上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构成高等教育发展的内涵。适应性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特征。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高等教育科学发展观呢?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概括，如果从发展的宏观角度考虑，可否这样表述：所谓高等教育科学发展观是指“以人为本，提高适应性，全面协调质量、数量、结构、效益的高等教育发展观”。与此相适应，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可否做这样的概括：第一，全面协调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关系，把质量放在首位；第二，全面协调高等教育的结构，不断提高学位水准；第三，全面协调学科、校园布局，注重办学效益；第四，全面协调校、院、系的职权，适应建设跨学科团队的要求；第五，“以人为本”是科学高等教育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全面协调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把质量放在首位

数量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离开了数量高等教育发展就无从谈起，数量应是有质量保证的数量。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连续几年的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全世界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国家。但是，以中央提出的要抓住21世纪头20年的历史机遇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考量，我国高等教育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从下列比较的数字可以看出：

其一，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校率。1993年：美国72.2%，加拿大71.2%，芬兰48.2%，新西兰44.5%，阿根廷39.9%，法国39.6%，韩国37.7%，中国台湾34.13%，泰国23%。我国内地高等教育供给水平仅能满足1/6到1/7的适龄人口的需要。

其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每十万居民的大学生数。世行和教科文1998年统计：加拿大102.9%、6984人，美国81.1%、5395人，澳大利亚71.7%、5401人，韩国52%、4955人，法国49.6%、3617人，英国48.3%、3126人，意大利40.6%、3135人。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9%。2001年，我国每十万人口中大学在校生人数仅为594人，远低于发达国家。

其三，我国从业人员接受教育水平：2000年我国的从业人员中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8%，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1998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国家对应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80%和26%。

从更大的宏观背景考察，21世纪的特征，知识经济的发展，则是从根本上加大对发展高等教育的压力。

1998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应邀在华盛顿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人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了影响教育在21世纪发展的三大力量：知识爆炸、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市场。他还特别论述了知识经济的出现，使得一个国家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民的智力强弱、读写能力、创造力和设计创新能力所决定，而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所占的比例已经变小。

格林斯潘提出的知识经济的出现必然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的论点，已被美国的几项调查结果所证明。

其一，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推动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美国2000年65%的工作是技术性的，而1950年只有20%是技术性的。这种变化显然反映了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刺激了人们对教育投资的兴趣。知识经济时代四大产业的雇员中约50%是所谓的知识劳动力；而旧经济时代以石油为基础的四大产业雇员中只有约18%是知识劳动力。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将长期存在。

其二，美国结构性失业难以解决的启示：2003年美国消费与投资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失业率仍然维持在接近6%的高水平。这是历次经济复苏罕见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变革：第一，企业效率增长高于产出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制造业生产增长了35%，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8%， 2/3的失业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造成的；第二，企业的核心业务集中于知识密集型的生产经营活动，吸纳蓝领工人就业的岗位有限。目前，在美国主要制造业基地底特律，白领工人已占50%多。失业者有近一半是中学文化程度以下的劳动者。人们为了找工作或保岗位，有条件的必然要求上大学。

其三，美国受教育者的特征发生根本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注册学生中有近50%是25岁及以上的成人，而在1970年只有28%。仅仅20年，大学生的主体就由18～22岁的青年人变为这些年轻人与2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平分秋色了。这种变化，正是人们为了工作岗位而积极上大学的体现。

再者，教育投资的高效益也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教育收益主要由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两部分组成。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综合收益（经济收益和社会性收益）主要包括：经济收入的增多、社会地位的改变、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多，在就业中的优势、生活质量的提高、抓住机会的能力等。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心理收益主要包括：获得的尊重、确定性和安全感、在人际互动中的有利地位、自我实现等等。

在经济效益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学历的差异导致收入的差异越来越大。美国一个基金会所作的一次调查表明学位越高工资越高：20世纪70年代，美国本科毕业生平均收入比高中毕业生高33%，90年代高80%。90年代大学毕业生工作一生比高中毕业生多挣60万美元，研究生平均收入比本科生多一倍以上。我国的调查同样说明这个问题（见表一、表二）。

