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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转型高校新增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时间:2023-03-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地方转型高校新增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制度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李小红唐茂林当前,我国高度教育处于转型期,全国新设专业增幅较大,这进一步促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并把地方性高等学校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1]。开设新专业是地方转型高校求发展的战略举措,而新专业往往是教学建设中的薄弱地带。

地方转型高校新增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地方转型高校新增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制度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

李小红 唐茂林

当前,我国高度教育处于转型期,全国新设专业增幅较大,这进一步促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并把地方性高等学校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周晓兰、唐茂林、李小红,2007)[1]。从研究生学历教育看,2011年,全国一级学科博士点共100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共3806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1)。从本科学历教育看,2010年,全国有84所院校新增14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本科新专业(如物联网工程、能源经济等)。2011年,各地方高校均大幅增设专业,例如,江西省16所高校新增44个专业,其中,包括南昌大学金融学、江西农业大学网络工程、江西理工大学日语等(江西省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2011)。

本轮次地方高校扩张依然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反应,是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高校转型的典型写照。学科、专业发展可谓“更高、更快、更强”,地方高校不断取得突破和跨越,进一步完善了学科门类齐全、多层次、多种类的人才培养体系。在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中,地方高校办学规模迅速扩大,从单学科向多学科转型,从教学型向教学研究型转型,本文称这样的高校为“地方转型高校”。开设新专业是地方转型高校求发展的战略举措,而新专业往往是教学建设中的薄弱地带。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从规模发展转向内涵建设,地方转型高校必须高度重视新增专业的建设工作,提高新专业办学水平与质量。跨越式的增设新专业,在人才培养上,地方转型高校如何保障质量?将面临哪些问题?其原因是什么?如何应对?

针对转型高校的新增本科专业,本文结合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从专业制度视角,从地方转型高校层面,结合事件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应用制度理论、资源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全面质量管理和战略管理等理论,探讨新增专业的缘起,剖析人才培养质量面临的问题,前瞻性提出专业制度转型的思路。

一、高等教育转型:新增专业的缘起

高等教育的本质就是建立在普通基础教育之上的专业教育(顾明远,1988)。学科专业作为一种建制,一种知识生产、传播与分配制度,一种人才培养与管理的制度,还规定着知识范围的边界,规定着教育资源的分配,规定着人才培养模式。正因为如此,我国不断进行专业调整,以重新配置教育资源,寻求卡尔多改进或者帕累托优化,新增专业是专业调整的重要战略举措,是高等教育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

1.我国高校专业调整历史的制度分析

大学学科专业是高等学校根据社会分工需要而划分的学业门类;从学校内部角度看,大学专业是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的一种组织形式。大学专业设置和调整既是高等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更是一国经济体制和教育管理模式变换的直接体现,是政府、大学和市场三者互动的结果,一方面要突出市场对专业人才培养的导向功能,另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在专业设置中的宏观调控功能,大学则应依法发挥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中的主导作用(汪晓村、鲍健强等,2006)[2]。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学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的历史演变表明,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大学专业设置和调整具有不同依据和特点,如表1所示。

表1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专业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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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49—1978年高校专业调整。新中国成立后(1),国家直接引进和参照前苏联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建立了一套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1952年开展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以行业为标准,设立专业学校,偏重工科、师范教育,财经、政法等专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2)1979—1999年高校专业调整。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有了开放的姿态和全球的视野,开始从前苏联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中摆脱出来。这一时期,国家对大学本科专业设置先后作了三次大的调整(杨英顺,2005)[3]

第一,1987年底国家颁布了修订后的本科专业目录。专业种数由1980年的1039种减少到671种,加强了薄弱专业和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增设了文科、财经、政法类等长期比较薄弱的专业,增强了人才培养的适应性。

第二,1993年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形成了体系完整、比较科学合理、统一规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学科划分为11大门类,下设71个二级学科门类,专业种数由671种减少到504种。这次调整使专业设置开始以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作为基本依据,突破了与行业、部门相对应的传统模式,成为我国大学专业设置科学化、规范化的标志。

第三,1998年的专业调整,目的是使学科专业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改革开放的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及教育的发展趋势,改变高等学校长期存在的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专业门类之间重复设置等状况。经过调整,增加了管理学学科门类,共设11个学科门类,71个二级学科,专业数量由504种减少到249种。这次调整突出的特点是按照学科设置专业,强调了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