不同文化程度城镇职工实际收入的变动趋势（单位：元）（表一）^[3]

不同教育程度收益率的变化趋势（%）（表二）^[4]

教育投资也有很高的社会综合效益。

舒尔兹认为教育本身即具有经济功能，表现在^[5]：（1）进行科学研究，改进生产技术，直接或间接贡献经济增长；（2）发掘与培养学生的潜在能力，对于学生的成长具有正面影响；（3）培养具有适当理想与态度的工作者；（4）增进学生和工作者适应职业变迁的能力，以减少失业机会；（5）培养各级师资和科学家。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表现在：（1）对保持和发扬民主自由的作用；（2）对减少社会未来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作用；（3）可降低犯罪率及相关法制支出；（4）促进社会凝聚力增强；（5）减少失业；（6）促进技术普及和技术变革。

综上所述，不论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求，还是从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个人及社会很高的综合效益来看，我国高等教育都还必须持续发展，包括规模的扩大。

据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的规模要保持稳定的增长，即每年的增长率应大致比GDP低一个百分点。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曾提出：2010年，高等教育各类在学人数达到2500万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左右。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以上。2010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5年，2020年达到11年。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的实际增长都超过了原来的计划。例如：2003年普通本专科招生380万人，比上年增加60万人，增长19%（计划增长9%）； 2003年全国研究生招生约27.3万人，比上年增加7万人，增长35%。2004年普通本专科招生447.43万人，比上年增加65.17万人，增长17.05%（计划增长7%）。2005年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计划为475万人，比2004年实际招生增长8%左右；硕士生招生计划为31.6万人，比去年增长15.5%；博士招生计划为5.5万人，比2004年增长2%。

1998～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办学基本条件的变化（表三）

（注：本表数据根据2004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的规定进行测算。）

但这种突破性的增长应该放缓，因为我国经过几年的扩招之后，高等教育办学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仅从以下两个方面稍加说明。

其一，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从1998年的341万增加到2003年的1109万。由于超常规发展和历史欠账的积累，高等教育已明显不堪重负。据测算，200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行政用房缺口达4000多万平方米，图书缺口约5亿册，仅此即需投入750多亿元；专任教师缺口达6万人。

其二，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已占对教育拨款的1/4，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日本和韩国，也高于美国。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而且也必然会增加对高等教育投入的绝对数。但鉴于我国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政府不可能通过挤压义务教育的投入来继续提高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比例（我国义务教育缺口700亿）。也就是说，这种投入的增加是有限度的。大家熟知的那个原来用于高等教育每年增长的一个百分点，中央已决定用于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就是一个例证。

正如教育部部长周济所说：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投入不够。2005年2月周济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说：中国教育在取得历史性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很多困难和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和困难就是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这构成了现在教育事业所面临的基本矛盾，由于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这个基本矛盾，不仅现在存在，可能还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长期存在下去。周济坦言^[6]：我觉得最难的还是教育的投入不够，要想满足大家的需要，就需要不断增加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但是我们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面对这样的实际困难，我们还要继续发展，靠什么呢?一是靠政府加大投入；二是靠学校积极开拓财源，提高办学效益；三是靠改革办学体制，积极发展民办教育。

学校怎样开拓财源?周济部长2005年1月9日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说：“今后几年，我们还会继续争取国家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但这个幅度毕竟有限，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哪里?一是国家对知识创新的投入会大大地增加；二是企业对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会大大地增加；三是大学直接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和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空间将会进一步扩大；四是人民群众接受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的需求有大的增加。这几个方面就是几座金矿，是摆在高校面前的发展机遇。要抓住机遇，必须要有新的思路，要靠改革创新。”

实践说明，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和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是开拓财源的有效途径，仅举三项统计数字稍加说明：

其一，高校科研经费收入情况统计（见表四）。

高校科研经费收入情况统计（表四）

（资料来源：科技部相关统计资料）

其二，清华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目前，清华大学共有控股的科技企业38家，其中直接或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6家，参股的上市公司6家。最近三年，学校产业累计向国家上缴税收15亿多元人民币，给学校的投资收益回报3亿多人民币。预计到2005年，清华企业的总体经营规模将在200～3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上进入动态平衡。

其三，建成和正在建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已有44个：截至2004年，由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认定建成和正在建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已有44个，依托高等学校104所。还有一大批由地方政府认定或高等学校自主建设的大学科技园。大学科技园承担服务社会的平台，其建设发展还有利于促进高校的学科建设发展。

笔者认为，争取捐赠，是一条亟待开发的筹资渠道。2004年底，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在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称，该会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的，内地富豪的捐赠不到15%。在内地富豪15%的捐赠比例中，并没有真正有名的富豪，基本上属于有一点钱的“富人”，其个人资产还达不到“富豪”的标准。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已有24万名千万富豪，每5000个中国人里就有这么一位富豪。2004年上半年《福布斯》杂志第一次公布的“2004年中国慈善榜”中，中国富豪的捐赠只不过是其资产总额的百分之几而已。2003年被《福布斯》评出的100位中国富豪，有七成就没有在这次的慈善榜中出现。与此对比的是，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夫妇在过去4年里，共捐出了230亿美元，占其净资产的54%。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美国慈善榜统计，十年内美国的富豪对各类慈善组织的捐赠总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以1992年为例，全美当年的慈善捐款共达1243亿美元，其中来自个人的达992亿美元。而最富有的美国人中，20%所捐赠的钱，占了全部慈善款的2/3。

为了促进富人积极给慈善事业捐赠，应该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一是重新审议我国的捐赠法，建立遗产法，大力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英国最高的遗产税税率达98%，留给子孙1000万英镑，980万进了国库。遗产税法规定，捐赠社会的部分，可以在一定幅度内抵遗产税。二是学校建立校友机构，完善校友工作制度，以各种形式与校友加强沟通，培养校友捐款母校意识，使校友对母校的贡献在大学的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三是重新审议基金会设置章程，大学要掌握基金的运作规律，保证大学资产的不断增值。四是捐赠机构应该做到高度透明，否则的话，校友不愿意出钱和出力。

面对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差的严峻形势，全面协调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把质量放在首位就显得更为必要了。正如教育部2005年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所强调的：要实现高等教育工作重心的转移，在规模持续发展的同时，把提高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需要，更是高等教育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什么是高等教育的质量?高等教育质量是指高等教育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质量标准必须多样化，不应该用学术性作为惟一的标准来衡量各种类型的高等学校，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规格的需要多样化。但是作为教育的一个层次——高等教育，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统一的质量要求，各种类型的学校也必须有大致统一的质量要求。达不到这些要求，就是质量不合格。而要达到这些基本要求，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诸如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造平等和谐的学术氛围，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等等。但必要的师资及教学设施、设备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正如德洛尔所说的那样^[7]，“每个国家应不时地在教学方法、内容和管理方面改革它的教育制度。然而，不论这些改革有多深入，学校教育均会将其现有的主要功能保留到下一个世纪，而它的生存发展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保持其‘质量’和‘针对性’”。

1983年召开的世界大学校长讨论会，一致认为理想的大学毕业生应具备三条标准^[8]：（1）坚实的专业基础，并掌握所攻读的学科的方法论，方法论比专业更为持久；（2）具有把所修学科知识同实际相结合的能力，以及同其他学科的成果相结合的能力；（3）大学毕业生，不仅要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专家，而且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能运用他们的知识进行国际交流。

仅从教学的硬件考量，防止质量滑坡，是当前的主要倾向。

三、全面协调高等教育的结构，不断提高适应性

当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目标是：

第一，按照全国性（面向全国招生）、区域性（面向大区或数省招生）、地方性（面向本省、本地区招生，个别特殊专业也可面向数省招生）三类不同的服务覆盖面来规划学校布局。前两类学校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直接管理或与省级政府共建、共管，后一类学校由省级政府管理。