(3)2000年至今高校专业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从制度变迁看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阶段走向大众化教育阶段,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正处于转型期(周晓兰、唐茂林、李小红,2007)。在转型期,专业设置的市场导向功能在加强,对专业设置和调整的影响越来越大。2000年提出《关于近期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几个具体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2001年教育部又颁布《关于学科专业调整的原则性指导性意见》。2002年,教育部授予北京大学等6所高校本科专业自主设置权,这是对高等学校专业设置的一次重大改革,也是对我国本科专业设置中长期存在问题的一次重大突破。2010—2011年,学科专业又一次进行重大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专业调整的突出特点是专业种数明显下降(图1),更加侧重新兴学科,专业口径不断扩大,市场导向明显,学校自主权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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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校专业调整

数据来源:根据杨英顺(2005)数据绘制

2.新增专业是地方转型高校顺应当前经济社会转型的战略举措

高等教育转型与经济社会转型是互动发展的,而社会转型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我国高等学校是由若干不同学科专业组成的集合,它根据学科专业进行招生、组织具体教育教学活动、进行教育教学管理、分配基本的教育教学资源,并且按照学科专业指导毕业生就业。地方转型高校主要通过学科专业将高等教育结构与社会行业结构、人才市场结构直接而紧密联系起来,同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人才市场结构的发展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着地方转型高校学科专业的设置和调整变化。

新增专业是地方转型高校顺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措施,专业结构调整出现了超越学科限制、以社会需求特别是以地方性需求为导向进行改革的新势头,高校一方面着重培养学生的宽口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又灵活寻求专业方向与社会需求的强对应性(袁东华,2007)[4]。新阶段的专业调整从以政府行为为导向转向以就业为导向,以学科为中心转向以市场为中心,尤其倡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倡导宏观管理力度增强与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提升的辩证结合,专业设置的“宽口径”和培养方向上的“对口性”的辩证统一。这对高校人才培养制度提出了新要求,专业设置的这种跨学科的倾向要求地方转型高校必须改变过去那种高度分化、相互独立的教学机构设置体制,而要加强校级管理的调控能力,使学校能够对全校学科进行有效协调。

二、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中新增专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原因

从高校发展的制度变迁看,专业的存在是学科分化以及社会分工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分化水平和社会分工的状况。而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以转型过程中(钱颖一,2010),地方高校在转型过程中其新增专业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不可避免面临一定的问题,诸如新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及教材建设、教学场所建设、教学仪器设施建设、图书资料建设等,严重影响了新专业的建设质量与水平。这些问题是两个突出问题“大而全问题”和“趋同问题”的派生问题,地方转型院校新专业建设尤其如此。

1.新增专业的“大而全问题”

目前,地方转型高校中普遍存在着类型不清、定位不明、盲目追求“大而全”问题。这不但造成了高校分工较乱和教育资源浪费,而且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相脱节,已经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十分头痛和棘手的难题。

从资源依赖理论(Pfeffer、Salancik,1978),我国高校追求“大而全”和办学层次升格的实质是办学资源的竞争,即是说,当规模、类型、层次成为赢得办学资源的约束条件时,争招生指标、争升格、争合并的行为就不可避免。从制度理论(North,1980;Scott,2001)看,值得反思的不仅仅是地方转型高校追求“大而全”,还有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办学资源配置制度及其导向的合理性。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资源配置规则及其政策导向是导致我国高校模式单一、特色不强、发展目标大同小异和盲目追求规模扩张的主要原因。

第一,集权式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导致地方转型高校办学自主权至今没有完全落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通过“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等方式,推动了高等教育管理重心的下移,初步建立了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以省级政府统筹协调为主的新体制,形成了“国家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陈厚风,2004[6]。但是,由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转变还没有完全到位,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只是由原来的中央集权变为中央与地方分权或有限度的地方集权,致使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难以真正落实到位,从而导致学校人才培养制度遇到“玻璃天花板障碍”。

第二,以规模为标准的经费拨款模式,导致高校扩张的财政动因明显,结果是高校盲目追求“大而全”。我国政府教育部门对高校的拨款一般分成两大块(王寰安、张兴、包海芹,2003)[5]。一是教育事业费采用“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二是学校基本建设投资。在以规模为标准的教育经费拨款模式下,高校在校学生数是拨款的基本依据,以学生数作为单一的政策参数,依据前几年的生均综合支出水平、经费开支情况来确定高校经费需求量,实际上使成本越高的高校获得的财政拨款越多。在综合定额一定的情况下,高校获得的经费往往取决于各校的规模,而没有体现高校之间在资源利用效率与社会效益方面的差别(2)

2.新增专业的“趋同问题”