第二，按照社会对人才规格需求的差异性建立起合理的高等学校类型结构：少数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学校；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学校，主要承担本科教育任务，其中部分学校适当承担研究生教育；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主要培养在第一线从事生产、服务和管理的各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其中，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主要培养中小学教师）。

第三，逐步形成综合性院校（文、理、工、农、医等各大门类学科较为齐全的学校）、多科性院校和单科性院校较为合理的布局。

1.协调层次、类型结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www.xing528.com)

培养人才的层次、类型和规格都要多样，这既是知识经济本质特征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我们这个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发展中人口大国，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和高等教育的现实状况与这种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培养人才的类型、规格比较单一，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弊端，这种弊端又是与我国传统文化中惟理论是尊，“卑薄技术为不足道”（毛泽东语）的消极影响分不开的，因而克服起来也就更为困难。例如高等教育中的盲目追求“学术性”和“升格风”屡煞不止就是其典型表现。

近期，教育部高教司召开了一次理工科各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到会的都是各专业的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他们通过大量的调研，发现很多学校都是在近年高等教育扩招过程中，增设的相关专业，其实很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开设相关专业的师资条件和设备条件，也不知道如何去办相关专业。这表明目前高等学校发展模式趋同现象十分严重，究其原因：一是对于“大学是什么”、“如何办大学”缺乏足够的认识，社会盲目崇拜大学与学历，对带来的实际后果考虑不多。二是政策导向有问题。“211工程”原计划选择各类型各层次顶尖学府，现在却都是重点大学，从而引导大学走向同一模式。三是学校管理者缺少自己的个性。重点学校模仿国外大学，普通院校模仿重点大学。很多专科或高职校不顾条件上本科，本科院校上研究生教育，单科或者多科学院追求综合化。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尧学于2004年7月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文章指出：工程教育定位不准，各类学校工程教育缺少分类指导。重点高校普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工程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不足。许多高校工程教育在趋同，特色逐步在消失。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方面社会急需高级技能人才，即所谓“银领”人才，另一方面，职业技术学院则出现招生难、毕业生就业难。原因何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高职教育的大定位不正确，往往都是按普通高等学校的模式培养人才，办成了本科的“压缩饼干”。一些办得稍有成绩的学校，就忙着要“升级”，改办普通本科院校。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一再强调^[9]：大学要办出特色。他说：“现在的大学，喊出的口号都一样，‘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重点大学都这么提；连校训都差不多，‘求实、严谨、创新’，无非这几个词；很多学校盲目攀比，追求高、大、全，中专改大专，大专改大学，大学有了本科招硕士，有了硕士招博士，有了博士办博士后流动站；所有的‘学院’都要改名变成‘大学’；所有的学校都是知名大学，都向学术型转变。”“千校一面的趋同化倾向令人担忧”。纪宝成认为，政府、社会的导向以及各种有失偏颇的评估体系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演化，“社会评价就在向‘高、大、全’引导，而非鼓励大学办出特色，办出层次”。“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多层次、多样化的，真正对政府、社会和下一代负责的做法是每所学校都能科学定位，包括学科领域、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和规模、办学目标”。“任何层次都能办出特色，办成一流”，纪宝成还认为，“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的今天，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规格应是多样化的，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评估也应有多样化的评估体系，只要办出成绩，就应得到社会的褒奖，这才是一种良性循环”。纪宝成说，这样才能为社会提供多种选择，满足受教育者的不同需求。“我们不能把眼睛仅仅盯在培养高端人才上”。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条件下，要有多元化人才培养的责任感和质量标准，要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和评估标准，这样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就能多元化，每所高等学校也就各安其位。“卫星要上天，马桶也不能漏水”。中国的工程师是世界上最多的，但中国的马桶漏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连如此低层次的技术问题都解决不了，培养高技术人才从何谈起?

2004年，美国《经济学人》周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英国满街都是大学生》的评论文章，总结英国发展高等教育的教训时指出：英国高等教育的症结与其说是扩张问题，毋宁说是“学位膨胀”问题，即大学（本科）毕业生越来越多。这一问题始于1992年，当时的保守党政府批准工学院改称大学。理工学院本来是只属于各郡的地方性职业专科学校，现在都成了大学，使大学学科突然增加，却又大部分价值含糊，消灭了纯职业进修学校与学术性大学之间的分工意义，摧毁了高等教育制度的一条重要支柱。这种（学术性的大学与职业性的院校）“统一”趋势令英国高等教育遭受灾难性的影响。文章还指出：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念大学（指学术性大学——引者注）。对一些人来说，勉强念大学反而是浪费时间。

美国比较成功的经验是：提供大量社区学院，作为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底层基石。社区大学提供收费低、课程灵活、以就业为目标的基础大学课程。美国人念完社区学院后，可以去就业，也可以报考大学。

周济部长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总结会上指出：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人的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各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是分层次、多类型的。不同的大学要有不同的目标定位。从国家利益看，必须要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与合作的需要。但对大多数大学而言，需要根据自身的历史背景、环境特点、学科特色、资源结构等实际情况，制定本校的发展战略规划，不能盲目地追求“大而全”。

英国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我们虽然不至于“满街都是大学生”，但注意全面协调高等教育内部的层次、类型、结构，防止学位（包括学士、硕士、博士）贬值，则是当前要注意和防止的一种倾向。

2.协调办学结构促进民办高校适应高等教育持续发展要求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最近指出：要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单靠公办高等学校是远远不够的。今后高等教育的增量部分将主要靠民办高等教育来实现。

近年来，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势头很好。截至2004年，具有独立颁发毕业证书资格的民办高校228所，比《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的2002年增加95所，增长71.4%。民办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139.63万人，占普通高等教育的10.47%，比2003年提高3.16个百分点。

教育部安排2005年工作时，把推进办学体制的改革，特别是要促进民办教育的积极发展和规范管理作为重点之一。为了体现这个重点，2005年3月24日，教育部新批准设置了15所民办本科高校。而在这以前，教育部一共才批准了9所民办本科高等学校。

上海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的措施，反映了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上海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0%，进入了普及高等教育阶段。但它仍然为了发展民办教育，鼓励企业、个人等以各种形式举办普通高等院校，争取到2010年新增10～12所民办高等院校，在校生达到10万人左右。

上海市2005年3月专门召开民办教育工作会议，作出几个决定：设立每年4000万元的民办教育发展专项基金，用于民办高校的科研投入、特色学科建设和民办中小学的课程教材改革，并奖励一批社会声誉良好、办学有特色的学校。预计今年该项基金投入将超过5000万元。把“同等待遇”、“一视同仁”落实到位，四项举措深化民办教育改革：一是将实行民办教育投资主体多样化，积极倡导多方出资联合办学或多元投资合作办学，发展混合型办学体制；二是改制一些区政府和行业举办、目前办学难以为继的高校，为民办学校或多元投资体制的学校，采取国有企业收购或民营企业接盘的方式，尝试引入社会资金，并在民办教育有关政策的指导下，审慎地进行；三是鼓励学校重组合并，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鼓励、支持民办学校结构重组，资产转让；四是进一步提高民办学校“准入门槛”，吸引社会资金举办高水平、高标准、高层次、高效益的各类民办教育。

为了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上海还决定，三所民办高校试行自主招生： 2005年三所民办高校首次试行自主进行入学测试、自主确定入学标准和自主实施招生录取的自主招生。此前，有10多所民办高校申请参加2005年的自主招生试点，市教委在组织专家进行反复评议后，最终上海杉达学院、上海建桥职业技术学院和上海新桥职业技术学院等三所高校因有较好的办学声誉和较为合理的招生方案设想而脱颖而出。三校表示将公平、公正、严格、规范地进行招考工作，并在招生计划、政策规则、招考程序、录取办法和咨询监督等方面实现透明、公开。录取时，学校将以学生参加学校入学考试成绩为主要依据，但不是惟一依据，同时还要参考中学的推荐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情况。通过这一试点探索，为高校招生从“分数决定一切”向多元综合评价转变作出探索。这三所学校的自主招生工作将从3月启动，4月全部完成，上海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参加，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6月进行的统一高考。这既是高考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是对民办高校的有力支持。