以行业类别设立高等学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传统,也说是计划经济的一个特征。我国普通高等院校除综合性大学之外,还有理工、农业、林学、财经、语言、医药、艺术体育八大单科类院校。地方转型高校的扩张从学科门类看,主要是单科类院校向综合性、多学科性转型,专业调整主要表现为新设专业,属“增量调整”,导致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趋同,专业趋同是制度趋同(Mayer、Roman,1977)的表现。

第一,作为制度的大学在大众化过程中,规模扩张导致从专业设置上来看,不少单科性院校实际已经是综合性大学了,大学趋同问题突出。从雷同的程度来看,可以发现,林业类院校无论是非类专业比例还是高雷同性非类专业数都是最高的,紧随林业类院校就是农业类院校(俞俏燕、邬大光,2007),如表2所示。(www.xing528.com)

表2 农业类院校趋同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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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10所农业类院校(不包括北京林业大学等10所林业院校)在1993年就有7所设有非农业类专业,到1998年上升为8所,到2006年上升为9所,因为其中1所(浙江农业大学)与别的高校合并重组为新的大学,所以实质上到2006年全部都设有非农业类专业。从1998年开始,农业类院校一直在以较快的速度增设非农业类专业(3)。新增设的雷同专业主要是投入少的文科和管理类专业。究其原因,主要是高校经费短缺,经济管理专业的成本低,容易进行规模扩张(俞俏燕、邬大光,2007)。

第二,相对单一的教学评价制度导致地方转型高校目标趋同、发展同质。为了加强对高校教学质量的监控,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行政部门陆续开展了高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优秀评估和随机评估。但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学校类型和层次日趋多样化,加上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起点不一、条件各异,单一的评价体系和评估标准也很难用来衡量不同类型的高校(肖全民,2008)[7]。诸如生师比、教师队伍的学历、职称、年龄结构、大学英语四六级等级考试通过率等就不能用一把尺子来衡量;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教育质量与精英教育阶段的质量是不同的,决不能用精英高等教育的标准来衡量大众化阶段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另外,公立高校与民办高校、重点高校与非重点高校、普通高校与高职高专、全日制高校与成人高校的特点也各不相同。这样“一刀切”的评估制度当然会导致专业趋同。

三、地方转型高校新增专业的制度建设

地方性转型高校开设新专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制度是根本。要强化制度建设,突出解决学科专业“大而全问题”和“雷同问题”。

1.培育制度主体,促进学科制度转型

形成多方多层次的学科制度体系,这是新增专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在作为制度的大学中,学科就是指“学界的组织”或“学术的组织”。学校的学科建设则一般包括学科的划分与设置、学科建制、学位点设置、学科门类、学科交叉、学科结构与体系等各种要素,抓好科研平台、实践基地、实验室等基本制度主体,促进校内外互动,不同层级制度主体的互动,实行“学校—学院—学科”二级机构三级管理,形成一套以学科为基本单位的学科制度体系。依据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North,1980),要改变多年来形成的学校只是一个单纯教学单位的普遍思维定势,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工作中的龙头地位,必然要经历一个遍及全校的从观念到行为、从制度到措施的调整和适应过程,不可冒进。

2.进行制度调整,重点解决“大而全问题”

地方转型高校应发挥比较优势,集中建设优势学科,带动提高相关学科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重点解决“大而全问题”。依据资源基础观理论(Barney,1991),地方高校围绕优势学科专业的支撑点,寻找合适的生长点,集聚新的增长点,形成以优势专业为主导以新增专业为亮点的优势互补、优势再造的学科群(李晓红、杜培军,2003)[8]。同时,对那些在学校整体学科构架中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尚较薄弱的学科,进行重组,必要时,进行竞争性淘汰。围绕优势学科专业,发展新增学科专业,积极组建省级以上的重点学科平台,积极建设实验室,要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整合科研力量,组织学术团队和教学团队,争取得到更多的办学资源。

3.强化制度差异性,重点解决“专业雷同问题”

地方转型高校应从制度上激励新增专业突出特色,以多样化制度(特色专业的特色制度)促进特色新专业多样化发展,执行差异化战略,地方高校要明确办学定位,走分类改革的路子,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重点解决“专业雷同问题”。依据差异化战略管理理论(Porter,1980),在人才培养方面,要依托学科特色设置课程体系、进行内容更新,力求在学生的知识结构上培养特色,使之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要依照具有特色的培养目标进行教学研究和改革,坚持以特色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以特色见水平,应努力在学校的特色学科方面形成科研优势,以具有竞争力的特色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的生产过程(李丹青,2004)[9]。而特色专业需要“特色制度”,新增特色专业需要特殊的或者优惠的制度安排,从师资、精品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实习基地建设等方面予以支持和倾斜。