3.协调区域结构加强西部适应大开发的要求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东西部发展的差距有扩大之势。为了实现中央开发西部的大战略，必须加强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此，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教育部于2001年6月13日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知》，并于2001年7月10日召开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重点建设高等学校座谈会”。从2001年7月开始，原14对学校， 2002年增加师范类3对学校。目前共有17对院系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支援活动，成效显著。

受援学校的思想观念得到更新，学校的管理水平上了新台阶；受援学校的学科建设有了可喜的进步；受援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速度得到快速发展；受援学校的学术气氛空前活跃，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从干部队伍上支援西部学校。除对口支援双方互派干部进行短期的到对方挂职锻炼外，有的学校还将自己的优秀干部调往受援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12月对口支援有关项目数据如下：支援与受援学校签定各种协议101份；支援学校派到受援学校任教教师341人次；受援学校接受支援学校资金481.7万元，价值1120.95万元的仪器设备，价值10113.8万元的软件，价值165.44万元的图书；支援学校到受援学校挂职锻炼14人次；受援学校到支援学校挂职锻炼53人次；支援学校在受援学校举办文化交流、报告会、讲座等417次；支援学校接受受援学校保送硕士生243人、博士生28人；支援学校接受受援学校进修、访问学者及短期培训402人次；共同承担省级科研项目19项、国家级项目25项；支援学校接收受援学校本科插班生369人；支援学校领导到受援学校访问222人次；受援学校领导到支援学校访问242人。

教育部在2005年的工作要点中又提出：教育部和西部每个省区重点共建一所大学；支持每一个地级市建设一所高职院校。

四、全面协调学科、校园布局，注重办学效益

回顾历史，高等学校办学不计成本、不讲效益是各国普遍的现象。直到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这种状况才开始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家库姆斯写了一本名叫《世界教育危机——80年代的观点》，分析了这种变化的状况。他在书中指出高等学校热衷于追求高层次而浪费资源的“五条规律”。但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政府投资的减少，使得“危机”出现，导致这种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现象再也继续不下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采取“包下来”的政策，高等学校办学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熟悉的“条块分割”、低水平重复办学、学校规模太小、学科设置过于单一等等，就是其典型的表现。

为了克服这种办学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我们大力进行了办学和教育体制改革，其中的主要方式就是学院进行合并。截至2004年底，已有964所高校（其中普通高校619所，成人高校345所）经合并调整为405所（其中普通高校354所，成人高校51所），净减559所。2004年我国高等学校的平均规模已达到7966人，远远超过了美国的3621人，日本的2492人，俄罗斯的2089人，德国的5143人。

院校合并为提高办学效益，为多学科交叉，提高学术水平，培养综合素质人才，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但是，基础并非建筑，可能也不是现实。应该肯定，有不少合并院校，正在这个基础上盖起理想的大厦，把可能变为现实。但是更应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不少院校合并后并不如人愿，与合并的初衷相距甚远。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有的合并院校“专业学科重复较多，互补性很差”，“在同一个学科领域中形成各具特色的不同发展方向，加之校区分散，学科专业资源不能集中调剂和合理配置，引而学科之间不协调、不匹配，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山头’”，“合并院校校区多、区域分散，增加了办学和管理的难度”。

院校合并后，如果原来各校设置的学科（专业）形成各自的“山头”，加上校区多，区域分散，必将增加学科交融的难度，增加管理的成本，从而导致办学效益的下降。

周济部长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单校区是福，要尽量避免多校区的局面。即使不得已有了多校区，也必须集中力量建设一个主校区。这样，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有利于学科的融合，有利于学校的管理。”他还介绍：“浙江、辽宁创造了一条很好的经验，要坚决推行校园置换，有所得、有所失，轻装上阵，快步前进。”这是符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路子。只有坚决按照这个路子走，才能防止资源浪费。

五、全面协调校、院、系职权，适应建设跨学科团队的要求

在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其基本特征之一是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全国集中在教育部，学校集中在校本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高等教育的集权制正在发生变化，学校的部分管理权限正在下放给院、系。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特别是那些合并院校，这种放权趋势更为明显，在一些同志的心目中是以美、英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为借鉴的。应该肯定，这种改革有效地克服了原来管理体制中过分集中的弊端。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个度。全面协调校、院、系的职权，掌握好这个度，是当前这项改革所必须十分注意的问题。

放眼世界，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经费的紧缺，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开始出现所谓“横向管理纵向化”的改革趋势。这种趋势发端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后来又波及英国的牛津大学等。

哈佛大学是一所包括法、商等11所学院在内的综合大学。它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种分散管理的政策，允许每个学院制定自己的政策并负责自己预算的制定和资金的筹措。但是，自尼尔·L·陆登庭于1991年担任校长之后，便一直致力于改变这种过于分散的状况，努力把这11所互不联系的学院组成较为统一的大学。陆登庭认为，这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所必须进行的改革。首先，现在许多大学都面临着削减预算的问题，把各学院组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实体可以更好地控制成本和分配资金。其次，是建立一种必要的机制，鼓励各学院之间更多地进行合作，促进教师把注意力放在国家面临挑战的五个主攻领域上。它们是：环境研究、公立学校教育、保健、职业道德和价值、智能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目前正在迅速成长的热点学科领域。这位校长还认为，主攻这些目标会增强美国在世界新舞台上的竞争能力，从而也将有助于维护哈佛大学作为国家领头大学的威望。哈佛大学的这项改革，获得了大多数教授和学生的好评与认可。

牛津大学也进行了类似哈佛大学的改革，即大学的中心权威在加强。众所周知，牛津大学内部管理实行的是自治制：各个学院在组织和财政方面与大学独立；每个学院都是一个小社会，俨然像一个小家庭。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大学作为一种中心的权威正在加强。进行这种加强学校中心的权威的改革，是出于以下四个原因：其一，世界在缩小，统一的压力在增大，学院的自治正受到削弱；其二，实验室仪器越来越精密复杂，越来越昂贵；其三，越来越多的学生到别的学科系去完成学业；其四，牛津大学的视野正在扩大。从哈佛到牛津进行的这场改革，都是为了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综合化趋势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要求，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1999年9月15日，时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周济院士，在接受国际制造工程师协会颁发的“大学领先奖”奖牌时曾发表这样的体会：学科要争一流，要出大成果，仅靠一个教研室或一个研究室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在大学科的概念下实现跨教研室（研究室）、跨院系、跨学科乃至跨校、跨国际的联合，走国内、国际联合之路。

走跨学科联合之路，对我们的许多合并院校来讲，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首先要坚决按教育部的要求，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结构、统一制度、统一财务和统一规划。在实现这五个统一的基础上，使多校区走向集中，为发挥多学科融合的优势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根据已有的经验，“磨合”就是“摩擦”。过多地犹豫，过多地考虑安排干部，把学院越分越小，专业重复叠加，就会滋生“小作坊”，导致山头林立。这也就背离了院校合并的初衷。

总结世界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育部已明确提出，要推进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消除各种不必要的行政壁垒，搭建科技创新大平台。要克服学校现有的院系管理组织的弊端，打破人才部门和单位所有的壁垒，打破影响团队形成和发展的制度壁垒，探索和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凝炼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和构筑基地的机制，组建一批多学科集成的创新团队和创新群体。

要大力推进创新团队建设：没有大团队，就不能搭建大平台、争取大项目和取得大成果，就不能造就学术大师、多出快出人才，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也难以提高。

经验表明，学术大师加创新团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战略抓手。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更应着重培养和造就创新团队，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创建团队上。这方面搞得好的话，高校就会出更多的创新成果，教师队伍建设也会有一个新的局面。

当前高校还普遍存在着力量分散的问题，单干户、夫妻店、父子兵、小作坊，无法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自然也很难提高学科水平，难以出“将才”和“帅才”，也培养不出大批人才。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用特别的努力、举措和办法，改变这一状况。为此，必须推进基层学术组织的结构性改革。