4.强化制度执行,推进分权式学科制度

地方转型高校应切实执行新增专业的管理制度,将管理重心下移至各学科专业,采取重心靠下的分权式学科制度,完善高校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学科的主导地位,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这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最重要保障。目前的学科专业目录是以学科划分为基本框架,在学科之下垂直设置专业。学科专业制度包含着学科专业组织设计制度,高校组织设计与学科专业设置紧密相连。在“大学—系”管理层级中,为实现重心下移,按学科门类设院、按一级学科设系、按二级学科设研究所(室)和教研室,从集权管理走向分权管理(刘小强,2010)[10]。高校要根据应用导向和跨学科导向对传统的学科专业组织进行改造,打破人、财、物、知识、信息部门所有的制度,建立有利于资源流通、共享的机制和跨学科研究、教学和学习环境

四、本文基本结论:地方转型高校新增专业人才培养的制度分析框架

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制度视角的地方转型高校新增专业人才培养分析框架(图2),以总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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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地方转型高校新增专业人才培养的制度分析框架

从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看,地方转型高校新增专业是对经济社会转型的战略性适应。地方转型高校本身就是人才培养的制度安排,学科专业调整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地方转型高校的专业调整受到经济社会转型的社会制度(如正式的就业制度、非正式的人才培养观念等)、教育规制制度(如新增专业审批、质量规制等)、财政制度(如高校拨款、资金投入等)、评估制度(如评估指标、评估方式等)的影响。在考虑这些影响因素后,地方转型高校对新增专业作出决策——是否增设?涉及如何从制度上保障传统学科优势,提出新增专业特色,激励差异化发展。如何管理?涉及如何从制度上对新增专业课程建设、师资队伍、教学硬件(如实验室、实践基地等)予以特殊的支持和倾斜。处理好这两个问题,人才培养就不会面临突出问题。然而,在转型期,地方转型高校向内涵式发展转型,由于社会制度、教育规制制度、财政制度和教育评估制度也处于转型过程中,置身于这样的制度环境,新增专业常常不可避免地面临“大而全问题”和“专业雷同问题”。地方转型高新增专业人才培养要培育制度主体,促进学科制度转型;进行制度调整,重点解决“大而全问题”;强化制度差异性,重点解决“专业雷同问题”;强化制度执行,推进分权式学科制度。

参考文献

[1]周晓兰,唐茂林,李小红.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和路径选择——制度视角的文献述评[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164-169

[2]汪晓村,鲍健强,池仁勇,虞晓芬.我国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06,(11):32-37

[3]杨英顺.当前我国高校本科专业结构调整的特点与启示[J].高等理科教育,2005,(2):39-42

[4]袁东华.试论转型时期地方高校的学科专业建设[J].黑龙江教育,2009,(9):24-25

[5]王寰安,张兴,包海芹.中国高等教育拨款模式改革研究[J].江苏高教,2003,(2):9-12

[6]陈厚丰.我国高校追求“大而全”和“升格热”的外部原因及应对策略[J].现代教育科学,2004,(3):47-51

[7]肖全民.从教学评估谈地方院校新办专业建设[J].中国大学教学,2008,(6):79-81

[8]李晓红,杜培军.论高校新专业建设中的优势转换策略[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3,(3):17-19

[9]李丹青.学科建设:转型期高校发展的根本[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2):1-4

[10]刘小强.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制度:回顾、反思与方向——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制度改革的思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1):33-39

【注释】

(1)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大学的专业设置主要受欧美影响,以学科和学术为导向,职业和应用色彩很弱。专业设置始于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将大学堂的专业修订为经学、政法、文学、商、格致、工、农、医8大门类,开创了我国高教史上关于专业设置的先河(肖朗,2001;丛珊珊,2009)。在此期间,我国大学在专业设置上主要通过移植西方的教育体系而形成,在教育内容上包含了中学与西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等科目。

(2)另外,以办学规模为主要指标的大学综合排名,进一步误导高校片面地进行规模扩张和层次提升,刺激高校的财政动机,基于此动机,加速了规模扩张。

(3)从雷同的程度来看,林业类院校无论是非类专业比例还是高雷同性非类专业数都是最高的,紧随林业类院校就是农业类院校。需要说明的是,单科性院校向综合性院校的趋同现象在高校扩招之前就已出现,因而我们不能说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直接产物,我们想提醒的是,这在高校扩招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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