周济部长在第二届中外校长论坛的总结讲话中，特别强调进行基层学术组织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他说：高水平大学必须承担起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的任务。但是总的来看，科研这个中心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只有把科研提高到世界水平，才能真正吸引优秀人才，培养优秀人才，才能真正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能够适应当今世界大学和经济、科技结合日趋紧密的趋势，大胆地进行高校科研体制的改革和科技创新，就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形成体制性、结构性的优势，不仅将有力地促进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且能够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营造更加宽广的舞台。我们必须有勇气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一次领先性的探索，这应当是实施二期“985工程”的一个战略突破口。在实践中，关于基层学术组织的结构调整，已经形成了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院系管教学、所室管科研。大学内部的教学和科研体制，过去主要是以教研室为主，不利于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创新。现在很多高校已经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创新性和探索性的工作。比如在院系内部，建立了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研究机构，提高了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缺点是缺乏承担大的科研项目和创新工程的实力。

第二种模式，是在院系的体制之外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进一步形成更大规模的科研组织模式。比如设立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建设一些多学科的研究中心，正如我们正在建设的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这个体制的基本特点，是一种矩阵式、网络化、柔性化的结构，教师和研究生都是这个网络结构中的一个结点，既属于纵向的院系结构，又属于横向的研究基地。今后，“985工程”和“211工程”的主导方向，要通过整合资源，迅速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团队，使之在2～3年内有能力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并获得国家更大投入，形成研究型大学的良性发展机制。

第三种模式是产学研结合，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建立科技创新和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发达国家的许多大学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例如华威大学、奥斯汀大学、巴黎十一大学、柏林工业大学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我国大学有直接参与科研成果转化和知识服务的经验，这种模式也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优势。当前产学研合作新的趋势是从零散的、小型的、短期和项目式的合作转向系统的、有规模的、中长期的和机构性的合作。一些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高校联合建设重点实验室、设立思想库，大型企业和高校建立了联合研发中心、签订了长期科研合作合同等，这也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发展、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不断深化产学研合作，这既是高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主要途径，也是高校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六、以人为本是科学高等教育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学人才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包含三层含义：在自然层面，强调对人的尊重，满足人才的合理要求；在社会层面，强调为人才的发现、使用、成长和评价提供良好的环境，促进人才的创新活动；在精神层面，强调对人才的理解、尊重和关心，激发人才的创造力。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应该是科学高等教育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高等学校还肩负着发展科学文化和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能。但是，它们的开展也不应脱离培养人这个根本任务。为了完成上述根本任务和重要职能，必须要吸收人才和用好人才，即建立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

教育以人为本必须坚持“两个为本”。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教育事业所追求的崇高目标。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培养和塑造人的事业，教育工作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就是要坚持“两个为本”：一是坚持学校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衡量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败标准，最终就是要看是不是有利于受教育者的发展；二是要坚持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高校要以超常规的热情、超常规的投入、超常规的举措来抓人才工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以学生为本”是现代教育的主题。“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现代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已经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任务，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考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耶鲁大学以人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外具有代表性，耶鲁大学的人才培养战略无不渗透着“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选择生源时关注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多方面的潜能；在培养过程中充分注重青年人的生理、心理成长规律和特点，既尊重学生的选择性，又有“导师制”和一支由高年级学生兼职的辅导员队伍在关心、指导和影响学生。250个学生社团，住宿制学院的“准家族”生活，超一流的运动设施，随时为学生服务的医疗、心理和就业咨询中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

【注释】

[1]《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第280页。

[2]同上，第282页。

[3]吴克民：《大学生就业冷背景下大学热的经济学分析》，《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4]沈华、沈红：《我国教育个人收益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5][美]舒尔兹：《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6]《中国教育报》，2005年2月5日。

[7]雅克·德洛尔：《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第196页。

[8]1996年发表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9]《高等学校要努力办出特色——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综述》，《光明日报》2004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